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生平简介 中国着名社会学家：吴文藻的生平简介

吴文藻，江苏江阴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吴文藻先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本土化最早的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他的妻子是著名作家冰心。

1917年考入清华。1923年赴美留学，进入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获得学士学位，后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获得博士学位，被该校授予“近十年最佳留学生”奖。

1929年6月，他与冰心结婚，成为燕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费孝通、林、黄华杰、瞿同祖、黄帝、、等都曾师从吴文藻先生。

1938年在云南大学任教。1939年，社会学系成立，燕京大学与云南大学合作成立实地考察站。

1940年在最高国防委员会参事室工作。研究边疆民族的宗教与教育。1946年，他以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的身份前往日本，并担任出席日本盟军委员会的中国代表的顾问。在此期间，吴文藻广泛调查了日本的整体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文藻以爱国热情于1951年回归祖国。1953年任民族学院教授，研究系国内少数民族教研室主任，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1959年后，他从事编辑工作。

1979年受聘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1980年受聘为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他于1985年9月24日因病去世。按照吴文藻的遗嘱，没有送别仪式，也没有追悼会。在冰心的努力下，中央民族大学于1996年开始设立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奖励后进学生。吴文藻先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本土化最早的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

1919年，吴文藻就读于清华学校，五四运动的浪潮激起了吴文藻的爱国热情。吴文藻坚决加入，积极撰写爱国反帝宣传材料。五四运动后，吴文藻阅读了孙中山、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大量文章，从中深受启发和教育，奠定了吴文藻爱国民主的思想基础。吴文藻先生对当时中国的贫穷落后深感痛心，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科技落后。要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首先要学习更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在美国，吴文藻热切地学习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并致力于学习和研究。他学过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统计学、人口学、逻辑学、伦理学、生物学、化学等多门课程。，并且还腾出时间学习法语和德语。

在吴文藻看来，西方社会的繁荣和科学进步，在于掌握了这些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中国要想强大，就必须有大量掌握西方先进技术和科学文化的人才。吴文藻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的思想深刻地体现在吴文藻博士论文《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中。此外，吴文藻还认为，中国社会及其转型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所以吴文藻决心选择社会学和民族学作为终身专业，想通过研究中国社会的这两个方面，提出一个合适的方案来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态。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吴文藻才在博士学位发表前回国。当时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有“西方社会思想史”、“家庭社会学”和“人类学”三门课程，原本都是英文教材。感受到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脱节，吴文藻先生上任后，亲自为每门课程编写了一本语文教材，并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新教材，每年进行修订和补充，使之日趋完善。

1933年，吴文藻先生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这一立场的获得，给大力倡导和推动社会学中国化思想的吴先生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吴文藻认为，社会学要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是研究中国的国情，即通过考察中国各地区的乡村和城市状况，提出一些改善中国社会结构的建议。吴文藻先生把这概括为“社区研究”。吴文藻说，“社区研究”是指“每个人都用相同的区位或文化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不同地区的不同社区”，“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或社区，或殖民地社区；农村社会学家调查大陆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城市社会学家研究沿海或河边的城市社区。或者专门从事模型调查，即静态社区研究，了解社会结构；或者专攻突变调查，即动态社群研究，了解社会过程；即使是静态和动态的情况，我们也可以携手了解整个社会组织和变化。”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吴文藻先生就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然而，在21世纪，吴先生提出的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这当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1949年以前，吴文藻先生的社会学中国化思想和社区研究的首创精神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冷遇。虽然吴先生和学术界的一些同事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但没有在全国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所以没有取得很大的成绩。之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北京沦陷，吴先生不得不流亡云南，燕京社会学系其他成员分散，社会学中国化、社区研究的想法半途而废。尽管如此，吴文藻先生在云南期间，创办了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并主持建立了实地考察工作站。后来抗日战争时期，吴文藻先生参加了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央设计局组织的西北建设考察团，考察了以新疆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经过调查，吴先生想就新疆的民族问题向当局提出一些建议。这时，蒋介石抛出了《中国的命运》。吴先生非常反感这本书不承认中国多民族的存在。但当时他只能通过不写原计划规定的调查报告来表达自己的无声抗议。1949年，当吴文藻先生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外交小组组长、盟军驻日委员会中方代表顾问时，听到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吴文藻非常激动。

1950年6月，吴文藻从国民党政府辞职，退出代表团，与中国取得联系。第二年，他满怀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虽然回国的吴文藻先生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CPPCC)，但吴文藻奋斗了一辈子的社会学，在吴文藻却遭遇了与其相关学科同样的命运。1953年10月，吴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此后，他致力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状况。吴文藻担任该研究室和历史系“民族志”研究室主任。这时，吴文藻只能尽力实践“民族学中国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让民族学在中国的土壤中扎根”。1958年4月，吴文藻被误认为右派；1959年12月，右派帽子摘下。从那以后，吴文藻先生基本上从事内部写作工作，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没有发表过，即使发表了，也没有署名。如1959年至1966年，吴文藻、费孝通等联合修订的三部少数民族史籍系列，以中宣部提供的西方社会学新著、为《辞海》全国词汇第一版撰写的解说而闻名。他们还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境问题提供信息和意见。除了修订著名的社会科学著作《英汉翻译》，此外，吴文藻和费孝通还收集了关于帕米尔及其周边地区历史、地理和民族状况的英文参考资料；可惜，在十年的动乱中，这些材料都丢失了！1971年，为了准备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吴文藻、冰心、费孝通、邝平章从劳动下放的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共同翻译修订了海斯·穆恩和韦兰写的《尼克松六大危机与世界历史》的后半部，最后翻译了英国作家威尔斯写的《世界历史大纲》。

1931年，在燕京读书的费孝通因病住院，无法拿到当年的学分，不得不延长学年。这延长的一年对费孝通的学术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吴文藻之后能够安排自己喜欢的学生学习研究，让费孝通去了清华的社会学系研究生，为费孝通介绍英国功能人类学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奠定了基础，将费孝通引领到了国际人类学的前沿。也是在这一年，美国社会学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应吴文藻先生的邀请来华讲学，吴文藻带领学生走出书本、走出教室，接触现实生活，使费孝通一生热爱田野调查。

在吴文藻看来，要使事业不间断繁荣，需要造就几代梯队。由吴文藻主持的燕京社会学系，已经派出部分研究生和助教到国内部分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他们的大部分考察结果都是在吴老师的帮助和支持下发表的。虽然这些发现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它们促进了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建设，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积累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1979年，21岁的王清任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吴文藻先生。王清任对第一次拜访老师有着深刻的记忆:书桌上有十多本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原著，吴文藻先生要求王清任在两个月内完成！王清任教授在吴文藻先生治下的岁月里，对长辈的温厚大度有着深刻的体会:吴文藻的书可以毫无保留地借给学生，自己的卡片可以夹在里面参考。“武氏做事非常谨慎。我们去吴文藻仔细看稿子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看。吴文藻可以纠正你英语中任何地方的一个字母。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出场，吴文藻都会很淡定的给你指出来，绝不批评学生。”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些细节，王清任仍然感触良多。

作为一名教师，吴文藻注重学生学习的进步。至于学生生活，尤其是恋爱的问题，吴文藻很少过问；但是冰心老人经常和学生谈笑风生，学生的生活问题甚至恋爱问题都在冰心老人的照顾之中。这似乎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习惯:冰心帮忙安排了吴文藻先生的第一批学生费孝通和林华钥的婚恋。

1966年文革爆发，两人都靠边站，住在牛棚里。1979年，吴文藻与民族学院研究生一起回国工作，为民族学中国化做出了突出贡献。1985年9月24日，冰心失去了与她同甘共苦的丈夫，根据丈夫的遗嘱，向中央人民学院研究所捐赠了3万元存款作为社会民族学研究生奖学金。1999年2月28日，冰心去世。吴文藻早就说过:“我死了，我们的骨头会一起扔到海里，意思是‘死是同一个洞’。”

吴文藻先生的错误彻底平反后。吴文藻和冰心作为客人是相亲相爱，互相尊重的。他们都拒绝接受晚年，不断从事写作和学术研究，他们的晚年可谓丰富、和谐、充实、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