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事变：参与反蒋派势力都有谁 他们为什么是怎么做的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的推动下，国民党驻闽十九路军将领陈、蒋光鼎、李、蔡廷锴、第三党黄企祥等反蒋势力公开宣布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决裂，在福州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与共产党合作开展抗日、反蒋运动。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件”。

十九路军是发动事变的主力，其前身是参加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当时这个单位共产党员很多，国共两党成员相处得很好。因此，大革命失败后，该部队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周恩来、朱德、叶挺等共产党人在本部官兵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支部队很快追随蒋介石，为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击败其他军阀作出了巨大贡献，参加了对苏区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革命“围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官兵大为震动，开始认识到“连年内战，枪口不能转向外，这是日寇想毁灭我国的主要原因”。在全国抗日反蒋潮流和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影响下，1931年10月10日，19路军3万多名官兵在赣州体育场举行的阅兵仪式上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突破蒋介石的不抵抗禁令，在上海作战，表现出可贵的爱国精神，实践了团结抗日的誓言。中共中央就“一月二十八日事变”发表决议，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并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开展了大量动员群众支援前线的工作。《松湖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蒋介石下令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以达到十九路军和红军两方面的目的。

1932年7月十九路军进入福建后，中共中央立即为十九路军向福建各级党部发出《函》，指示福建各级党组织开展军事运动，争取这支抗日力量。苏区中央局和苏联临时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开展十九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欢迎十九路军抗日”，对十九路军产生了深刻影响。1933年1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山海关，侵略华北。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粉碎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于1933年1月17日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三条件下愿与一切中国军队共同抗日宣言》， 表示红军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立即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立即武装人民三条下，同任何武装力量“缔结停战协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张极大地鼓舞了要求抗日的十九路军，使他们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十九路军进入福建后，蒋介石不断命令他们进攻红军，蔡廷锴被迫率部进犯苏区。1933年7、8月，彭指挥以红三军团为基础的东部军团在闽西歼灭十九路军三个精锐团，9月在闽北击溃十九路军主力，使十九路军遭受参加内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十九路军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主动反共必然失败，被动反共也难以立足。抗日要反对蒋介石，抗日要团结共产党。1933年3月22日，蔡廷锴派代表陈公培秘密会见彭，表明十九路军反对蒋介石抗日的意图。10月，十九路军福建省政府特命全权代表徐明宏抵达瑞金，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的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领导谈判工作，并派中央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潘汉年为苏联临时中央和工农红军全权代表，直接与徐明宏谈判。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人的积极关注和支持下，双方谈判进展顺利，并秘密签订了《中苏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抗日反蒋初步协议》。协议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分界线；双方恢复进出口货物贸易，采取互助合作的原则；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立即释放了在福建的政治犯，并同意福建革命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双方还决定互派全权代表，协议签署后，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发表反蒋宣言，立即准备抗日反蒋军事行动。协议的签署不仅为红军打破蒋介石的“围剿”提供了有利条件，也解除了十九路军领导人的后顾之忧，加速了“福建事变”的发动进程。

蔡廷锴将军张炎将军

1933年11月20日，李、、黄企祥等十九路军领导人联合全国抗日反蒋人士，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公开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22日，李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巩固和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派代表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举行会谈，并签署了《闽西边境交通条约》，停止了军事行动，确定了边界，恢复了交通和贸易的发展。随后，大量盐、布、药、军械等物资从福建运往中央苏区，实际上部分解除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为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

《抗日与蒋介石初步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于1933年10月30日向福州中央及福建全体同志发出《函》，要求福建党组织采取与十九路军合作的态度。苏区中央局派罗明、谢小梅到福厦领导党组织开展抗日反蒋民主运动。福建党组织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充分利用“福建事变”造成的有利条件，公开组织抗日反战同盟、抗日救亡协会、日货检查协会等反帝抗日团体，发动抗日反蒋民主运动，扩大革命影响。福建省政府释放在押政治犯，允许抗日反蒋革命团体开展公开活动。这一时期，福州、厦门和闽西、闽南、闽东苏区的党组织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戴戟

“福建事变”前两个月，即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依靠堡垒逐渐向前推进，对红军构成严重威胁。“福建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改变原定计划，从江西、沪宁杭“剿共”前线抽调十一个师到福建“讨伐”。形势的变化对粉碎“围剿”是非常有利的。、周恩来、彭、都提出了团结十九路军在军事上打破“围剿”的正确主张。不幸的是，博古等人没有采纳这些正确的意见。他们害怕失去根据地，不敢实行敌后作战的政策。相反，他们继续在内部作战，没有尽最大努力赢得盟友。他们继续视中间派为“最危险的敌人”，在军事上没有给予十九路军应有的支持。结果，蒋介石在抓紧时间搞垮福建人民政府后，立即派兵“围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虽然中共十九路军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在关键时刻遭遇严重挫折，但意义重大。正如毛泽东所说:“无论蔡廷锴人民今后的事业如何，无论福建人民政府如何墨守成规，如何不发动当时的人民斗争，他们都把本来对准红军的火力转向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这不能不说是有利于革命的。这就是国民党阵营的崩溃。”尤其对推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