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 高宗武迷途知返之谜：其有可能本就是潜伏人员

高宗武是汪精卫叛国集团中的关键人物。他是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也是著名的“日本通行证”。可以说，没有高宗武，汪精卫是没有办法叛变叛国的。但汪精卫踏上假船，签下卖国协议后，高宗武立即逆水而行，随赴港，公开日汪秘密协议，使汪精卫卖国贼的面目为世人所知，陷入极大的政治被动。这就是当时著名的“高涛事件”。

历史上对高宗武的行为有两种解释。按照传统观点，他悬崖勒马，悔过自新。然而，有人认为他是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朱子嘉在《王政权的开与闭》一书中写道:“高宗武是最早、最热心谈和平的人。从民国二十四年，也就是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两年，他就接触到了吴镇秀对日本人的西义。抗日战争结束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他在香港担任与日本的情报联络员。他曾经去过日本和上海，努力实现和平。可惜日本两次拒绝与重庆和谈，他处理了，失败了。相反，他通过梅四平追求陶希圣，通过陶希圣鼓励汪精卫。王从重庆来到上海，组织体制也已经确定。从理论上讲，高宗武是成功的，国父是可以获得奖励的，但他最终还是来到了这个最重要的时刻，放弃了之前的成就，偷偷摸摸的倒戈。其他人也可以说是因为不满日方提出的条件而迷了路，但对于高宗武来说，绝对没有。他最了解日本人，从战前到战争，他一直在和日本谈判。停战的初步条件由他和梅四平起草，并提交给日本参谋长影佐祯昭。他明白日本的态度和日本的牌已经不是一天了，那为什么是暂时的改变呢？”

于是，朱子嘉提出了自己的大胆猜想:“总之，高宗武搞和谈，为公忠于蒋；对于私事，他会安排。当他最终改变目标，把王先生带出来的时候，他在日本两次关上了与蒋先生和谈的大门，也许是因为他想在失败中死里逃生；也可能他偷偷接了另一个任务。”

朱子嘉的猜测虽然合理，但缺乏系统性。《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新探》一书全面考察了高宗武的真实身份。

首先，从高宗武与汪精卫、蒋介石的关系来看，虽然高宗武声称蒋介石太厉害，没有汪精卫那么热情、平易近人，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蒋介石不仅把他从一个普通教授提拔到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还对他有所谓的赏识。高宗武的妻子是宋美龄设定的。

从汪精卫叛国的过程来看，是周佛海策划，高宗武实施的。第一，周向蒋介石申请建立所谓的日本研究所。高宗武以收集日本情报为名，被派往香港工作，真正的目的是离开汉口，与日本人联络。

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欺骗了蒋介石，不仅得到许可，还得到每月6000美元的活动费。然而，外交部长王宠惠知道这件事。对蒋介石越级命令不满，坚决反对，迫使蒋介石表面上撤命。

莫名其妙地，高宗武不服，偷偷溜出汉口，去了上海。要知道，战争期间，一方重要的政府官员未经允许就去对方占领区，这无疑是叛国通敌的行为。高宗武为什么这么大胆？

更令人怀疑的是，高宗武离开的第二天，周佛海向蒋介石报告:“高宗武在汉口得到情报，所以去了上海。”蒋介石只是顺口答道:“是吗？”没问。要知道，周佛海之前提交给蒋介石的情报搜集计划和他此时对高宗武行踪的报告，在位置上是大相径庭的，而一向聪明如斯的蒋介石，却装作一头雾水。不会很奇怪吗？

因此，《陷阱》一书的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蒋介石和高宗武的关系，以及他控制下属的手段，蒋介石对此事并非一无所知。但由于情况所限，他不便出面或直接表态，如私下与日本媾和等敏感问题。他更愿意躲在幕后，见机行事。成功了就收功德，失败了就推开功德。

据史书记载，高宗武除了出去接触日本人，还再次去了香港，他是受蒋介石指使的。这一点在1938年6月5日周佛海的日记里有明确的记载:“晚了，吴来看，云奉命明天去香港，谈半个小时，握手告别，以后在哪里再见面，很难预料。”

在这次香港之行中，高宗武前往日本，介绍汪精卫为“和平”运动领袖，从而打开了汪精卫叛国的通道。蒋介石不能容忍这种“截路偷越边境线”的行为，但他为什么视而不见，以至于高宗武出洋就像是在公开场合出家一样，有时甚至是夫妻联手。为什么不提前制止这种叛国行为，事后制裁呢？这一切只能有一种解释。高宗武做的是服从命令，所以无所畏惧。

根据以往的研究和一些史料，高宗武自从去了东京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汉口，因为高宗武声称怕被蒋介石惩罚，或者说再进汉口就出不来了。

但据时任行政院书记、军委书记、侍从室第二室第四组书记、后来落水当汉奸的罗俊强说，他清楚地记得，当高宗武经香港从东京回到汉口时，蒋的侍从室主任特地吩咐他去机场接他。到了机场，发现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也在。罗俊强接到高宗武后，亲自给他留了纸条，避免间谍检查，引起麻烦，把他送到车上。高宗武立即带着张群的车，驰至陈布雷。至于高宗武带回了什么文件，如何与蒋介石谈话，他一无所知。高宗武住在汉口旧法租界的德明饭店。要知道，高宗武在汉口时间不长。他以前回来住在周佛海，连老婆都带着。这一次，他孤身一人，从未离开过家。就连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周佛海也被蒙在鼓里。

日本人首先怀疑高宗武的真实身份。在崇光堂的密谈中，他们发现参加会谈的另一位王方人士梅四平态度严肃，对一些条款争论不休。这种现象很正常。即使是汉奸，背叛国家也有恐惧和心理底线。而高宗武则很随意，心不在焉，对一些条款漠不关心，甚至随意赞同日方。

于是，日方对高宗武进行了调查。在香港，一个日本间谍有意识地向高提供了一个虚假的信息，并编造了一个特别的细节。没过几天，重庆的报纸就披露了这条假消息，其中有这样一个虚构的细节。因此，汪精卫一行赴日谈判时，日方有意将高宗武处死，但汪精卫担心寒蝉同僚，阻止了日本人的行为。

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三个儿子健一健二也参与了汪精卫的诱降，与高宗武私交甚好。战后在美国也遇到了高宗武，于是写了回忆录《长江在流》。在这本书里，他回忆说，日本参谋本部战略部负责人影佐祯昭曾认为，日方把汪精卫作为和谈对手是错误的，而这个错误恰恰是由于高宗武的误导:

高不可信。帝国政府选择汪兆铭的原因是为了倾听他的信息并秘密讨论。也是他保证王有力量调动十个师的部队。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们希望龙云没来，余汉谋没来，刘翔没来，何没来，王手上没有一兵一卒，他也没有力气收拾残局。朝廷弃蒋而用王是错误的。这种偏差把我们引入歧途。

狗杨健发现，高宗武在上海期间，有很多异常行为。当时，军事特工在上海非常活跃。王派干部怕对方暗杀，限制外出。周佛海和梅思是平等的人，不轻易出门，高宗武的行动除外。他也和高出去过几次，但是每次都莫名其妙的分开了。通过调查，狗阳剑了解到，高总是去一个叫“”的夜总会，这个夜总会原来是以杜的名字命名的，显然是军事活动的大本营。在这家夜总会，高宗武开始了一场反水的阴谋。

在翻水之前，高宗武窃取了日本与王的《密约》，向世人揭露了汪精卫的卖国行为，以至于人神共愤，群起指出。高宗武在逃离上海之前，甚至想和日本议员反目成仇，日本议员请他到重庆当朋友的狗。如果这件事成功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

谋反后，高宗武保持低调。从那以后，保持匿名和拥有如此大的秘密是适当的安排之一。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忘记他。1940年6月至1942年5月，值班室主任陈布雷要求三甸驻美大使胡适妥善照顾高宗武，这无疑是来自蒋介石的指示。

高宗武隐居期间，从来不提往事，以至于他的真实身份还笼罩在云雾和山川之中。过去，人们的怀疑和推断缺乏当事人的认可和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