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 叶青：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

一个在国民党刑场上死里逃生的共产党员，最后却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死敌，这是历史的极大讽刺...

在中国革命史上，一些混在革命队伍中的不安定分子，甚至汉奸，最终被历史无情地消灭；在这些五颜六色的汉奸中，一些所谓的“高级汉奸”从以前的“革命先驱”变成了反革命先驱和“反共理论家”，成为了以反共活动著称的“学者”和“作家”。

不同于顾、项等人的突然兵变对革命造成的直接危害，也不同于张等人作为反革命特工隐退而名垂青史。曾经著名的革命先进人物任卓璇、郑，这两个人从革命中脱离出来，以“学者”的身份重新出现，以所谓“三民主义理论家”的身份载入史册，一直热衷于研究所谓“三民主义”。

尤其是朱莉娅，可以说是川剧中“变脸”的活生生的例子。早年赴法工作学习，与周恩来、邓小平一起组织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并担任中共驻欧洲支部书记。但他活着走出反革命刑场后，开始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充当重量级打手，以至于他的名字赫然列在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公布的第二批战犯名单中。

过去，我们很少“光顾”这些人物。事实上，从他们多变的人生轨迹中，我们可以总结和梳理出中国革命的许多经验教训。

刑场上的“冒险”:两个镜头，“死亡”和复活

任卓璇，字张琪，后人称“朱丽娅”，四川南充人。

此人早年经历符合当时普通革命者的共同背景:家境贫寒，少年时就读于农村私塾，后就读南充县中学，毕业后任教小学。他深受梁启超和《新青年》的影响，思想激进。1919年经张澜推荐，离开川北，考入北京高等法语专业博物馆，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0年，在时任四川省省长张澜的支持下，任卓璇前往法国，在里昂附近的一家钢铁厂当学徒，之后在巴黎附近的一家工厂当机修工。在此期间，他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接触了大量的思想和理论，他的思想逐渐从实业救国转变为无政府主义甚至社会主义。1922年，周恩来和陈延年发起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成立“青年会”。不久，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欧洲总支部的一员。中国共产党欧洲总支部成立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支部领导人之一，负责宣传，与周恩来一起办报刊杂志，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5年，任卓璇组织同胞在法国示威，支持中国的五卅运动。6月21日，他带领100多名中国人袭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遭到法国当局镇压。谈判总代表任卓轩等20余人被捕入狱。4个月后，任卓璇被驱逐出境，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柏林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卓璇从小就勤于读书，有在法国和苏联留学的经历，外语很好，理论掌握得很快，为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奠定了基础。到达莫斯科后不久，中国共产党支部成立，任卓璇是三位领导人之一，即中山大学支部负责人。据说因为他曾经担任过法国党支部的负责人，有相应的工作经验，所以按照先例成立了支部，但他以陈独秀为榜样，在支部实行家长制，支部委员余秀松形同虚设。1925年冬，王明等人来到学校，矛盾自然升级。王明与任卓璇发生了争论，任卓璇输给了王明，支部被迫解散。

1926年底，任卓璇奉命回国。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他很快在党内受到重用。他先是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后继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指导员。

以上是任卓璇前半生的经历。从那以后，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大不相同，人们也以“朱莉娅”的身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叛变过程是传奇的。

1927年底，由于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菲被捕，任卓璇被调往湖南担任省委书记、宣传部长，负责领导长沙的革命活动。那年冬天，任卓璇因背叛叛徒被捕，被判处死刑。一天下午，当局枪杀了“共产党最重要的罪犯”，10人被从监狱里提了出来，其中任卓轩是第七个。到了刑场，10人被依次安排，然后枪声响起，所有人陆续来到地上。任卓璇呢？枪响后，他感到身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打在地上，动弹不得，然后几声枪响从他的耳朵里穿过。倒在地上的任卓璇，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没死，补补他。”结果枪声响起后，它还是没打中钥匙。这时，刽子手已经从刑场撤离，而任卓璇已经不省人事。当晚，大雪纷飞，任卓璇被寒冷惊醒。突然，他听到有人说:“你还没死吗？”任回答:“没死，请补一针。”男子说:“我不是正式的家属。我是来‘剥鬼皮’的。我可以救你。你家在哪里？”任卓璇说:“我家在四川，在长沙有个表弟。”说着，男子挽起任卓轩，赶紧离开了刑场，并将其送到了附近的一个农民家中。之后，接到通知的表哥将伤者任卓轩送到了长沙湘雅医院，这家医院是由一家外国教会经营的。虽然他知道病人的来历，但为了“救死扶伤”，他还是全心全意地治疗。这是国民党“清共”在长沙留下的一段轶事:开了两枪后，一个共产党员居然活了下来。

落水后的灰色地带和灰色图形

在医院调养期间，正是“三路”走红的时候，任卓璇很快就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还在主政党内，先后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的暴动，但很快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下狱。奇怪的是，任卓璇第二次被捕后，就失去了以前的勇敢和英气。这一次，他彻底告别了共产党，走向了共产党的对立面。他对国民党长沙院副院长左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了！我将来会追求我的新生活。”什么样的“新生活”？在左的介绍下，任成为川军湖南第二十师的政治指导员，专门为国民党培养反共干部。历史上一直有一句妙语“早死一年是好人”——如果任卓璇之前死在刑场，那肯定让他烈士的名声大噪；碰巧运气造就了人。从那以后，“朱莉娅”这个词就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史册上。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党员投降造反的通知》，揭露“李、任卓璇、傅香仪等。卖党为敌，逮捕同志，破解政府侦探工作”。

《郑回忆录》中也提到“四川人任卓璇，在国民党的“清共”中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命运”。郑说:“任卓璇也是出身贫寒。他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典型人物。朱买臣式性格:家境贫寒的孩子，天资聪颖，肯努力学习，逐渐获得了大眼龙的赏识，然后升上了顶峰，因此忘记并鄙视自己出身的阶层。朱买臣抱怨后，他原来是个贪官。当代的“朱买臣”很多都是来革命的，但他们把革命当成了晋升的捷径。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人物，大多数都不靠谱。然而，任卓璇是一位老同志，也是“青年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赵世炎和周恩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驻欧洲支部书记后，他因领导法国的运动而被判处一年监禁。如此勤劳忠诚，我把他当成典型人物，比如同时代的炎、延年、若飞。过去党内也不是没有汉奸，几起大案多是汉奸所为，他们是被敌人伏击的间谍或者是自己叛变的。我们都把这些间谍视为“投机者”，他们和我们属于不同的种族。任卓璇是我亲族中的第一个叛逆者。一开始我们不相信湖南的报道。陈独秀表示愤怒。他说:“卓宣绝不会做这种事。不要诽谤他。“老人只见过卓宣的一两个方面。他按照过去的通信、言论和行动行事，把卓璇当成了我们这群工人。老人毫不怀疑我们中的一个能做这样的事。不幸的是，来自湖南的报道被证明是真实的。从那以后，我们对人有了新的认识。”

郑听了的话，可谓语重心长。在革命队伍中，像任卓璇这样的人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总结和警示。然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谜团，如何“爱家做贼”？或者说，当时的人有没有什么说不出的难处？笔者查询这个联名多年，最终在吴福辉先生《沙汀传》新垦书店一节找到了答案。

新垦书店是近年来中国出版史上著名的“红色书店”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卓越贡献，由四川共产党员杨伯开于1927年3月创办。杨还担任中共文化支部书记。朱莉娅当时也是书店的一员，被聘为总编辑，他的“学者”生涯就从这里开始了。在《沙汀传》的“新垦书店”一节中，“冯晴到上海后改名为朱莉亚，并在大兴广场与“新垦”的同事见面。他很爽快，讲了两次在长沙落网的故事:第一次落网后中枪，没中要害，被群众救了，治好了；他第二次被捕并自首。但他指责该组织没有听取他的建议，并坚持使用他的住所进行沟通。然后他说他只埋头翻译书面书籍。”

在湖南当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指导员后，朱丽亚回到了家乡，“自称将来脱离政治生活...做一个没有生活的农民”。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条出路。然而，他真的能忍受孤独吗？不久，朱丽亚到了成都，为他的老师、著名的民主人士张兰当秘书，创办了为期十天的《科学思想》杂志。他以“不再盲目相信主义”为名，意图“继续并完成‘一八九八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对意识形态世界的破坏和建设”——将意识形态革命进行到底”。换句话说，他将开始一个新的火炉。他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模棱两可，但却能迷惑当时的很多人。到了1930年，在朋友的邀请下，朱莉娅去了上海，加入新垦书店，从事编辑和翻译工作。据《沙汀传》记载，当新垦书店的几位促销员得知即将加入的冯晴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时，都表示反对，但杨伯开解释说，冯晴来上海时，中共四川省委点了点头。就这样，新垦书店的几个赞助商勉强同意了。“从此，朱丽娅加入了新垦书店。他在住处伏案写了一整天，又从南充带来一个年轻人周，照顾他的生活，为他抄写手稿。不管是吃肉还是吃蔬菜在Julia，都是要求和米饭一锅煮的。就连崇拜他的周，也无法忍受生活的简朴。他的迂腐成为大兴广场人们谈笑的基调，称之为“老夫子”。朱丽亚很快交出了翻译过的普列汉诺夫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等理论，他的知识显然优于其他人。《新沂》没有经过官方编辑。朱莉娅来了之后，他成了书店的总编辑。“此后，新垦书店不断出版了一批进步书籍，在社会上获得了一定的声誉。

1932年8月，正在进行“文化围剿”的国民党当局派“复兴社”特务搜查、捣毁上海进步书店，压迫出版业。“北新”“好朋友”等进步书店接连遭殃，杨伯凯担心“信肯”也会被查封，对和任说，想请朱丽娅拉关系，周佛海马上反对，于是就此事离开。后来，朱丽亚去南京找周佛海。当时周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文化事务。经过周的调解，“新垦”暂时平安无事，但书店里却出现了矛盾:任、决定脱离“新垦”，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周扬也支持他们离开。杨伯凯再三挽留，最后建议他们和朱丽亚谈谈。”这时朱丽亚独自一人住在胡同里的房子里，带着南充的弟弟妹妹帮他管理生活。他比刚到上海时富有多了。到了约定的时间，任并没有赶到。朱莉娅遇到沙汀时，他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书店的未来。似乎“北新”和“启蒙”不在他眼里。沙汀问他去南京发生了什么事，他明明明白提问的目的，却诡辩地说:“我被介绍给中央大学文史系的一个女学生。“那就说说你有多满意，等对方毕业后再结婚。现在双方交流讨论各自的学习。将来，他们会准备出版这两个地方的书，甚至结婚的费用都可以解决……”

以上是兵变后对朱莉娅少有的文字描述，从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个肤浅的印象:朱莉娅的兵变并没有与无产阶级革命彻底分道扬镳，其间还存在灰色地带。据坊间传说，1930年10月，杨开慧在长沙被捕，朱莉娅曾向何健提出建议，说“如果杨开慧能投降，总比千人投降强”。因此，审讯人员提出，只要杨开慧宣布与分离，他就可以获得自由，但他立即遭到杨的拒绝，杨英勇就义。事实上，杨开慧被捕时，朱丽娅已经加入了上海的“新垦”，埋头翻译书籍。他似乎有“缺席”的证据。

歧义与悖论:被称为“反共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兵变后的朱丽亚，尤其是他从创办《科学思想》到在上海文案的表现，很长一段时间以前，我们的记叙都说他打着“把思想革命进行到底”的旗号“宣传”了“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你为什么认定朱莉娅是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这要具体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和事后“宏大叙事”中的特殊表达。今天，“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案例得到了重新解释。换句话说，别说“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对错，就是就朱莉娅而言，他真的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吗？真正“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以此为荣的郑，并不把朱丽娅当作自己人。朱莉娅本人否认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有发生了几起著名的关于“托派”的诉讼。中共长江局王明认定陈独秀是“托派”和“汉奸”，并把朱丽娅也扯了进去。茱莉亚还雇了律师在报纸上澄清这件事，然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直到1939年，叶楚伧和中共宣传部部长潘公展才介绍朱莉亚重新加入国民党。当然，这个国民党和以前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大不相同。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朱莉娅在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在著名的哲学论争中，张与朱莉亚之间有一场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争。然而，在左翼学者看来，两者本质上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由于朱丽亚“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美誉，新垦书店和二十世纪接连承受不住压力，于是朱丽亚不得不退出，随后与郑组成“真理出版社”，后来创办了《时代潮流》杂志。其实，朱莉亚的色彩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他的“反共”作品与当时其他“反共”人士的作品不同，即他自称是“反共马克思主义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学术性”的，在形式上则称之为“不对立”。他声称“中国虽然不需要共产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仍然可以是一种单独的学术思想，是可以研究和应用的”，他还经常拿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在旁边引经据典，不惜咬着牙让人看得昏昏沉沉。这是人们还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在20世纪30年代的理论热潮中，很多人误以为他是理论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不仅因为他提出了许多看似“学术性”的问题，还因为他翻译了大量的问题，让他提心吊胆。

延安率先打击“毛主义”，掀起“批叶”高潮

“反共马克思主义者”朱莉娅，在抗日战争时期干脆成了“三民主义理论家”。

原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通过了《防止不同党派活动办法》。会后出现了“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宣传潮流，其中朱莉娅的言论最为突出。他召集一部分人发动了所谓的“三民主义研究和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当时国民党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发动的“反共”高潮也以他的理论为核心。朱莉娅也达到了他的“反共”理论的顶峰。他毫不含糊地宣称:“我认为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不能忽视共产党的底层主张。相反，我们必须从检讨开始，而检讨的结果应该是批评，所以很明显，作为其底层基础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需要。那么，应该用什么来代替呢？批判别人的主义，必须要提出一个主义，这个主义无非是三民主义。因此，我从批判性研究转向了建设性研究。所以我决定学习三民主义。"

朱莉娅的理论立即受到中共理论家的批评。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提纲》报告时说:“关于思想斗争问题，这两年，特别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洛茨基主义者朱莉亚，发表了许多‘歧见’，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反对真正的三民主义...他们说，实际上只有三民主义和国民党适合国情，但这是最不适合国情的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艾思奇、武利平先后发表文章，批驳朱丽亚等国民党“理论人才”的污蔑和攻击，形成了延安理论界对朱丽亚等人的批判高潮。

有趣的是，由于朱丽亚身上的一个偶然因素，“毛泽东思想”的想法似乎是自然而然地提出来的。原来，1941年，读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论新民主主义》等文章后，朱丽亚在重庆出版的《抗日战争与文化》杂志上写了一篇读后感想，并在文中首次提出了一个概念——“毛主义”。当然，朱丽亚想说的是，“毛主义”就是所谓的“中国农民”，也就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翻版”。毫无疑问，这是他对“毛主义”的攻击。1942年2月18日，延安理论家张汝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批驳了朱莉亚，但后来朱莉亚提出了“毛主义”，后来王稼祥等人又修改为“毛泽东思想”。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在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1940年，应国民党江西省省长熊式辉的邀请，朱莉亚赴江西参与指导“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并在国立中正大学任教创办“三民主义研究会”。他的影响到达了邻近的省份，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1942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和战地青年训练团团长康泽分别邀请他们回京加强“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在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和赞扬后，朱莉亚发起成立了“中国三民主义学会”。此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特委委员、中央组织部研究室主任、战时青年训练团研究室主任、第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主任、中央干校教授、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战败前夕，蒋介石问余

晚年，朱莉娅写下了“我为什么反共？”，回顾了他的造反和反共经历:从欧洲回来后，他“同时参加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工作。后来因为国民党清党，自然就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大量的党员被捕甚至被杀害，这就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当时我深深感受到盲动主义的不恰当。它牺牲党员，把群众当狗。”然后，他说:“我为我的国家和中国与共产党作战。从前我赞成社会主义，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在法国加入了共产党，这是以当地的事实为依据的。现在我有了广泛的知识和经验。我理解中国的历史走向，也就是我理解所有的事实。自然，我是根据中国的需要来搞反共的。”

这种说辞是所谓“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反共老手”、“反共专家”甚至“反共教父”朱莉亚说出来的，自然是公开宣称的。按照朱莉娅自己的划分，他的“反共”可以分为“哲学上的反共、思想上的反共”和“政治上的反共、实际上的反共”。前者是通过哲学思想领域的叙述从事“反共”；后者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是“反共”的。他的代表作是在抗日战争前夕，在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口号针锋相对中，提出了所谓“统一救国”的主张。后来他回忆并立功说:“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的时候，共产党开展了‘人民阵线’运动，导致了‘救国会’的兴起。”...当时共产党的底层口号是‘团结抗日’，很难反对。但是团结各党派、各派、各行各业、各军抗日，显然对共产党和军队有利，对国家党和军队则不利。所以我主张发表宣言，发动“统一救国”。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对共产党不利，因为共产党要把“边区”的军政大权交给国民政府。潘公展对此表示赞成，并在上海发起了10万人的签名运动“统一救国”。他办《文化建设》月刊，我跟总编辑范中云说，为了压倒上海越来越流行的“团结抗战”口号，要出一期《团结救国》特刊。他深信不疑，于是发函募捐。”朱莉亚关于弥合国民党“先和平后出国”政策的论调，很快遭到当时左翼阵营的批判，被指责为“托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等。中国共产党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以“破坏统一战线罪”追究朱莉亚等人，但朱莉亚以“积极反共”赢得了蒋介石的重视和赞赏。当时，蒋介石、汪精卫、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先后接见了他。多年后，朱莉娅仍然感到受宠若惊。他回忆说:“据说共产党对我的反对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的注意。中国人那么多，共产党为什么只怕朱丽亚？所以我想看看我是谁。”

之后，朱丽亚把自己牢牢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充当反共内战的深度冲锋。除了不断为国民党的“反乱”写文章提建议外，他还为CPPCC会议发起“三民主义宪法促进会”，甚至亲自组织反共示威。1948年底淮海战役之际，时任国民党南京党部执行委员的朱莉亚提议在南京举行10万人的“反共游行示威”，“支援徐州的反共战士”，并到各地“劳动军队”，发表反共演说。出版反共书刊，但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虽然朱莉亚“一心反共，别无他事；我只知道如何寻求国家，不管我自己的事情。即使我母亲失去了生命，这种衰落也无法挽回。

1949年，从家乡“退休”的蒋介石在奉化溪口与朱丽亚见面，向他请教。朱莉娅回忆说:“我应该详细阐述一下反混乱的失败，并认为这是由于执行三民主义的不足、不快和麻烦。总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让我写出来。”7月，朱莉亚被任命为中共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并立即担任代理部长。所谓“当他被打败时，他被命令处于危险之中”。朱莉娅为仍在与动物抗争的国民党欢呼。他游历西南，所谓指导宣传事业，分析他对时局的看法等。，呼吁开辟“第二战场”和“经济战”、“思想战”、“重振北伐精神”并组织起来，

一辈子总结:“名字在朱丽亚身上很明显，文字更反共。”

1950年春，朱丽亚从海口回到台北。他是最后一批到达台湾的反共干部。因面临“反共不利”的指责，他辞去了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在一所“政工干校”任教。但是，蒋介石仍然十分重视他，任命他为“总统办公室”下的设计委员会、党务顾问和训练委员会的成员。朱莉娅拒绝接受，理由是他的任务是“写作和说话”。

晚年，朱莉娅苦心经营帕米尔书店，这是他在mainland China创办的一家反共书店。台湾省书店恢复营业后，专门出版反共书刊。朱莉娅本人也写了很多书和文章来研究三民主义和反共。另外，当时台湾省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反共报刊，如台北国民日报、中国日报？思潮》《战报周刊》《大中华日报》在马尼拉？思想等。，都是由他们主持写作；至于演讲，茱莉亚很努力，他的声音在台北甚至岛内各地，以及冷战初期在中国周边建立的所谓“亚洲反共联盟”和“世界反共联盟”中都能听到。演讲的内容无非是被列为台湾省军校政治教材的《国父遗训大纲》和所谓的《匪论批判》。

朱莉娅认为，在CCP内部没有“理论上”的人。比如王明只是共产国际代表米芾背后的“黄口小儿”；至于毛泽东，朱莉娅说:“自从《在新的舞台上》出版以来，我对毛泽东的看法大不相同。他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证明他懂一些理论。当时他喊出了“学习”的口号，想“认真学点东西”。两年后，我在《解放》第98、99期看到他的《论新民主主义》，觉得他进步很大。”因此，“我从此把毛泽东当作共产主义理论家”。朱莉娅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理论家”。现在他称毛泽东为“政治家”和“理论家”。这不是恭维，而是真正的敌人。

晚年的朱丽亚在《我的反共经历总结》一文中总结道:“我反共约四十五年，共分五个时期: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汉反共，在重庆反共，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在台北反共...可以说，中国有多少人是反共的，45年来没有停止或停止过？”这是“反共理论家”朱莉娅的自白。所谓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一千多万字，是20世纪第一次反共，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坚决的叛徒。

朱丽娅退休后，被蒋介石授予“云惠勋章”。1965年4月4日，在朱丽亚七十大寿之际，台湾省当局在台北的“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举行了生日庆祝会，3000多人参加。蒋介石的“钦赐”生日牌匾，张群、何、白崇禧、顾正刚、盛、、等名人都来到现场为其庆生，礼堂里挂满了楹联、书画和诗词。国民党湖北省前主席万姚黄在他的生日诗中写了一本笔挺的书:“名字叫朱莉亚，文字是反共。”可以说是对朱莉娅一生的总结。

晚年，朱莉娅的大部分作品和传记都在他创办并主持的帕米尔书店出版。所谓“批判传记”，无非是颂扬他“反共斗士”的“光辉历史”。

朱莉亚虽然叛变了共产党，但似乎有共产党的痕迹，那就是他一辈子过着“苦行僧”的生活，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反共宣传上。最后，《沙汀传》中引用的茱莉亚想嫁给“中央大学文史系女学生”的故事也可以在这里曝光:茱莉亚的妻子，魏素秋，后来的台北国立成功大学中文系主任。

资料来源:《同舟共济》，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