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无意中揭发出千古奇贪大案

清代乾隆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强盛，但也是官员腐败案的高发期，其中甘肃通省冒赈案因涉案人数之多，涉案金额之大，曾令当时的乾隆帝一再慨叹此案系“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而且这桩案件暴露出了清朝集团性腐败的巨大危害。

无意中暴露了永远贪婪的大案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循化堂爆发回民起义，清廷派大臣阿贵、镇压。但是天气不好，大雨不停，道路泥泞。乾隆皇帝接到报告后，突然想到，多年来，甘肃省一直报干旱少雨，人民贫困，于是朝廷给予特殊政策，允许甘肃等省的商人交粮，捐国家文凭，以满足当地的需要。乾隆皇帝专门派以理财闻名的官员王亶望为甘肃巡抚，主持兰州的捐赠和监督工作。乾隆四十二年，王亶望升任浙江巡抚，王廷赞继任甘肃巡抚，接管并继续处理甘肃的捐赠和监督工作。但就在这个时候，皇帝得到消息，甘肃各地都下大雨，他怀疑有严重问题。他立即命令小沈阳等人调查此事。结果暴露了一个可以称之为永恒贪婪的大案。

原来，王亶望就任甘肃省政治特使后，依靠兰州知府蒋全棣，在全省范围内扣压救灾的分数，让州县上报费用。同时，也不必像往常一样交粮向各县捐款，而是换银而不是买粮入库。捐国子监文凭和报灾分数经藩司同意后，道、府、直隶等国照例捏造，层层上报。王廷赞继甘肃为政府特使后，愈演愈烈。规定每个国子监毕业证收收银55.2，外加额外办公费用42，外加“红心纸”费22.2。这样，在王亶望、王廷赞主持捐赠督导前后的五六年间，甘肃共收到捐赠督导人员30.0461万人，收款机1500多万台，占全国迪厅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这笔巨款的大部分被认为是灾难造成的，被王亶望、乐金、王廷赞及以下县的甘肃省官员贪污。

经此案调查，乾隆四十六年七月，首犯王亶望被斩首，巡抚乐二进奉命自杀，王廷赞也在今年秋审中勒死。从那以后，有56名罪犯坚持法律，46名罪犯被判死刑。甘肃省行政一度瘫痪，当年的官方计划不得不暂停。此后，乾隆皇帝下令甘肃停止向监狱捐粮，陕西、新疆也停止向监狱征集和捐粮。

甘肃慈善案是一个典型的群体性腐败案件，得到了大学生余敏忠、陕甘省长乐进的赞助和秘密支持，得到了甘肃省政府、地州县官员的全力配合。交易员王亶望多年来一直能够冷静操作。如果乾隆皇帝不够聪明，恐怕还是很难找到。虽然其他腐败案件没有甘肃的救济案件那么典型，但每个案件都涉及大量官员，群体性政治腐败成为这些案件的共同特征。

讲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清朝没有人举报腐败，皇帝还要自己找？清朝的监察制度在哪里？

一个很难做到的监控系统

据《清惠殿》记载，清代监察的主管部门是都察院，负责监察纪律，监督官员的政绩和品德。都察院由十五个监察建议和六个科目组成。监察建议审查和监督全国各省的刑事名称事务，而监督建议监督中央部委和医院的事务，如官员、家庭、仪式、士兵、惩罚和工人。两者合成“科学道德原则”。

然而，清代的科学与道教制度有两个最大的变化:第一，时宇作为监察官，不仅自宋明以来失去了巡察地方的权力，而且陷入了日益复杂的程序性事务中。而且，科学和道教官员通过“听到消息”来玩东西的权力几乎丧失殆尽。官员往往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风闻而被指责定罪，不能随意弹劾官员，经常因涉嫌党争而得罪。在这种情况下，科道官员只能将精力投入到签发官证、刷纸等繁琐的日常行政程序事务中。难怪后来的嘉庆皇帝感叹科道官员总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做文章。第二，作为一个驳船官，他不仅在管理上被分配到都察院，而且被视为一种建议。而且在实际政务操作过程中，他没有实际的驳权。因为纪念制度和军事部门建立后，重大军政事务高度保密，外人一般难以知晓，内容至今不明。弹劾和反驳从何而来？乾隆元年，请恢复曹对此事的独立地位，否则此事将忙于处理程序性事务，无暇反驳。跑里跑外，没日没夜。但是这个讨论没有得到乾隆的认可。到了清代，顾所推崇的封驳制度已不复存在。

而且从大案要案的查办来看，乾隆皇帝很少倚重都察院，几乎从不把大案要案交给监察系统，主要是自己察觉后派钦差大臣检查。因此，乾隆皇帝惩治腐败的力度并不大，但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制约和监督官员权力的机制。受制度的限制，清代监察官员在惩治腐败和打击腐败方面很难有所作为。清朝很多腐败不良案件中，监察官很少见到，很多贪官很少被监察官分解。没有这种制度的监督和监督，仅仅依靠皇帝自己的努力无法对官员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也无法防止官场腐败的蔓延。

纪念制度的“失败”

清朝皇帝之所以不重视监察官在惩治腐败和预防腐败中的作用，是因为担心这些官员会借机干预党争，重蹈明朝的覆辙。而且康熙、雍正以来形成的纪念制度，很大程度上具有监督官员的功能。奏折，原称密折，出现于清朝康熙时期，是皇帝任命的大臣专门为皇帝奏事的一种文书，是皇帝获取各种政治信息的机要通信。雍正时期，纪念馆的使用、移交、归档和管理逐渐制度化。当时皇位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保密。康、雍皇帝认为，让官员通过奏折互相监督，比把监督权交给科道官员更能有效地防止党争，可以避免科道官员干预党政而造成的信息不准确的弊病。

但是在乾隆时期的很多大案要案中，我们很难看到奏章制度的作用，很少有人通过奏章向皇帝举报其他官员的经济问题。

回顾甘肃救灾案，很明显，纪念馆在这起特大腐败案中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甘肃使王亶望、王廷赞非法经营已近七年，本应密折报知的诸侯，无不默不作声，有的不得不说。

首先是陕甘总督勒尔金。乐进掌管陕西和甘肃，对王亶望的救济总是给予保护和默许。乾隆三十九年，是乐进要求中央开捐赈灾。然而，乐进并不知道王亶望已经把捐粮改为捐银。这是王亶望在甘肃贸易作为甘肃诈骗之手一案中最关键的一步，也是事件发生后审判官员和乾隆皇帝难以理解的一步。这么大的省长，这么大的事，感觉不到，也无能为力。可见他要么是极度神志不清，要么是被拉出了水面。

事实上，皇帝曾专门询问过乐进捐赠给甘肃监狱的事情，但乐进总是为王亶望做虚假的陈述和虚假的主张。

其次是当时任甘肃巡抚的阜宁。他是王亶望的一名省政府官员。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是可以偷偷玩的。然而，阜宁后来说，在捐赠和救济过程中，王亶望的聪明之处在于让兰州政府全权处理此事。兰州知府蒋全棣是王亶望的亲信，全省的捐款都直接交给兰州政府保管，兰州政府向捐款人发放“许可证”。全省各州县能征集和发放多少捐款和许可证，由王亶望一个人决定，谁也不能干涉。收到捐款后，各州县会出具上下级之间的证明来完成此事。不但从来没有人举报，而且手续齐全，简直是自上而下的作弊。就算掌握全省监督权的傅斯福宁，也不是一个人能对付得了省里的官员。

为什么这个时候有玩权的政府省份不愿意举非法同事经济违法的例子？其中，奏章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密函逐渐正规化的因素，皇帝与奏章大臣私下交流的原有性质逐渐弱化，公文的色彩逐渐浓重。至于地方督抚在奏章中所列的物品，则越来越多。大部分的日常事务、财政事务、军事事务都是先由奏章上报，内容趋于固定，奏章内容不再保密。这对于皇位制度来说是一个质变。丢了密折的保护膜，谁还愿意检举弹劾其他官员的腐败行为？

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清廷查出王遂贪污、挪用甘肃浙江嘉湖路、乌鲁木齐贪污、变卖金银、山东巡抚国泰贪污、闽浙巡抚陈辉祖贪污、盗窃官财、江西巡抚郝叔勒封臣等六大集团贪污受贿案。每个案件都涉及到省内几十名县级以上官员，这些案件不仅涉及到大量官员，而且由于官员在受贿过程中的默契配合甚至有组织的行动，表现出很强的集体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但监察制度的不作为和纪念制度的正规化，大大削弱了清朝官方领域的监察和监督机制，官员的权力越来越不受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