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为什么没出席党的「 ”六大” 时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为什么没出席党的「 ”六大”

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为什么没有出席党的六大？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整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文章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李颖 按照惯例，上届党中央总书记必须参加下一届党代会，而且应当向大会报告上届中央的工作。然而，陈独秀却没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其中有什么隐情吗？ 从已有的当事人回忆看，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曾要求陈独秀参加六大。这是因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六大的重要内容。陈独秀作为第五届中央总书记，大革命的领导者，自然最清楚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此外，八七会议后，陈独秀虽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但仍十分关注形势的发展和党中央的决策，并负责任地给中央写信，谈他对形势和党的路线的看法。事实证明他的看法有不少是正确的。因此陈独秀参加六大，无疑对正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克服「 ”左”倾盲动错误、制定新时期的路线和策略是有益的。此外，1928年2月，共产国际、斯大林得到中共党内有人要以陈独秀为首领另组新党的情报后，不愿意放弃陈独秀，想争取他留在党内。为此，共产国际、斯大林希望陈独秀能到莫斯科去，以便和他共同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党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多次出面同陈独秀恳谈，并动员陈独秀的故旧和身边工作人员张国焘、王若飞、郑超麟、黄文容等做他的工作，劝他赴莫斯科出席六大，但是他断然拒绝。 陈独秀 陈独秀为什么拒绝去莫斯科出席六大呢？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趁机攻击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认为是他们的错误指导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他们应当为失败负责。斯大林为了回击托洛茨基，提出了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为自己辩解，说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是正确的，错误的是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他们指责陈独秀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大革命的失败。而陈独秀认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应当由共产国际来负，对共产国际把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全推到他身上十分不满，认为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拿他和谭平山当替罪羊。 陈独秀还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自己的组织处理十分不满--没有经过正当的程序就把陈独秀排除在中央领导层之外。1927年7月12日中央政治局改组后，实际上撤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 ”独秀自此便不视事”。八七会议召开时陈独秀在武汉，但不通知他到会，对他缺席审判，不给他辩解的机会。 最重要的，陈独秀认为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中国人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应当在中国进行，没有必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陈独秀最终没有赴莫斯科参加六大。但在六大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大会已接近尾声的时候，由于汪泽楷涉及陈独秀的一席发言，又意外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汪是湖南醴陵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1月至1924年10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回国，同年10月至1925年9月任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6年3月至8月任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年4月出席党的五大，8月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同年11月至1928年6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组织科负责人。1928年赴莫斯科，作为指定及旁听代表，出席党的六大。 在大会选举时，汪泽楷和刘伯坚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蔡和森对此事有些个人看法，说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在选举结束后，汪泽楷要求发言，得到会议主持者的同意。他首先声明：要说的事情，并不是轻得不重要的事情，但也不是如何严重的问题。和森同志说我们的名单之中有独秀名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政治作用；我却以为他这些话是很奇怪的，有政治作用的。 汪泽楷解释说，自己和刘伯坚提出的中央委员名单，不分什么新机会主义、旧机会主义，而是认为只要能工作，是一个人才，有政治经验，有工作的历史，有能力，不论是新机会主义、旧机会主义一律提出。名单之中有15个工人，6个知识分子，为什么我们又提独秀的名字来呢？因为他有政治经验，对于党有很大的贡献，没有卑鄙的污浊的行为，对于工作很努力；虽然他以前是机会主义的，但他现在是接受了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既有政治经验，又有工作能力，所以我们提他。还在党内的同志，我们不可以因有错误，就说他一钱不值。 刘伯坚也发言表态说：选举之后，没有别的话可说，希望被选举的中央，不用揣测别的，在新的精神之下工作好了。 但汪泽楷不依不饶。他说：望共产国际注意，不要以为是小事，有政治性的私人利益作用。 来自广东的中国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发言。他说，汪泽楷说自己是为了党的利益，而实际不是。苏兆征对陈独秀不出席党的六大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说：「 ”独秀有政治经验是不错的，但他并没有接受国际九次扩大会的决议，没有接受对他错误的批评。你为他说话，你与独秀一样。”汪泽楷马上调侃了一句：「 ”太恭维了！” 瞿秋白发言，认为汪泽楷的话没有意义，不必讨论。 来自湖北的向忠发发言说：过去党有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独秀工作是有历史的；主要的责任应加之新中央，这是对的。可是汪泽楷出席大会的态度与精神，给了大会什么影响？完全不是好的。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说独秀同志过去工作是有成绩，谁也没有否认。是否对于他失望了呢？没有！国际及中国党都要他来，如果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应该来！ 张国焘说，汪泽楷说话的内容可以不究，态度实在不对，他提议大会给予汪警告。 其后发言的李子芬认为，大会快要闭幕，还闹出如此扫兴的事情来，可见机会主义的影响。他严厉地指责汪泽楷的发言，是反对党的利益，代表了落后的思想。他说：「 ”独秀可以工作，革命的群众并没有丢开他，他有功绩，可是不能以此掩盖错误的责任。”他批评「 ”汪泽楷到大会上来捣乱，实在不对”。 李子芬发言后，王若飞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王若飞与陈独秀交往较多。他1925年4月从苏联回国后，先后以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指导河南地区党的工作，后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1926年2月到上海，11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任务便是协助中央领导人处理日常工作。也正因为与陈独秀的关系较为密切，周恩来曾和他一起去动员陈独秀到莫斯科参加六大，并说明是共产国际的要求。 王若飞说，对于汪泽楷的发言，同志们说了很多很好的话，但「 ”对汪的批评可说是太过”，太动感情。他说，陈独秀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过去的错误也很大，但不是他一人负责，这是大家都公认的。而提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也是可以的。因为陈独秀可以改正错误，继续工作；同时，党内选举，允许每位代表发表意见，怎么会觉得奇怪，「 ”有政治作用”呢？王若飞指出，叫陈独秀做另外的工作也可以，但他不赞成会上有同志对汪泽楷的批评，并声明他「 ”并非为汪辩护”。 当王若飞讲话时，台下有人要他停止说话。会议主持人宣布停止发言，并问台下：有人提议给汪泽楷以警告，有附议没有？台下有人表示赞同。于是大会表决，大多数通过，给汪泽楷以严重警告处分。见此情况，刘伯坚主动提出也给他以警告处分，但大会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关于这件事，王若飞后来回忆说： 「 ”中央曾要我帮助陈独秀赴莫，说国际如何爱护他，希望他去。陈的回答是‘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批评他的错误，却不要他参加，不要他发表意见。他以为到莫也只有挨骂，不能说话。他虚伪表示承认国际路线的正确，承认他过去领导的错误，但不赴莫。任凭秋白、恩来同志如何苦口相劝，他终不走。” 「 ”我在六次大会上没有认识陈这种说法的虚伪与错误，而反认为有部分理由，经许多同志批评后已自知错。” 其实，六大没有选陈独秀进中央委员会，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处理方法。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时，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凡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我们就不选，这样一种意见，主席团认为是一种好的愿望，一种好的理想。这种意见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我们吃了亏。但是，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过去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大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开除出政治局。可是我们党并未从此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 在七大现场，听到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后，王若飞高兴地对妻子李培之说：「 ”从《决议》和这次大会的选举看，六大时我的态度不能算是错误，主席说我在六大时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至此，17年来由于支持陈独秀而长期受到的误解解除了，王若飞终于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心理包袱。 此事的「 ”主犯”汪泽楷，因追随陈独秀违犯组织纪律，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1929年他参加了托派组织「 ”无产者社”。抗日战争期间，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爱国学生运动。1939年至1942年先后任国民革命军预备第二师顾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教官。1949年参加程潜、陈明仁起义活动。湖南和平解放后，曾任湖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省政协委员、湖南大学图书馆馆长。195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3年春任武汉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综合资料室主任。1958年因「 ”历史反革命罪”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1958年12月在湖北潜江劳改农场因病逝世。1979年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为其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