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藻 翁同酥误国：翁同龢搅局之王 与李鸿章暗斗导致清军惨败(4)

还是性格决定命运

性格决定命运。翁同龢不仅与李鸿章关系不好，而且与朝鲜几乎所有领导人的关系都非常僵，这不能不归功于翁同龢的性格。

当时人们是这样看待翁同龢的，说他“一生谨小慎微，所以避开了很多人”，说“很多人把它看得很深，他的支支吾吾也是由此造成的”，说他平时“善于吸引人就用得着，容不得异己”(金良《四朝》)。如果和别人有什么分歧，他们会随意离开或者公开训斥，不给他们一点善意的表示。

潘祖寅(前刑部尚书，清末著名藏家。因其识人识物的独到见解，被世人称为“潘神之眼”。翁活着的时候，还能听他的劝，可是潘石死后，就没有人了。朝鲜很少有大臣和他们相处融洽。张之洞和翁增元是一家人，擅长，但翁同龢和张的关系一直不好；李鸿藻和翁同龢为官几十年，却没有相处。至于徐彤，这是翁在弘德堂的对等价值。他共事多年，但晚年两人同行，几乎没有联系；刚毅是他的主人，他们思想上有新旧之分，彼此成了宿敌。这样紧张的人际关系，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是严重的不足。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很贴切地形容了抗战后翁同龢的命运。自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开始走下坡路，智力和品行不断受到质疑。在中外文明碰撞形成的复杂政治漩涡中，他始终无法调整心态，处处被动。他就像一个溺水的人，迫切需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来改变这种局面。不幸的是，他错了，他又一次赌上了他不熟悉的东西——他选择了改革运动。

翁同龢一点也不像改革派。他和张之洞不一样。张后来突然搞洋务，其实是埋下了伏笔。张之洞的父亲和老师都是主张“经世致用”的人，张深受其影响；与翁同龢不同，他出身皇族，受过非常传统的君臣教育，仕途非常顺利。没有证据表明他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他总是排斥西方的东西。

光绪六年，李鸿章修建了从唐山到徐各庄的唐旭铁路，后来延伸到天津。光绪十四年，他再次要求修建从天津到通县的铁路。折子呈上朝廷后，慈禧太后认为可行，要求部里每年筹集200万两银子落实计划。但翁同龢对此不以为然，忽略了铁路运输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实现现代化，反而阻挡了侵略者对铁路可能的利用，引狼入室，阻碍国家安全。此外，他还说需要集中财力救灾，修路的钱也不多。明眼人就会知道，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救济和建设齐头并进，清政府集资修路没有困难。即使他说反对修路的理由完全是出于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约束李鸿章，他的重点也只是放在小农经济上，坚持反对两者，做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康有为推崇翁同龢为“中国改革第一导师”，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翁同龢对改革和改革很感兴趣，并引用康有为等人作为决策集团之外的政治力量，巩固自己面向内外的地位。然而，他既没有自己的哲学和改革理论，也不能提出一个关于改革的方案和一套相应的实施措施。这是什么样的导师？1895年第一次见到康有为时，他承认自己“对日本一无所知”，所以对康有为的信的内容不够了解，没有给他写一封信。

在大树下乘凉很好，但是什么也长不出来。

光绪是徒弟，翁同龢是师傅，光绪炒了翁同龢的鱿鱼，这是清末的一件大案悬案。事情的起因必须从改革和改革开始。翁同龢为推动改革和改革做出了贡献，但他在改革中牺牲了。

翁同龢起初对康的变法思想十分赞赏。他放下高官的架子，亲自拜访康有为，交流思想，利用皇帝主子的地位向光绪展示康有为的著作，培养光绪的变法思想；另一方面，他积极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给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北京办“强社”开绿灯，不断在光绪与康之间穿针引线，使百日维新成为可能。

当然，作为领导，翁同龢能不能指明正确的方向，任用正确的人，采取战略性的步骤，都没有多大关系。可惜翁同龢无法指出正确的方向，也无法指出改革与洋务的区别，使得洋务派不以为然，认为改革不过是洋务运动的翻版，没什么稀奇的；他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只好任用康有为这个性格缺陷极大的人；同时，他没有任何规则，也没有任何策略。这一切导致了他不可避免的失败。更何况此时他居然得罪了慈禧、光绪两位大师，别无选择，只能回家吃老饭。

自清初以来，清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直是一个重大问题。虽然不断改进，但是外国人从来没有得到平等对待。光绪皇帝早就有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但遭到翁同龢的多次反对。1898年春，光绪皇帝批准外国使节的车马可以直接进入禁门，但翁同龢反对。6月初，光绪皇帝计划在干青宫会见外国使节，翁同龢再次反对。当月12日，光绪皇帝重申了这一意图，再次遭到翁的反对，因此受到“相当的指责”。从翁自己写下的这短短四个字，不难看出君臣相争，光绪皇帝发怒的局面。

与康有为是同乡的张，长期供职于宰相公署外事处，出使美、日、秘鲁(山东)。他是光绪皇帝试图重用的人物之一。5月17日，徐同山瓦解了张，“唯险逐利”。同月底，王继续参与翁同龢、张的非法活动。然而光绪皇帝却不为所动。一方面说要“把张交给部里”，另一方面又要求翁同龢“推重力保护”，旨在为重用张扫除障碍。没想到翁同龢很固执，却不肯推荐张，以至于长期顶撞光绪皇帝。“臣据理反对陈，不敢阿福也。语言特长，不记得了”，从这些简短的文字中不难想象翁反对光绪皇帝的激烈程度。

翁同龢与光绪皇帝的冲突并不仅限于上述事件。胶州湾事件后(1897年11月，德国以其传教士在曹州巨野遇害为借口，派舰队占领胶州湾，次年3月强迫清政府租借胶州湾99年)，两者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不可能长久忍受一切。明定国是圣旨颁布后，光绪皇帝急于任用新人，迅速推进变法，却屡遭翁同龢阻挠和反对。这样，翁同龢与光绪虽然有着多年的“师生之交”，甚至有过“情同父子”的经历，但翁同龢反复反驳后，被光绪皇帝视为改革的障碍，被“开放”的命运是必然的。

翁同龢开缺回乡的玉玺虽然是光绪写的，但能断定是出自光绪本意吗？考虑到光绪当时的权力，没有慈禧的批准，光绪是不可能开翁同龢的。所以翁同龢的空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慈禧的态度。

翁同龢的父亲翁新村在同治元年(1862年)入商志读书时，被封为大舅(咸丰帝)。正因为如此，慈禧一直很照顾翁家。七相政变(即信友政变)后，在肃顺等第一批被迫害攻击的人中，慈禧有翁新村，称其为“学纯正气”。同治皇帝入学后，慈禧任命他走在弘德堂，教他读同治皇帝。翁新村死后，朝廷重赏翁氏后人，还有翁同龢。他被任命为同治光绪年间的主人，并被委以重任。根据翁同龢的日记，从1865年到1894年的近30年间，慈禧曾16次单独召见翁同龢。这在当时的朝臣中是极其罕见的。

但是到了1894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年10月，翁同龢以甲午中日战争正在进行，部筹款项目困难为由，呼吁停止太后生日庆祝项目。一些建议官员也借此机会纷纷上场，呼吁停止庆祝活动，将生日费用转为战争费用。迫于舆论压力，慈禧被迫发布圣旨，宣布“景点和宫内贺辞关闭”。然而，从此她对翁同龢恨之入骨。她恶狠狠地说:“你今天让我不开心，我就让他不开心一辈子。”再加上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自私的表现，慈禧看透了翁同龢，恨她。

从1898年回到家乡，1904年去世，翁同龢的心情非常平淡，但他的书法在这一时期进步很快。“汉碑文里天天有几个十字”“他以学八分六法自娱”。有许多人来找墨宝，他尽力满足他们，偶尔画几笔来取乐。

这位政治书法家活到了最后，但未能从法院得到补偿。他于1904年去世，留给世人的只有他的书法和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