王若水 49年王若水的疑惑：毛泽东为何喜欢脱裤子戏

王若水简介:笔名车王，祖籍江西太和。他出生在上海。他4岁时，全家搬到湖南。抗战爆发后，他的家人逃到了四川。我高中在雅礼中学读书。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中共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50年起，历任《人民日报》理论组编辑、评论组组长、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哲学研究》杂志编委，辽宁大学名誉教授。他是中央纪委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裤子系在腰上，贴在腿上，遮住了前面的生殖器官和后面的排泄管，难免让贵族把它们当成不雅的东西。几百年前，英国绅士在谈论社交场合的裤子时，经常使用委婉语，如不可说、不可说或不可说。陈垣解释说:“当时上层阶级的神经太尖锐了，或者说都是伪主义之流。提到裤子，你就会想到，甚至会想到不道德的行为。”如果有些中国人，如鲁迅所说，一看到短袖就马上想到白臂、裸生殖器、性交、私生子，那么这些英国绅士的想象力是不够的，其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已经带着想象力跨过了一座大山。

20世纪40年代，这座山被中国现代的“龚宇”搬走了，“脱裤子”不仅笔挺地上了党报，还做了深度开发——先是从“脱裤子”到“甩尾”，再走向全面——“洗手洗澡”。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撰写、毛泽东修改的社论:《主义与裤子》。社论批评一些留在苏联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不碰自己:“他们高喊，人人都要洗澡，人人都要学游泳，但是在他们昂贵的身体下发生了一些问题。他们总是拒绝下水脱裤子。”“有些好心同志说裤子要脱，但只能秘密脱。在群众面前起飞不仅有害，敌人和反共分子也会在旁边拍手叫好。”在这里，“裤子”和“脱裤子”是比喻，“裤子”相当于遮羞布，“脱裤子”是表示羞耻。羞耻意味着教条主义。应该说胡乔木想象力丰富，这个比喻大胆、贴切、粗俗。

学者们说，延安改变了文风，把五四的现代白话文变成了革命白话文。后者的优点之一，是让“俗村话”毫无阻碍地进入“贵族”文学殿堂。最初导致文化人群有心理和视觉障碍的词语从来没有被用作禁忌...在过去，语言被用作粗糙的语言，政治保障的优势是通过“人”的概念获得的。”“脱裤子”就是利用这个优势进入房间。

“脱裤子”的粗鄙习俗源于生活。鲁迅说，他小时候听丫环阿昌讲过一个故事:“当龙毛占领这座城市时，我们也会被俘虏。兵来城外攻，龙茂叫我们脱裤子，在城墙上成排站着，城外的大炮放不出来。如果你想再放一次，它就会爆炸。”

王蒙的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学习三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成为北京高级商学院的最高校长。王蒙说，小时候，“爸爸妈妈吵得很厉害，大吵了一架。月经拿起一壶绿豆汤坐在煤球炉上，朝父亲扔去...还有一次三个女人一起冲向父亲，父亲的最后一招是真的把南皮龙塘土特产补上:把裤子脱了……”

从懵懂的丫鬟到北大毕业的海归，如此痴迷于脱裤子的力量，可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此深厚的文化，必然会在艺术上得到体现，赢得大多数人的欣赏。王若水是这样说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解放军入城后，一天晚上，北京市委在前德国驻东交民巷大使馆礼堂举行京剧晚会，毛泽东来看戏。在当晚的节目中，两人之间有一个赌局，“约定谁输谁脱裤子。当失败者输了又输，他就输了一条裤子，一条裤子。他已经起飞六七次了，终于起飞不了。”王若水纳闷:“毛主席为什么喜欢这种戏？”

虽然“脱裤子”只是一个比喻，但让人做梦是必然的。王若水感叹道:“当时考干部也叫‘脱裤子’。我不习惯。我以为有女同性恋在场。啊，这就是女同性恋对考试的要求吗？”

王若水的担心是多余的。对于那些经历过整风的知识女性来说，她们的神经元早已被训练得像老树皮一样厚，她们的脸已经被磨得像木乃伊一样瘫痪。“脱裤子”的语言对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所以，当艾思奇要求刚解放的知识分子“彻底脱裤子，摘掉最后一片遮羞布”时，他们不仅一点怨恨都没有，还很乐意教以前没脱裤子的知识女性。“脱裤子”只是开始，脱下来就是“剪尾巴”。在上面的社论中，胡乔木对那些“红教授”说:因为“他们在你的身体下面”，“他们要脱裤子才能看到”，每个人“尾巴粗细不一样”，切尾巴需要的“刀大小和血量”也不一样。所以，只有先把他们的裤子脱了，才能谈“刀割”。“裤子上有教条，这是教条和裤子的有机联系。谁要是真心想反对教条主义，那就要有一见钟情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

显然，这里的尾巴也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非常生动传神，进步很大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下大力气“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农民种在前房后面的庄稼、蔬菜、水果全部砍掉，多余的鸡鸭羊猪全部砍掉。这个比喻也有很强的再生能力，“翘尾”、“抱尾”、“露尾”都是“剪尾”而生的。

“裤子”与人的私处有关，“尾巴”与动物的四肢有关。“脱裤子”，虽然是情色，依然把人当人看，但“剪尾”、“翘尾巴”、“夹尾”和“秀尾”是不同的。它把人当成猪、狗、马、羊和猴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来了。考虑到这些知识分子没有受过整风运动的洗礼，神经不够粗，皮肤不够厚，就把“脱裤子”改成了“洗澡”。其实这里的“洗澡”就是“洗脑”——在公共场合，向领导、同事、学生解释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做自我检查和批评，并得到参与者的帮助。如果上级要放他走，大家都没有意见，这个“澡”就算是“洗”了。对于一些需要教育的关键人物，运动组织者发动积极分子对他进行再次清洗，并加大了“水温”“洗澡”的力度。如果被洗的人表现不好，就把他吊起来。

在社会语言学中，“洗澡”既是“脱裤子”的委婉说法，也是“甩尾”的逻辑延伸。

为了让这个“澡”洗出来，浴池的管理者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们演绎出了一系列巧妙生动的比喻。首先是“水量”，是洗大盆、中盆还是小盆。这里的“水”是指群众；盆，指会议；盆地的大小是指会议的规模和与会人数。一般来说，职位高的，比如校长、院长，洗“大锅”；洗位置低的“小盆”；适度洗“中盆”。普通教职工虽然不洗自己，但也不能闲着。他们必须摩擦洗过的。在具体的洗涤方法上，学校是不一样的。大多数学校规定问题不多的教授可以“小浴”。在清华大学，洗小盆的标准降低到讲师级别。

第二是水的温度。“冷水澡”不足以说明和批评，“温水澡”说明揭露批评不彻底，“热水澡”是给那些问题大、态度不好的人准备的。例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就洗了很多“热水澡”。

“洗澡”的效果与被洗者的心理承受力有关，最糟糕的是把人“洗”死——著名无机化学家、清华大学化学系系主任高崇禧，不忍在大盆里洗，与药同归于尽。7人在北大自杀。二是把人“洗”死。比如清华的华因为留着护照出国，被扣上了缅怀美帝的帽子，华受不了污蔑，决定去死。复旦的刘大姐夸口说上课去过欧罗巴，洗澡的时候暴露了，不敢面对，跳下黄浦江。北大的沈从文屡次失败，割喉后割腕。幸运的是，所有这些人都获救并幸存下来。周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但也不是他过不去的事。后来，毛泽东在他走出浴缸前为他说话。极少数顽固分子在体育运动后期被“吊死”，因为他们没有好好洗澡——在组织者眼里，他们成了衣服和帽子。

十年后，四清来了，因为有清账清仓等反腐内容，腐败是伸手的结果，所以“洗澡”加了“洗手”。又过了两年，“洗手洗澡”进入北京市委文件:“采用培训方式的优势:...方便老师洗手洗澡，坦白交代，有利于工作组意识到。”汉语的低俗化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