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珍贵最惨的大脑，爱因斯坦的脑死后被偷走切片、研究、展出

爱因斯坦应该已经完全化为灰烬了。

他对身后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明确的遗愿:火葬。不要搞大型葬礼。骨灰被撒在秘密的地方。不想被“封死”。不想被崇拜。

76岁的爱因斯坦于1955年4月18日凌晨1点15分在普林斯顿医院去世。护士说他最后用德语说了两句。

不幸的是，护士听不懂德语。

事后按照遗愿迅速进行:火化。私人告别仪式。灰烬从某处散落在德拉瓦河中。

4月20日，爱因斯坦的儿子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打开了《纽约时报》，头版有一篇文章《寻找爱因斯坦大脑中的关键线索》。它说，“爱因斯坦的大脑研究将使用最新的方法来解决一个最大的谜团——天才的秘密在哪里。这个大脑扩展了人类生前对宇宙的认知，可能会在死后带给我们新的知识。...普林斯顿医院的病理学家托马斯·哈维博士说，不仅大脑被切除用于研究，而且大脑表面的覆盖物也被保留了下来……”

《纽约时报》1955年4月20日的头版文章。

汉斯跳起来，怒气冲冲地开始给普林斯顿医院打电话。

时间追溯到4月18日凌晨。

爱因斯坦的大脑重1230克，他这个年龄的男性大脑平均重1400克。也就是说，这个伟大的大脑其实要轻一点。然而，当托马斯·哈维举起大脑时，他感到格外沉重。

哈维认为这个大脑可能会改变他未来的命运。

哈维是普林斯顿医院的首席病理学家。当天晚上，汉斯授权对爱因斯坦进行尸检，哈维被指派做这项工作。他一丝不苟地检查了所有内部器官，并得出结论，死亡原因是主动脉破裂，这是一枚7年前发现的定时炸弹。

做完一切后，哈维把内脏放回爱因斯坦的腹腔空空，然后用棉花把颅腔填满。

他没有把大脑放回去。

锯颅骨取出大脑检查是尸检的常规程序之一。当年，医院经常为了研究或教学而在尸检中留下一个器官。通常，死者家属不会介意。

但这次是爱因斯坦。

哈维后来承认，他没有事先获得爱因斯坦家人的许可。他说:“我只知道我们被授权进行尸检，我假设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研究大脑。...这是天才的大脑。如果让它燃烧，那是可耻的。”

对病理学家来说，人类遗骸并不神圣。一切都只是一个样本，一种材料，一种通向知识的工具。没有这种习以为常的冷态度，就不可能对人体进行病理学研究。

但这次是爱因斯坦。

1955年，普林斯顿医院首席病理学家哈维向记者解释了他是如何对爱因斯坦进行尸检的。

在盛怒之下接到汉斯的电话时，哈维想尽一切办法解释自己的行为。

但他明白，爱因斯坦并没有具体说明遗体应该留着研究，他绝对不会喜欢现在媒体上的讨论和宣传。但是，这个大脑太重要了，无法帮助人类解开天才之谜。他愿意详细说明自己的研究计划，如何对爱因斯坦的大脑进行解剖学检查，以及如何找到与其他大脑的区别。可以，只会用于科研，相关报道只会出现在科学期刊上。是的，他承诺好好利用它，绝不滥用它，绝不用它来制造噱头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他郑重承诺做爱因斯坦大脑的忠实守护者。

汉斯勉强同意了。

然后哈维接到普林斯顿医院的命令，要交出爱因斯坦的大脑。

哈维的研究计划能说服汉斯，但不能说服他的上级。从上级的角度来看，哈维的越权行为给医院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公众对这种“私留大脑”的食尸鬼行为，就像崇拜爱因斯坦一样痛恨。现在，哈维应该交出爱因斯坦的大脑，回去做自己的病理学研究，让医院给有合适背景的神经科学家安排大脑。

哈维拒绝了。

所以他被解雇了。

失业后，哈维独自开车去了费城，在那里他给爱因斯坦的大脑拍照、测量，最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切成240块，每块都有编号，以表明它位于大脑的哪个部分。将切片包埋在火棉胶中，用福尔马林浸泡保存。

然后哈维带着爱因斯坦的大脑离开了，消失了。

二十三年过去了。

1978年，一位初出茅庐的记者史蒂文·利维被他的上司指派去寻找爱因斯坦的大脑。

经过多次搜索，记者在堪萨斯州找到了哈维。

在一间远不如普林斯顿医院的办公室里，记者目瞪口呆地看着哈维走到房间角落，取出一个装冷啤酒的泡沫盒，拿起一叠旧报纸和一个底部印有“科斯塔苹果酒”的旧纸箱，从旧纸箱里拿出两个玻璃罐。有些东西看起来像人类的脑组织，有些半透明的碎片，还有一些悬浮的粉红色线条。

一个超现实的时刻。

1994年，哈维拿着一个装有爱因斯坦脑组织的玻璃瓶。

这些年来，哈维走遍了美国。他找工作不顺利。妻子曾经威胁说要“去掉那个脑子”。结果他离婚了，带着脑子一个人去了堪萨斯。继续当医生很难。他用空业余时间自己研究大脑，毫无进展。我给一些神经科学家送过大脑样本，但是那些人也没什么进展。

哈维想了一会儿，然后告诉记者，“我想我会在一年内有结果的。”

后来，哈维认识了很多很多年的记者，他告诉每一个记者。

“一年之内就会有结果。”

哈维是一位优秀的病理学家，他能判断大脑是死于疾病还是外伤。但是比较大脑的异同，找出智慧所在……这就是神经科学家所做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普林斯顿医院当初的决定并没有错。

但是哈维回不去了。

这种转变发生在记者李维的文章出现在报纸上之后。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科学家玛丽安·戴蒙德阅读了这份报告。

玛丽安·戴蒙正在检查爱因斯坦的大脑。

玛丽安·戴蒙是提出“神经可塑性”的科学家。她发现，比起那些生活环境单调乏味的老鼠，那些生活环境富有刺激的老鼠会长出更厚的大脑皮层，大脑可以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和塑造。这个概念改变了神经科学。

总之，戴蒙是一个优秀的神经学家。应戴蒙的要求，哈维给她寄去了一些爱因斯坦的大脑切片。

白发苍苍的哈维举起一片爱因斯坦的大脑。达蒙正是用这个做研究的。

1985年，《实验神经学》杂志发表了戴蒙和哈维的论文《科学家的大脑: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本文将爱因斯坦的大脑与其他11个男性大脑进行了四个区域的比较，发现爱因斯坦的“胶质细胞:神经元的比例”在左脑第39角特别高，平均多出73%的胶质细胞。韦尼克的领域有一部分与语言有关。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表明爱因斯坦大脑中那个区域的神经元有更多的胶质细胞支持，消耗更多的氧气和营养。

从1955年到1985年，是一项推迟了30年的研究。

反正这揭开了爱因斯坦大脑研究的序幕。

1996年，《神经科学快报》发表论文《爱因斯坦额叶皮层厚度与神经元密度变化》，结论是爱因斯坦的右侧前额叶皮层比其他大脑更薄，神经元密度更大。这可能会使信息交换更快。

1999年，《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爱因斯坦的杰出大脑》，认为与其他35个男性大脑相比，爱因斯坦负责数学能力和空之间推理的顶叶几乎大了15%。

这些论文都有一个共同的作者，哈维。

随着论文的发表，哈维变老了。

他知道这个大脑的全部奥秘都超出了他的一生。

1997年，哈维和另一名记者迈克尔·普德尼从美国东海岸驱车前往美国西海岸，爱因斯坦的大脑就在汽车的后备箱里。

他们去加州找爱因斯坦的孙女，想把大脑给她。

她不想要。

1998年，哈维回到了普林斯顿医院，现在叫做普林斯顿医学中心。他找到了埃利奥特·克劳斯，普林斯顿医学中心的首席病理学家——哈维曾经担任过的职位。

然后，他给了克劳斯170个爱因斯坦大脑。

2012年3月27日，爱因斯坦的大脑玻璃切片在伦敦的韦尔科姆收藏馆展出。

大脑回到了普林斯顿，从那天晚上哈维取出大脑到现在已经43年了。

克劳斯后来告诉记者普德尼，“哈维自由了，我被束缚了。”

哈维于2007年4月5日在普林斯顿医学中心去世。

2010年，哈维的后代将与爱因斯坦大脑相关的所有剩余信息，如当时拍摄的一些原始照片，捐赠给了国家健康与医学博物馆。

克劳斯比哈维更严格地管理大脑。

目前的研究人员几乎不可能从克劳斯那里获得爱因斯坦的大脑样本进行研究。后来的论文只能用哈维拍的照片来研究。

克劳斯说，一定要有优秀的研究理由和研究计划才能给大脑的其余部分。毕竟太多人出于好奇想有个小爱因斯坦。

哈维拍摄的爱因斯坦大脑的照片现在在美国健康医学博物馆。

哈维的名声一直不好。

很多人把他当成偷了贵族脑子的卑鄙贼。

爱因斯坦的亲戚朋友也对他非常不满。毕竟他答应学习，却拖了30年。

作为门将，哈维也做出了极其不恰当的举动。1994年，在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哈维走进厨房，从罐子里取出爱因斯坦的大脑，在切奶酪的砧板上切了一小块，并把它送给了游客赛亚裙·杉本四叶，“作为一个小纪念品”。

可能当时他已经心灰意冷了。

他有脑子之后，失业了，离婚了，工作越来越差。1988年，他没有通过资格考试，因此失去了行医执照。后来，他成了一家塑料厂装配线上的工人。

无论是坚守“我会亲自照顾爱因斯坦的大脑”的最初承诺，还是出于垄断天才大脑研究的自私自利，哈维始终将爱因斯坦的大脑带在身边。而且，即使在最尴尬的日子里，他也从来不卖脑子。

最可悲的是，对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可能毫无意义。

虽然目前已经发表了一些论文，但也有一些猜测。然而，大脑如此之少，以至于即使发现了某种“差异”，也可能毫无意义——任何大脑都与其他大脑有些不同。

另外，爱因斯坦是双语的，是小提琴手，是一个据说有点自闭的人，年轻时有语言障碍和阅读障碍——这些都会让大脑不一样。所以，即使发现了一些真正的“差异”，也很难确定这种差异是天才造成的，而不是其他原因。

但这种可能性对于被大脑束缚了半辈子的哈维来说是残酷的。

那天晚上，哈维在解剖台上举起一个巨大的大脑，看到他的命运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他只是没有想到他会不喜欢这个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