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军衔 戴笠生前军衔之谜续说
深文读书上世纪90年代，尚先生写了一篇题为《戴笠一生军阶之谜》的文章，随后被贴出。
尚先生对戴笠死后被追成的事实感到不解，因为早在戴笠死后，就已经有戴军衔的照片了。下图:
图1戴笠，死后追授中将，生前佩戴中将军衔照片
民国时期分封诸侯，随意设置军职，私授军衔，不足为奇。但这种现象出现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被视为正统，实在令人费解。
其实还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像戴笠这样已经把中将军衔加上去，然后授予中将甚至少将的人，在国家军队中是很多的。比较突出的有十八军军长胡琏、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等，都是长期担任军长后晋升少将军衔的。也就是说，当他们晋升为上尉时，他们的军衔只有上校甚至中校。这无论从国际惯例还是从当时国军的实际情况来看，都是说不通的。
抗战初期，国军的班，旅长一般是少将，少数是中将，大部分师长是中将，所有军长都是中将。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旅一级编制逐渐取消，由少将、中将担任师长，而军长仍全部为中将。第18军、新1军、新6军是美军装备的主力部队，中将裴的军衔是理所当然的。根据《国民政府公报》，胡琏于1945年6月晋升为少将，他被任命为第18集团军司令是在此之前的1944年8月。孙立人于1945年3月晋升为少将，他被任命为新第一集团军司令也是在此之前的1944年5月。廖耀湘于1948年9月升任少将。此时，廖耀湘已经是一年前的1947年9月两军六师九兵团司令员。
图2抗战胜利前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孙立人，早就挂了中将军衔
我们无法想象，他们曾经是上校指挥官和上校兵团指挥官吗？绝对不是。这是不是国民政府公报上的错误？也不会。
这是怎么回事？是公务员队伍和岗位脱节造成的。
1934年整军建设期间，根据日本陆军的人事制度，将原来隶属军政部的军事平衡司改为军委直属的文官办公室，并制定了军队人事改组和晋升办法。其中一项改革是将该职位与该职位分开。官职，是指师长的职务，作为官员，是少将军衔。也就是说，职位的提升和职级的提升是两条路径。按说，这是一个进步，可以真实地反映排名的意义。但是因为没有基准排名，它的弊端很快就会暴露出来。
根据官方任命条例，军衔的晋升受到“停年”的严格限制。所谓“停职年限”，就是某个职级必须留任的年限，也就是担任官员的最低年限。根据规定，各级休学年限如下:少尉至中尉一年半，中尉至上尉两年，上尉至少校四年，少校至中校三年，中校至上校三年，上校至少将四年，少将至中将三年。按照这个计算，一个少尉最早晋升少将需要17年半。突然，矛盾来了。因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对领导职务的晋升没有限制，一年甚至有三个等级。比如毕业于黄埔军校的胡宗南、桂永清、关、霍，都是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晋升到了军长的高职岗位，而此时他们在部队的时间还不到14年。
图3抗战结束前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胡琏照片。
金的“级别”和金的“军衔”有差距，不匹配。这种情况在我军今天不是问题。比如我军一个中尉连长晋升营长，可以直接晋升少校统领上尉，这就是基准军衔的作用。但是在国家军队中，因为没有基准军衔制度，所以有上任和走马上任两条路径。他们只考虑分离，不考虑组合，导致了“职级”晋升远远落后于“职级”的奇怪现象。
因为“军衔”太落后于“军衔”，给指挥带来不便，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真的按照停止年份一步一步来，很有可能像二战时期苏联红军中的“上尉营”“准将队长”孙立人、廖耀湘等。会戴着上校甚至中校的军衔指挥新1军和新6军与英军并肩作战，这有点国际玩笑的意味。
幸运的是，中国人比俄罗斯人灵活得多。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各级军事单位，包括国家军队的最高军衔，都抛开了文官堂，单独晋升军衔，即在提拔某人到某个军事岗位时，附加军衔头衔，如“中将司令”、“少将老师”，形成了与文官军衔不符的事实上的后军衔或临时军衔。之所以说是“事实上”，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这样做的制度基础。
图4 1948年被授予少将的廖耀湘，在抗日战争时期挂着中将的军衔
请看上图廖耀湘。他的制服是抗日战争胜利前的典型。衣领上的中将军衔清晰可见。从照片的内容来看，应该是他在远征军期间的照片。此时，距离他被任命为少将至少还有三年时间。也就是说，在他的少将拿到公务员之前，他早就把中将军衔比公务员高了两级。
这种做法对弥补职级与职级的不和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该予以肯定。但由于没有制度框架的限制，也导致了授衔失控，使得任何人都有可能私自授衔，从而充当了一种中将满大街走，少将多如狗的怪现象。从民政厅多次要求任何军事单位不得私自授予军衔，并采取编号、定制军衔徽章的方式加以限制的情况，可以看出这真的不是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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