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红高粱》最初的手稿作引火草生了炉子

10月27日，电视剧《红高粱》登陆山东、东方、浙江、北京四大卫视，自开播以来收视率火爆。近日，参加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首次接受采访，畅谈《红高粱》背后的故事。

“其实酒不能炒鬼子。”

记者:诺贝尔奖之后，你被封为中国文学标杆。你觉得你现在被禁足了吗？

莫言:应该说不像以前那么接地气了，因为我参加过太多更高规格的活动。比如我经常在电视台做节目。这个地方不接地，这个地方接“电器”。

记者:你现在是一座雄伟的“山”，很多人都赞叹不已。

莫言:高密没有山，高密最高的山，海拔5米。

记者:在《红高粱》中，我们感受到了战争的悲壮。参军的时候没经历过一点子弹吗？

莫言:我是1976年参军的，那是和平年代。我的一些战友参加了1977年和1978年的边境战争。我当时是非常渴望上战场的，但是后来因为部队工作性质的原因没有这个机会。当然，我也参加过一些军训。新兵连有射击训练和轰炸训练。有人认为我的军事技能很差。相反，我在新兵连的射击表现非常出色，10发子弹打了80多个环。

记者:说起《红高粱》，要提到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这部电影其实改变了很多有创意的人的命运，比如巩俐，姜文，张艺谋。你觉得你的生活变了吗？

莫言:我的生活没什么变化，尤其是对我的创作心态没有影响。继《红高粱》之后，我的人气高了，可能更方便出版。以前我不出名，这部小说要这样那样的修改。写完《红高粱》，人家不让我修改，人家就按我写的。我觉得没有其他变化，也是不对的。毕竟我还是从《红高粱》拿到了不少稿费，拿到稿费的时候，家里的生活也就变得比较安逸了。

记者:当时导演是怎么找到你的？

莫言:他首先找到了《红高粱》的责任编辑，朱伟，他现在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他说张艺谋想把《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我说没问题，然后就约了。当时没有手机，也没有BB机。

记者:他在哪里找到你的？

莫言: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筒子楼里，因为暑假同学都回去了，但是我还有一篇中篇未完成，急着去拿稿子，就在那里加班。他一丝不挂，光着脚，提着一只破鞋子等等。我说他像一个制作组的队长，他说我像一个制作组的会计。一个会计和一个组长可以带领一个制作团队，见面就产生信任感。我后来作为编剧之一参与了这个剧本的创作。

有一些关键的细节。张艺谋问我能不能用高粱酒当炸弹炸魔鬼车。我说据我所知，我们不太可能把一桶酒扔在地上，也不可能着火。这个细节经不起推敲。当年给爸爸用了一小壶酒。酒烧开后会点燃，火是绿色的，我手里看不到。但后来，他像炮弹一样把酒罐扔向敌人的车爆炸了，观众也没有调查这个细节是真是假。

一个母亲一辈子都不容易

记者:妈妈在你心中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莫言:我觉得我妈是中国北方最普通的母亲。一辈子都不容易，她忍受了人间的苦难。她很善良。她确实是一个受到我们邻居高度尊重的女人。村里很多家庭都想结婚。当时农村妇女想开脸，就是用两根线把新娘脸上的头发拧下来。这个时候就要找一个人品好的人，孩子多，公婆在家，孩子在家。我记得我妈回来给人家新娘开脸时的表情和幸福。总之，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这辈子没和任何人吵过架，也没和村里任何女人吵过架。

小时候对她很孝顺。赚钱后，我想我应该先给妈妈买点好吃的。

记者:老大哥用几个对象概括了你人生的几个主要阶段。第一个是一块煤。为什么？

莫言:我在小说《蛙》里描述了一群孩子在吃煤。1963年和1964年后，学校拉了一卡车装松香的煤，半是恶作剧半是认真。每个人都不能吃煤，但我们当时确实吃了。饥饿一直是个问题。后来在农村，1965年情况有所好转，当时是半饥半饱，跟饥饿有关。

记者:人生第二个主要阶段的代表对象是字典。

莫言:我之前说了，村里没有可以看的字典。

记者:这是我小时候？

莫言:小学退学后，我看完了村里的书。也是一种自学，没书看的时候就拿着字典翻。写字总有几个汉字，但是小学五年级学的汉字远远不够写字。只有读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碰到不认识的单词，就去查字典，相当于弥补了这个学校知识的不足。

记者:琅琊山也有两块石头。

莫言:我是保定满城县的一名军人，在琅琊山附近。那时，我开始写文学。当时保定有个刊物叫《莲池》，对《莲池》有贡献。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了《连池》编辑部的来信，我的小说《雨春夜》出版了。

记者:然后是最后一座奖杯。

莫言:他应该说的是诺贝尔奖杯。如果诺贝尔没有奖杯，那只是一枚奖牌。

记者:我们导演在今天采访前提醒我，有两个人预测你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大江健三郎，一个是你的童年，他死于2010年。

莫言:张。大疆先生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提到了我的名字。后来他多次来华，访问期间发表演讲，私下交谈说我可能会得诺贝尔奖。他的确是我的海外知己，我的创意老师，同事，长辈。他比我大20岁。

另一种是我们都是东北本地人，《红高粱》孙家口的埋伏就发生在他的村子里。

后来1973年，我们在公社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后来成了朋友。他确实说过我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他也在这方面鼓励过我。

我想颠覆

记者:演员选拔中选周迅你知道吗？

莫言:关于去年，我们也谈了几个女演员。当然还有周迅，我觉得很不错。千万不要抄袭电视剧《红高粱》里某部电影的巩俐。找巩俐的气质没有意义，因为反差越大越好。完全是另一种风格。这样才能让观众有兴奋感和攀比感，对演电视剧的演员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认为她将创造一个新的九儿角色。一个巩俐式的演员演阿九-二，周迅肯定会演周迅演的九儿，也叫一种豪放。因为演员个人气质不同，新的演绎会变成这个，而不是那个。

记者:九儿牺牲了自我，完善了自我，就是完善了余占鳌等人。你对这个结局的改编满意吗？

莫言:好些了，我现在想不出更合适的结局方法了。一部长篇电视剧的结局让人觉得很有感情，挺好的。

记者:但是在小说中，我的祖母九儿在运送东西的路上被枪杀了。好像比起那个结局，这个有点冷清？

莫言:结局应该有两种方式。电影的结局是九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杀，她没有做好准备。这个结局是主动的。她想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别人，去赢得正义，这是一种主动的行为。

记者:所以《红高粱》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感觉非常生动真实。红高粱手稿据说是在特种纸上完成的？

莫言:《红高粱》最早有一本很小的书。我曾经在总参谋部第三部合作过。电报员有一本培训用的纸质书。这篇论文的质量很差。我拿了几本书，先用圆珠笔快速的写，然后找了一张比较标准的方形纸，就是稿纸是用潦草的字体写的，我一边抄一边写。

记者:原稿在哪里？

莫言:作为火种草，造了一个火炉。但是手稿后来被发现了。在《人民文学》杂志上，我告诉他们的主编，我要回来了。第二本《高粱白酒》《高粱葬礼》《离奇死亡》《狗路》，在解放军文艺社，有的在十月杂志。我想他们永远不会被发现。

记者:但是你一开始写在电报书上的稿子保存的有多好，为什么要烧呢？

莫言:我没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价值。

记者:电视剧《红高粱》和小说还是有很大变化的。

莫言:这个是必须的。我带着两个女儿去做大纲的时候，也想到了这样一个颠覆性的改编。电视剧一定要围绕九儿，不能围绕余占鳌改编。

另外，我特别强调一下，原来工作中的县长，当时叫曹梦九，现在叫朱，应该把这个人物变成一个跟和余占傲并驾齐驱的人。因为他的故事很丰富，还有他和九儿的关系。

记者: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朱？

莫言:我小说里叫曹梦九，是真人真事。抗战前，高密县令叫曹梦九。他是当时韩福举的属下，也是他的得力战士，高密也留下了不少传奇故事。他来了之后，提倡孝道，教育，然而禁赌，等等。当然，后来我担心曹实后人表达不满，如果我们剧里有不敬的地方，如果文笔不太好，如果曹梦九后人子孙觉得我们很麻烦，改个名字完全正确。

记者:余占鳌是你三爷爷？

莫言:我们姓关。余占傲确实有我三爷爷的影子，也是很多人物的综合体。从张三身上拿一个细节，从李四身上拿一个细节，从王五身上拿一个细节，最后混到小说里的形象里。据山东卫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