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 “普通话”是怎么演变过来的？中国语言的发展史介绍！

　　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普通话”演变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语言中潜藏的，是一部曲折的中国史。

　　对于13亿中国人来说，普通话是如今的民族共同语，然而，对于说着粤语、客家话、闽方言、吴方言、赣方言、湘方言等六大方言体系的南方中国人来说，普通话却显得如此陌生;而对于北方民众而言，这些南方方言也有如“鸟语”一般，根本听不懂。

　　但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作为一门被不断改造的语言，普通话本非纯粹的汉话，而南方的这些“鸟语”，才是我们的祖先，所真正说着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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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560年，晋国召集北方诸侯商议如何讨伐楚国。

　　然而此时楚国强大，刚刚挫败了晋国的盟国吴国，国力日趋衰弱的北方盟主晋国，对于自己无力率众伐楚的外强中干感到恼怒，但又需要找到发泄点，于是，晋国大臣范宣子将焦点对准了北方姜戎的首领驹支，指责是戎人在搞破坏挑拨北方诸侯，以致南征楚国出现分裂。

　　作为与中原华夏族先民语言不通的戎人首领，此时驹支却不卑不亢，并当场朗诵了一首《诗经·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戎狄言语向来与华夏不通，驹支却能朗诵《诗经》，并且亲自与各诸侯国君臣公开辩论，这就涉及到一个语言问题，即驹支说的，究竟是什么语言，能让自身也是说着各种方言的各诸侯国人一听就懂?

　　难道，先秦时期的远古中国人，已经说着一门类似今天普通话一样的民族共同语了?

　　对此，《论语》中给出了答案。

　　《论语》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说，孔子在诵读《诗经》、《尚书》和主持典礼的时候，都说的是“雅言”——而雅言，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共同语。

　　对于门下弟子三千的孔子来说，如何与来自各个诸侯国的弟子们沟通，以及在游历诸国时向各国国君推广自己的思想，只能是通过一门远古时期的华夏族共同语——“雅言”来进行交流。

　　▲中国首都和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东进、南下北上，深刻影响着中国语言的发展。

　　开封在五代十国时期崛起后，作为后续的北宋首都，开封的汴京话也对唐朝延续下来的唐京雅音产生了很大影响，北宋时，在汴京话冲击影响下，汉民族的雅音开始融合了开封特色，形成了后来所称的“宋音”雅言或“中州音”。

　　要注意的是，北宋时的开封话和“宋音”雅言，仍然属于古代汉族雅音系统，与现在的河南话是彼此互不相通的两码事。

　　1127年，女真铁骑南下灭亡北宋，随着宋室南迁和南宋的建立，此后，汉族的雅音系统再次分离，并逐渐分裂成了后来的南方官话体系和北方官话体系，这也是当时南北方政治军事对峙所造成的分裂结果。

　　从唐朝以来，今天属于北京的幽州地区，一直都是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活跃地带，当时，一种称为唐代幽州话的汉族边缘方言在幽州地区流行开来，在契丹、女真和后来的蒙古人影响冲击下，幽州话开始融合了大量的北方少数民族用语，并逐渐发展成了后来的北京话。

　　而原本地处边缘，与河洛古语的中原雅音系统相去甚远的幽州话，随着蒙古人的到来，即将开始剧烈改变此后700多年间的中国语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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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年，女真人攻灭北宋，随后，北方地区在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先后统治下，官话体系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从中古音转为近古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原本中国南北共同推崇“洛阳读书音”的局面被改变了，这时候，南方官话随着宋室的南迁和南宋的建立，发展成了南方官话，北方则随着契丹、女真以及蒙古人的先后入侵，逐渐形成了北方官话体系。

　　当时，南方官话以南京为基准，北方官话则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

　　1279年，蒙古人正式攻灭南宋，在此前的灭金战争和后来的灭宋战争中，蒙古人对中国北方和四川等南方地区都实行了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政策，这就使得从契丹人入主幽州，女真人攻灭北宋后，北方一直在缓慢改变的语言语音体系，遭到了扫荡式的打击。

　　在蒙古人的屠刀下，由于北方汉人被种族式大规模屠戮杀害，加上战争动乱导致的瘟疫、饥荒和人口的不断南迁，这就使得北方出现了广大的语言真空区，原本自夏商周以来一直延续流传三千多年的中原古代雅音系统，此时也在北方遭到了毁灭性的扫荡破坏。

　　元朝定都大都以后，作为唐代幽州话嫡系的“大都语”开始出现，这也就是今天北京话乃至普通话的雏形。

　　此时，受到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语言先后侵蚀影响的幽州话以及后来的“大都语”，已经丧失了古代中原雅音系统所拥有的全浊音和入声。

　　而入声等中国古代汉族雅音和洛阳读书音消失导致的结果，就是用从元朝时期开始发端的大都语、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说的普通话，来读古代的许多古诗词时，经常会出现无法押韵的情形。

　　出现这种问题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些古诗词很多都是押的入声韵，而从元朝开始崛起的北京话，在经过蒙古人对汉人的扫荡式改造后，入声韵已经几乎彻底消失。

　　这，就是今天用普通话来读古诗词，经常出现无法押韵的最重要原因。

　　在进行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将北方地区腾空出巨大的语言真空区后，元朝政府规定，学校教学必须采用以“大都语”作为标准的天下共通语，这就使得“大都语”开始在北方地区逐渐流行开来，并成为现在广泛流行的北方方言的源头。

　　▲雍正强令福建人、广东人学习官话，推动了满族式汉语的广泛传播。

　　在雍正看来，推行作为共通语的官话，是构建大一统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满汉民族斗争的语境下，语言也成了民族和阶级斗争的工具——对此，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作为广东客家人出身、说着一口古老汉族雅音——客家话的洪秀全，就指斥满清推行满族式汉语“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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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民族语言融合的潮流逐渐成型，到了19世纪，随着德意志、意大利等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从德国到意大利，再到日本，都在努力建构一种民族共同语。

　　光绪二十八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去日本考察学政，发现日本已经在全国普及了以东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吴汝纶深受启发，回国后就提出希望以北京话统一全国语言，并定名为“国语”。

　　在吴汝纶提出这个想法以前，清朝的“国语”一直是满语，所以吴汝纶的建议也遭到了强大阻力，但鉴于时代风雨欲来的不利局面，为了构建统一性帝国，1909年，清朝正式下令将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改名为“国语”，但还没来得在全国范围内实施，1912年，清朝就正式灭亡。

　　尽管从元朝定都北京以来，北京话的雏形大都语就已开始出现，但随后历经明清两代的变迁，北京官话也融合了南音和北音以及满语、蒙古语、回语等诸多语言特征，对于清末时期未能完成的国语统一运动，民国政府也接棒进行了努力。

　　1913年，民国政府召开“读音统一会”，准备确定“国音”的标准，会议期间，有代表提出，作为深受蒙古语、满语和回语影响的语言，北京话虽然是汉语的一个分支，但是北京话在被少数民族语言侵蚀后，古汉语中的全浊音和入声等发音都消失了，最终会议投票决定，在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老官话中，杂糅进古汉语的入声和尖团音等发音，以此来解决北京话无法押韵古诗词、与古汉语相去甚远等问题，这也就是著名的“老国音”。

　　但作为现实中没有人使用的语言，按照古汉语标准设定的“老国音”没有实际语境，人们根本无法自然的说出口来，这就使得1913年通过的这门“老国音”成了一门“死语言”，尽管如此，由于取消入声会打乱中国传统诗词的格律和降低古文的节奏感，主张在国语中保留入声的力量仍然相当强大，但作为反方，反对者则主张应该尊重现实，使用实际有人使用的北京话作为新国音。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白话文的广泛兴起，传统诗文逐步失去了过去独霸文坛的地位，在此情况下，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放弃“老国音”，改为以北京语音作为“国音”的标准，这也就是“新国音”的由来。

　　此后从1924年至1949年，除了1937-1945全面抗战期间“新国语”推广受到影响外，其他时间，“新国语”都在国内广泛推广开来。

　　1924年，学者洪业回到福州四处讲学，他当时就惊奇地发现，“各校学生都会讲国语，使他非常诧异，仅仅十年之前，他还是全校师生中唯一会讲官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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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后，国语改革运动继续推进，1955年，北京官话被选定为新国语的标准语，考虑到民族共通融合问题，官方决定将“国语”改名为“普通话”，对此时任教育部长张奚若表示：

　　“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

　　至此，历经数十年从清朝末年延宕至民国，乃至新中国的多番讨论和改革，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终于正式成型，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将普通话正式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至此，一个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失去了古汉语的入声、全浊音等发音特征的当代版“普通话”终于正式成型，尽管与古代汉族先民的语言和发音相去甚远，并受到诸多少数民族语言的深刻改造影响，但在中华大地上，一门广泛的汉民族共同语终于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发芽起来。

　　而当时间回到蒙古人入侵中原之前，那时的中原大地，与今天说着的，已然是两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