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事件 震惊中外的孙立人兵变案件前因后果及真实内幕！

导读:解放战争国民党战败后，退守台湾。接着，在台湾发生了一件轰动海内外的大事:孙立人将军兵变。此案直接影响了当时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结构和台湾当局与美国的关系。那么，孙立人将军真的叛变了吗？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

1955年发生的兵变案，又称郭间谍案，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一件政治冤案。中华民国政府指控将军的部下郭·少校预谋叛变，声称“纵容部下武装叛乱，窝藏共产党员，共谋犯罪”，并解除对他的软禁。被牵连进监狱的孙立人的下属有300多人。孙立人兵变实际上是一系列事件，其主要目的是清洗孙立人的势力。自1950年以来，蒋介石和情报系统开始有系统地清洗孙立人的下属，直到1955年，孙立人才被正式撤职并无限期软禁。这一事件由蒋介石和蒋经国主导，但历史学家尚未对蒋介石的真正动机得出结论。

1949年，蒋介石在内战失败后撤退到台湾。面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失去信心，开始积极寻找替代人选。1949年2月，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莫成德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报告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力强、工作踏实的人，不必听命于蒋介石和李宗仁联合政府，只求台湾福利。孙立人可能没有足够的经验，但其他条件相当合适。”。艾奇逊立即指示他可以和司徒雷登大使商量，如果斯图亚特同意，他将等待机会向李宗仁提议用孙立人代替陈诚。1949年5月，莫成德回国，向艾奇逊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议，由孙立人主持台湾政局，作为向台湾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当时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斯克和艾奇逊一样，痛恨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失去民众支持，积极推动蒋介石运动。1949年秋天，他派莫雷尔去孙立人海底探险。孙立人见到莫雷尔时，抱怨得很厉害，但他从来不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1949年12月，美国驻台湾大使馆代办斯特朗和前美国驻台北领事克伦茨抵达台湾。他们向明确表示，如果孙愿意控制“国民政府”，美国将给予全力支持。孙立人拒绝了。然而，美国并没有因为孙立人的漠不关心而放弃努力。1949年底，蒋介石的心腹郑介民去了美国。美国西部海军司令碧瑶明确告诉郑介民，必须任命一位新的台湾省主席，否则他们将撤出台湾。12月28日，白杰尔问台湾驻美武官:“台湾防务司令”孙立人为什么没有“全权”？白杰尔还告诉蒋介石的特使，必须履行授予孙立人全权的承诺。正当蒋介石在美国各行各业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太平洋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却不甘寂寞。1950年1月，他派情报总监魏龙比访问台湾，声称如果江不想离开台湾，就不应该干涉行政，麦克阿瑟可以派人到台湾帮助他。蒋介石断然拒绝了威洛比的提议。

2月21日，麦克阿瑟没有和蒋介石打招呼，直接派专机去台湾接孙立人。孙为了表示清白，请求陈诚批准。孙立人前往东京会见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希望他承担“保卫台湾”的责任，并表示将尽最大努力提供军事援助。孙立人回到台湾后，把他在东京的情况告诉了陈诚。认为他这样“透明”，可以避免蒋介石和陈的怀疑。其实不去东京是最好的选择。当麦克阿瑟以军人的鲁莽向蒋介石示威时，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分别起草了《台湾政变草案》和《台湾的可能发展》。草案建议以为统帅，以“反共、保台、美”为主题，对江实行软禁或流放。《发展》说:最近几个月，各种报道都暗示，接受过美国教育，现在负责台湾防务的孙立人，正在策划发动政变，让蒋介石成为名义上的领袖，铲除他的亲信。

在美方日益明确的政变计划实施的影响下，孙立人开始改变其模棱两可的立场。1950年3月，美国大使吉塞普向艾奇逊报告:“孙立人将军遇到了麻烦，他向我抱怨说他无权指挥海军空军队，而且‘宫殿’里没有人帮助他说话。”然后罗斯克在5月30日向艾奇逊作了长篇报告。报告建议，应该叫蒋介石离开台湾，把政权交给孙立人，然后台湾的前途应该由联合国决定。台湾托管后，杜鲁门1月5日决定不帮助保卫台湾的声明可以撤销。这也说明美国国务院对蒋介石的态度越来越坚定明确。6月19日，美国国务院制定了在台湾实施政变的秘密计划。这个方案规定:美国要达到保卫台湾的目的，蒋介石及其党员必须离开台湾，把一切权力交给美国确定的中国领导人；上述步骤完成后，美国海军进驻台湾海域，阻止中共攻打台湾或台湾“反攻”大陆；如果蒋介石抵制这一计划，美国应派使者“以最严格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他愿意发动政变，美国将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

根据档案记载，执行该计划的使者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他被蒋介石称为“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从1949年到1950年初，他为台湾在杜鲁门政府的禁令下购买大量武器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柯克去台湾之前，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孙立人主动给柯克发了一封密函。孙立人在信中提议领导兵变以消灭蒋介石，但要求美国支持，至少默许；他表示，一旦上台，他将停止腐败，在与共产党打交道时更加灵活。杜鲁门当时没有立即作出决定，但鉴于他一贯的反蒋态度，国务院认为不会有什么意外的决定，于是艾奇逊等人开始紧张地部署政变前的准备工作。1950年6月23日，鲁斯克与胡适在纽约布拉萨饭店会面，正式要求胡领导反共亲美的自由派内阁接替江。胡对此毫无兴趣，并指责美国在盟国陷入困境时向其投掷石块。但是，他认为江不应该再当“总统”了。

根据档案记载，美国国务院提出政变的日期是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并决定蒋介石在政变前“必须下台”。但是，6月25日凌晨，朝鲜战争的消息一出，艾奇逊等人面面相觑。他们知道美国的注意力会集中在朝鲜，当朝鲜发生激烈战斗时，不可能在一个不是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盟友”发动政变。蒋介石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孙立人虽然是个好兵，但他不是“黄埔系”，早年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所以他从未完全信任蒋介石。由于台海危机和美国人的感情，蒋介石不得不重用孙立人保卫台湾，利用他与美国的良好关系赢得美国的援助。但在出任陆军总司令的同时，奉蒋介石之命，将间谍网渗透进陆军总司令部，孙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督之下。

1953年3月21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访问”台北，并会见了孙立人。孙立人告诉史蒂文森，马歇尔在1946年对国民党腐败、低效和异化的批评是“绝对正确的”。他说:“国军”还是不错的，有望“反攻”大陆，但是领导不好，台湾政府是个充满个人权力的旧政权。孙立人的慷慨陈词没有得到史蒂文森的任何承诺，相反，它为蒋经国的间谍提供了另一个“叛乱”的证据。1954年6月24日，孙立人被调到“总统办公室”，并实际上离开了军队。同年12月，美国与台湾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台湾成为美国封锁的中苏“环太平洋岛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蒋介石不再担心通过清除一些亲美持不同政见者来与美国决裂。结果，“长期积累不同野心”的孙立人成了他随时可以处置的肉。

1955年5月25日，台湾陆军少校郭被捕。审讯后，他承认当时的“总统府军事司令”孙立人指示他联系军方大量军官，派人侦察台北阳明山西子湾等敏感地区的地形和“总统”官邸，企图以武力“进谏”。5月28日上午，蒋介石召见孙立人，说:“你以后少跟政客打交道。”孙说:“是啊，我一辈子都讨厌玩政治，讨厌跟政客打交道。”江说:“这次我孤立你。”双方都不喜欢对方的话，不欢而散。6月6日，蒋介石在孙立人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屏东机场阅兵。阅兵式结束后，谣言立即出现，说有人试图在现场发动攻击，拘留蒋介石，实行“军事训诫”，以消除腐败，巩固台湾。

8月20日，蒋介石下令成立以陈诚为首的“九人小组”，调查孙立人。与此同时，为了向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显示正义，监察院的“五人小组”奉命进行调查。1955年10月31日，台湾“陆海军军事法庭”做出了不利于孙立人的判决。从那以后，孙立人被软禁了33年。这就是国民党退台初期耸人听闻的“孙立人案”。1988年3月20日，台湾“国防部长”郑维元来到孙立人的家，告诉他从那时起他享有充分的自由。3月22日，郭发表声明称，他是在保密局局长毛仁峰的指使下陷害的。1990年11月19日，90岁的孙立人在“终于在死前得到平反”的叹息中去世。

2001年1月8日，台湾“检查院”通过决议，称孙案是“合谋设局的假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玉元教授接受新台币60万元公款作为孙案的专项研究经费，“前往孙府，搜查了将军保存的全部文件以及国防部和总统府的全部机密档案，在没有发现任何违法行为”。台湾当局“平反”孙立人，是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事实上，民进党几十年前就用张学良、孙立人的旧案故意丑化国民党，是历史研究为政党斗争服务的一个新鲜例子。孙立人是美国对台阴谋战略的受害者。他当时很嚣张，迟早要出事。况且他毕竟有谋反的想法。当时顾判断部下郭等人有叛变企图，但当局为了避免牵连受到军法审判，用“阴谋投降”罪对付郭，只是处理不当。因此，顾认为案不是案。但真正受委屈的是孙案中被捆绑的107名老干部，其中35人被判处十余年有期徒刑，数千名下属被迫提前退休。真正需要平反的是受害者，而不是孙立人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