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以降 汉唐以降 为什么日韩越来越看不起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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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的汉唐盛世，万国来朝，一派天朝上国的气派，俨然世界的中心。日本至今仍保留着大量的仿唐式建筑，可以说唐朝的建筑在中国已然存世不多，但是在日本却被较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足以见得汉文化的影响力以及日本对唐朝的崇拜。 但是到了近代，我们就不行了，日本蛇吞象的野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千百年未遇之大劫难。而到了现代，又频频传出韩国将中国的发明、习俗屡次申遗，这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 我国最着名的文化名人——孔子——韩国人说是它们国家的，并且说的有理有据。 曹操也被说成是韩国人，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郑在书驳曹操墓安阳一说，据郑教授几十年对中国以及韩国历史的研究中声称，中国东汉末期着名枭雄曹操居然是韩国人。 拔河比赛被认为是韩国的，已经成功申遗。 活字印刷术被认为是韩国人发明，甚至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是韩国的，韩国专门建立了印刷术博物馆，邀请各国客人免费参观。 中医据说韩国人也曾经想申遗 林林总总，不胜枚举，虽然很多消息也被证明是假消息，中国、韩国的舆论也吵成一片，但将他国起源的节日或技术、人文包装一下当做自己的「 ”文化遗产”，韩国人的做法也的确令人不齿。我以前对这件事的理解是认为韩国人虽然经济发展起来了，甚至上个世纪后期要远超我国，但是在文化上还是自卑的。但直到我看了宋念申先生的《发现东亚》这本书，才让我理解了日韩越来越看不起我们的背后的逻辑。 一、一场后果很严重的战争 日本的史学界一直有一派观点，中国以唐宋为界，完全是两种文化，唐朝以前是盛世，是令人向往的圣殿，宋朝以后，中国逐渐走向败劣，不能再担当「 ”中华文明”的正统，那这种历史观又是如何一步步演化过来的？ 中原，自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精神的传承虽然经历波折，但是在宋、明基本确立了对汉人精神世界的统治地位。中原之外，一些政权引入儒家礼治秩序，或多或少接受中原的领导地位。朝鲜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从创立之初就奉明朝为上国，使用明朝正朔，引入中原典章制度，意识形态上恪守儒家理学思想，内政和外交实践上也严奉礼法规范。但接受以中原为坐标的等级次序，并不意味着朝鲜在自我贬低。在某些时候，朝鲜甚至觉得自己才是中华文明的真正代表，仅仅是体量稍小而已。我们可以从15世纪初朝鲜人摹绘的一幅世界地图中略窥其自我定位。《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朝鲜最早的世界地图，表现了从东亚到非洲的广大疆域，涵盖当时已知世界。图中虽然仍把中原放在偏中位置，但面积要小的多，朝鲜居其右，但面积像左边的非洲大陆一样大。止于近邻日本，则只是半岛南方的几处小岛。 展现了高丽王朝第四代国王高丽光宗王昭一生的韩国电视剧《帝国的早晨》，就有高句丽军队攻破了唐朝的首都长安，并让李世民跪地求饶，逼迫唐朝割让了大半个江山的描写。 其他一些国家，虽然意识形态上也接纳「 ”中华”和「 ”天下”的坐标，但政治上并不奉明朝为上国。典型的就是日本。日本在16世纪之前已经广泛的吸纳了汉字、佛教等外来文化，但仍保持着自身政教制度的独特性，在多数时间内采取游离于明朝的立场。其思想中还有强烈的本土神道的影响，以日本为神国。它认同等级次序的存在，但并不认为自己在政治等级上是次一级。 火器到来后不久，天主教就随着贸易来到日本和明朝。通过和传教士的接触，明朝和日本、朝鲜人士对「 ”天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很多人认识到，至少在地里上，所谓天下只是更大的世界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以明朝为「 ”中华”的「 ”天下”，仍是当时大多数精英的共识。直到有一天，一个叫丰臣秀吉的日本人决心更改这个参照系，发动侵朝战争，东亚格局随后发生震荡重组，产生的后果也是影响深远。 在日本，由于侵朝战争的失败，支持丰臣氏的大名实力受损，而旁观的德川家康以及他的势力随后趁着丰臣氏的衰败，击败丰臣氏，夺了天下，建立德川幕府，开启江户时代。 在中国，由于万历三大征，给明朝背上了沉重的财务负担，又赶上「 ”小冰期”，经济、财政持续受到打击，帝国内部出现民乱，由于援朝的主力—辽东精锐—也元气大伤，帝国外部也无法再压制女真满洲的崛起，内外交困直至明朝的灭亡。 丰臣秀吉侵朝战争 二、畸变的「 ”天下” 16世纪末到17世纪，由万历朝鲜战争和满洲崛起带来的区域动荡，在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开启了东亚地缘新格局，以明朝中原为中华的那个「 ”天下”畸变了，新的世界秩序沿用、改造了「 ”天下”机制并大大扩充，在多元秩序中，「 ”中华”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参照系和中心了。 至少在明代，中原和「 ”中华”基本是一体的，明王朝在多数时候代表理学道统，区域秩序的核心。明亡清兴后，这种一致性难以为继。被征服的中原人士虽然被逼剃发易服，但仍然挣扎着回到儒学经典中，以考据穷理为途径，努力扞卫道统的正源。而面对汉人士人，满洲新政权虽然自明为明朝的继承者，并积极维护宋明理学的权威，但它更强调自己是以德来承载天命，刻意超越了那个与「 ”夷狄”相对的「 ”中华”，这点后来亦逐渐为大部分汉人士人所接受。而此时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的儒林社会，则开始以「 ”小中华”自居，出于各种需要，宣称中原不再是「 ”中华”的合法代表了。 明朝覆亡，过去被视为「 ”夷狄”的满清居然成了新的「 ”中华”，这一政治巨变，给整个儒家世界带来极大的心里和文化震撼。 满清代明而兴，一方面是以边缘的身份入住中原，另一方面又继承扩大了过去那个「 ”天下”，这造成了中华道统与新的天下秩序不再严密对应。因此，对「 ”中华”重新定义，就成了整个近代东亚世界思想变革的起点，日韩的士人借由思考「 ”华夷变态”重新定位自身，成为19世纪后两地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 三、「 ”天下”失焦后的多边重塑 满洲崛起，明朝覆亡，让一个名叫朱舜水的人走上历史舞台。朱舜水原名之瑜，「 ”舜水”是六十多岁后在日本用的号，但因为他的主要着作皆在日本完成、流传，所以「 ”舜水”反而更为知名。他是浙江余姚人，1644年后致力于反清复明，奔走于闽浙沿海和日本、安南、暹罗一带长达十五年。安南国王曾强留他入仕，但他坚辞不就。1659年，他参加郑成功攻打江南的战役，失败后到日本求助，此后就在长崎定居下来，传授学问。 1665年，水户藩的第二代藩主，德川家康的孙子德川光圀，仰慕朱舜水的学识，聘他为宾师，执弟子礼。朱舜水于是移居江户，名声日隆。他带给日本的儒学，是带有沉痛的亡国之恨的批判性儒学。在他眼中，故国因内败外虏，已经彻底沉沦，反而是收留他的日本，能够看到延续文明正脉的希望。此时的岛国，竟也成了某种寄托。在给安东省庵的信中，他说「 ”贵国山川降神，才贤秀出，洵洵儒雅，蔼蔼吉士，如此器识而学焉，岂孔、颜之独在于中华，而尧、舜之不生于绝域？” 朱舜水 须知在此之前，中国士大夫眼中的日本，一向是蛮夷倭种。因为明亡清兴，日本就从岛夷倭寇，一变而为域外尧舜了。这种思想，更加促发了日本重新认定自己的中华文明统绪中的地位。儒家本强调华夷秩序，但由于有了满洲这样一个夷狄，日本反倒从夷狄的身份中解脱出来了。朱舜水鼓励日本儒士认识到，自己也有可能成为「 ”中华”，日本所谓「 ”脱离中国的中国化”，由此展开。 山鹿素行是日本思想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他最初跟随林罗山学习朱子学，也深受朱舜水的影响。山鹿素行尝试把儒学和本土神道结合起来，以宗教化的姿态论证日本在天下中的政治、道德、文明正统。他于1699年以汉文着成《中朝实录》一书，宣告日本才是「 ”中华”或「 ”中国”，而称中国为「 ”外朝”。在山鹿素行这里，儒学的尊王攘夷、华夷之辩，融入了神道的天皇神统、万世一系，已隐隐有了日后「 ”国体”思想的轮廓。而重新定义东亚文明版图，构建日本的中心性，不但轻视「 ”蕞尔”朝鲜，更超越中国，则俨然预告了明治时代大日本主义的思想形态。 山鹿素行 结语：至此，我认为为什么日韩不再在文化上认可我们，已经基本说清了，表面上是汉人不争气，维护不了道统，本质上还是要放到世界大格局中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亚一定会与世界产生连接，民族主义思想一定会流入东亚各国，各个民族要论述自己的先进性、合法性，就一定会在文化思想领域展开争夺，一个中心衰败了，其他势力势必会展开争夺，抢夺这个制高点。时至今日，早已经没有了「 ”中华正统”与「 ”夷狄”这些观念称谓，但事关谁才是「 ”中华文明”的继承者与传承者，也许仍然在潜意识里还是要争个高低，争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