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饥荒事件争议的地方在哪里 事件的影响是什么
苏格历史事件争议
政府封锁了新闻
1943年2月3日，重庆《大公报》因刊登该报主持人王芸生的社论《看重庆，读中原》，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和很多媒体，基于此，决定国民政府压制舆论，封锁消息，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其实这是不对的。当局没有禁止报道饥荒。
但根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其停刊的真正原因是:“大公报因未能限价而停刊三天。”《大公报》受罚前后，关于河南饥荒的报道不间断。1943年2月2日停刊三天后，《大公报》继续报道河南饥荒，其报道至少持续到当年6月20日。当日，张高峰前线报道《谈灾后农情——河南新麦出道》发表。
从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停刊，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河南饥荒新闻报道有40余篇。其中，12月的报道最多
蒋介石是不允许报告灾难的
电影和媒体曾经说蒋介石不愿意提供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难”。流行的史料有三种。首先是冯玉祥的记忆。冯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第二份史料是郭晚年对在这条奔流于天地之间的河流的记忆。第三份史料是1960年代和曹所著《1926-1949年旧大公报》。但蒋介石早在1942年9月的安军事会议上就从河南军方获悉灾情，称不许蒋报告灾情不符合历史事实。
白修德报道后，政府被迫提供救灾援助
1943年3月22日，美国记者白修德在《时代》杂志上报道了河南的饥荒。在晚年，白在回忆录中引用了梅根神父的一封信，称是他自己的报告迫使无意救灾的国民政府采取行动。
自1942年9月9日王渠在安召开军事会议以来，以蒋为首的河南军向蒋介石报告灾情后，尽管以为首的河南省政府对灾荒的严重性仍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不得不立即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被中央政府强迫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称“今后，政府决定把救灾作为中心任务”从此，河南省政府的整个运作完全变成了救灾模式。在王渠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口粮，立即开始从陕西向河南运送粮食。
在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发表文章之前，上述救援工作已经全部展开。白修德伪造历史是为了给国民政府抹黑。
前线部队后撤，将灾民倾倒给日本河南省政府，并发布明确命令，要求各县配合国军“阻止良民逃敌”，并命令各县严格防止灾民逃敌。命令要求:“游击区各县立即检查发放拨振经费，并向受灾群众公布中央道义和意大利，以资启发。各县应带领当地各界人士扩大救灾活动，并尽量筹集资金，随时发放。各县应有效监督本县队伍配合国军，并在通往该地区的地点设立岗哨进行检查和核对，防止良民逃往敌区。如果敌军集结了我们的青年难民，就要随时随地用武力驱逐他们，粉碎敌人的阴谋。”
日本对受害者的救济
日军给灾民提供的救济出现在刘震云的纪录片《温暖过去1942》中，但演金却在1938年沦陷。1943年日军没有“进入河南灾区”。这期间，国军的防线并没有明显后退。沦陷区灾情也比较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录，伪省政府也无力提供救灾。
日军不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也缺乏救灾工作。
唐伯恩被农民袭击并缴械
有几起国民党军队被暴徒袭击的事件记录得很清楚，但他们没有被解除武装。损失最大、抢枪最多的一次事件是土匪上官紫平部，也是袭击八路军的。
事件影响
目前可以看到的统计有两种。一是1943年河南省政府发表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这份报告统计了河南省82个县因灾死亡和逃离的人数，共有288，006人死亡，1，526，662人逃离。但是这个数据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1943年重庆就已经把救灾工作列为县领导和各级行政人员的重要考试成绩之一，救灾失败的往往直接被开除。为了显示他们的救灾努力，各县通常选择尽可能少地报告死亡和开小差。
另一个数据来自张光司《河南省抗旱救灾考察报告》，收录在国民政府救灾委员会档案中。张广思访问期间，对河南省29个重灾区县的死亡数据进行了调查统计。与《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体报告》相比，张广思的统计数据显然更可信。然而，张的数据是如何获得的尚不清楚。但在一些具体县的死亡数据中，张的数字似乎是各种来源数据中最大的。比如许昌县，张的调查数据是18万多人；曾经担任三清共青团许昌支部负责人的杨确苏先生回忆说:“灾难发生后，政府进行了人口调查，除了死亡和逃跑，只有28万人返回家乡，比灾难前少了。13万人以上”；根据1953年许昌县规划统计部门的数据，建国后，那一年许昌饿死的只有4.3万人。数据那么多，差别那么大，1942年大饥荒期间河南的死亡人数还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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