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精神 鲁迅和鲁迅精神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点25分，鲁迅结束了他短暂而伟大的一生。

下午三点，鲁迅先生的遗体被移至万国殡仪馆供人悼念；10月22日下午，他的灵柩被抬到国际公墓。从殡仪馆到国际公墓至少有十几里，十几个作家为鲁迅抬棺。他们是:萧军、李烈文、吴郎溪、周闻、金毅、珂瑶、黄源、张天翼、胡风、白草、巴金、卢迪根、孟石欢、陈白晨、萧干、聂干奴、欧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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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峰是左翼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对鲁迅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渗透到文学理论中，从而创造性地形成了胡风的文学思想。另一批人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的，以巴金为首。鲁迅去世时，这些人被称为“抬棺人”。这些作家是新一代的文学。20世纪30年代，他们掌握了许多文学杂志和出版社，如巴金、吴郎溪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赵家璧参与的好朋友图书公司，如李烈文主持的《刘中》，黄源协助鲁迅编辑的《翻译》，孟实主持的《作家》，金逸主持的《文姬月刊》等。，还有胡风等左翼作家策划的小刊物，利用今天的有这么多媒体在鲁迅无形的控制下，这是伟大的，所以鲁迅的声音从来不孤独。

鲁迅与当年的新生代文学形成了非常密切的同构关系。他们都是两代人，属于同一个群体。他们一方面批评国民党政府，另一方面又与当时的左联保持距离。这个群体一形成，最敏感的人就是左翼领袖周锡阳。当他看到鲁迅时，他不仅不在他的领导之下，而且团结了活跃在他周围文坛的年轻作家，对他构成了威胁。口号之争就是这样开始的。当然，周*杨不敢骂也不敢恨鲁迅，所以他恨鲁迅旁边的年轻人。他恨的第一个人是胡*冯，第二个是巴金和黄源。所以写给鲁迅的信重点是骂这些人，而鲁迅则站出来保护巴金和胡*锋。周扬成立了文艺协会，鲁迅没有参加，周围的人也没有参加。以巴金为首的作家起草了一份与文艺家对立的宣言，叫做《文艺工作者宣言》，表明他们也支持抗日，追求进步。乍一看，党内的冯雪峰是在和自己的人民斗争。他立即动员大家通过茅盾在这两份文件上签字，不仅团结了鲁迅的那批人，也稳住了左联的人。结果这件事处理得很好。这时，鲁迅去世了。从整个矛盾爆发到鲁迅去世，只用了一两个月，鲁迅只活了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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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死后，抗日战争爆发，和他团结在一起的人突然散去。他们唯一做的就是帮鲁迅抬棺材，这是一种象征。周扬到达延安后，跟随毛泽东，后来成为党内管理文艺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鲁迅精神被双方所继承。一面高举鲁迅旗帜，一面在抗战实践中表现鲁迅精神。典型人物是胡雪峰和巴金。

胡*冯一直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几千年封建专制造成的精神创伤，心里有一块伤疤。这个伤疤是长期被特殊的政治制度压制而产生的奴隶习惯。这种习惯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不敢反抗，也不敢放手。因此，胡*冯呼吁作家首先提升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首先做一个战士，从而写出战斗性的作品，克服内心奴性的创伤。很多年轻人都按照胡雪峰的理论写作，写出了一批具有战斗精神的极高的诗歌、散文、小说，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七月诗派。绿源、韩牛、路翎、贾植芳是七月派的典型代表。后来《七月》杂志停刊后，胡雪峰创办了《希望》杂志，编辑了很多书，于是《七月》和《希望》就成了一个流派。胡雪峰通过自己的杂志传播鲁迅精神，将鲁迅精神融入文学理论，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

巴金还把鲁迅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抗战时期，许多青年作家流离失所，四处逃亡。巴金不停地收集他们的作品，借助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把他们的作品汇集成书，卖掉支持这些作家渡过难关。吴郎溪先生曾说，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出版作家书籍从来不拖欠版税，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为作家解困。有人说，如果抗日战争没有巴金、胡*式，一大批文艺青年可能进不了文坛。巴金的一个朋友罗淑因为生了一个孩子而死。巴金将自己的小说一一收集出版。否则，作者现在可能不认识任何人。同时，胡风还将延安青年的诗歌、小说带到重庆出版，扩大了文艺在大后方解放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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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一大批左翼作家掌握了文艺工作的领导权，但共产党保护了巴金和老舍，因为他们在文坛上起了主导作用。老舍是抗战时期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实际领导人，领导了整个文艺界的抗战活动。老舍其实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是左翼作家，是共产党团结了他。老舍去美国后，周恩来一次又一次给老舍发信息，后来他真的回来了，他还担任了北京市文联主席。巴金也是一样。有人问巴金为什么不走。他说夏衍想给他捎个口信，叫他不要走，巴金这才放下心来。事实上，当时共产党非常尊重巴金和老舍，他们是党的统一战线的统一对象。胡*冯是另一种情况。他是左翼作家，所以胡*锋没想到他以后会有政治问题，一直以为自己是鲁迅的后人，是鲁迅最信任的人。鲁迅的许多精神都在他的艰苦实践中得到了体现。巴金普及了鲁迅的先锋思想。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出版的时候，本来说大家都会吃人，连疯子自己都意识到自己吃人了，所以要救没吃人的孩子。但按照五四时期一般人的认识水平，我们可以理解为《狂人日记》中的吃人是封建伦理的吃人，同时又拒绝承认自己也可以吃人。人们接受了封建伦理吃人是一种叫“伦理”的东西的通俗理解，这与自己无关。巴金是“礼教食人”观念的宣传者。其实，巴金的《家》把鲁迅的吃人变成了礼教吃人，把自我吃人变成了礼教吃人，描写的是封建家庭里的美女被礼教吃掉。

通过这样一个过程，鲁迅的精神得以保存。不仅是我们的官方教科书把鲁迅变成了伟大的“革命家”，实际上胡雪峰也体现了鲁迅不屈不挠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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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和1957年的FY运动中，鲁迅周围的青年中，胡风、、黄源等被批判，被贴上“反革命”或“右*派”的标签。这些继承鲁迅特立独行性格的人都被打败了。唯一幸运的是巴金，他既没有成为“反革命”，也没有成为“右派”，这是莫大的荣誉。周扬曾在一次文学大会上推出五位国学大师，巴金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老舍、茅盾、曹禺、赵树理。

事实上，在1949年之后，像巴金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改革他们的思想。巴金两次奔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回来后，他写了许多赞扬抗美援朝战争的文章，慢慢服从了政治需要。巴金把自己放低成了一个整天改造自己的人，但有时候他心里难受，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自己的内心。

“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路线达到顶峰。老舍自杀，胡雪峰得了精神病。巴金没有自杀，也没有精神疾病，安然离世。但是，他也吃了很多苦，被批评，被劳动改造，但他坚持了下来。他的妻子受不了，死于癌症。巴金的顽强精神能忍受各种痛苦，也有鲁迅精神的内涵。

巴金晚年结束WG后，独立精神再次爆发。他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了，于是就制作了巴金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鲁迅对他的影响。巴金开始讲他为什么让步，为什么不讲原则，为什么不敢打仗。巴金之所以不敢打，是因为他心里有这个问题，就像《家·春秋》中的觉新一样，忍辱负重不敢打，却牺牲了很多善良的人。巴金写觉新这样的人写得很好，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他自己也有这种东西。晚年，他迫切要求自我忏悔。当巴金大胆站起来开始忏悔的时候，他正好复活了鲁迅的精神。

从鲁迅到巴金，有曲折，比如巴金的状态，但巴金最终站了起来，通过自己的忏悔和一代知识分子的教训，恢复了鲁迅的精神。如果我们把鲁迅到巴金看作一个完整的精神过程，那么它今天就在我们面前完成了。至于这种精神能否在未来成为一种知识分子，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就要看我们几代人的传承、学习和发展，以及我们后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