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一场围绕东汉王朝内部利益再分配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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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 九月辛亥，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后汉书·孝灵帝纪》 建宁元年九月初七日，代年幼的汉灵帝处理政务，而值宿长乐宫的大将军窦武，在忙碌一天归府休息后，负责打理奏章的典中书宦官匆匆忙忙找到了五官史朱瑀，告知了一件令其惊怒的大事。 早前大将军窦武与太尉陈蕃恨宦官专权，便相商铲除宦官曹节、王甫势力，并先期抓捕了长乐宫宦官郑飒。 只是窦武在以郑飒为缺口，搜集曹、王罪名的同时，其他中立的宦官也难免受到波及，以朱瑀为首的长乐宫属官便首当其冲。 那个典中书的宦官正是从窦武参奏郑飒，借此铲除曹节、王甫等权宦的奏疏中，看到了大批长乐宫属官也将被处置的消息，才慌忙将此事告知负责宫卫的五官史朱瑀。 朱瑀盗来了窦武的奏章，览后怒骂：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 当夜朱瑀等召集了长乐从官史十七人，歃血为盟，谋诛武等，并与曹节、王甫联合拥灵帝、劫太后、夺玺绶，矫诏以陈蕃、窦武等人谋大逆，遣使缉拿窦武等。 期间窦武闻变，入步兵营，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起兵反抗，后兵败自杀；而陈蕃则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刃突入承明门，至尚书门前，为黄门令王甫带兵收捕，下狱处死。这起发生在京师洛阳的流血事件，史称「 ”辛亥政变”。 事后受株连的大臣、名士不计其数，「 ”自公卿以下尝为蕃、武所举者及门生故吏，皆免官禁锢”，时隔两年的党锢再起。 此后灵帝听从宦官建议多次下达诏命，不仅禁锢党人终身，并牵连五族，进一步扩大了党锢的范围，史书亦称其为「 ”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是东汉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表面上看是士大夫、外戚组成的官僚联盟与宦官集团的对抗，实际却是日益膨胀的士大夫势力与专制皇权之间矛盾的集中大爆发。 本质上讲，还是王朝的统治阶层内部，围绕权力、利益再分配的斗争产物。 士大夫势力的壮大 从汉和帝起，东汉王朝统治权就一直在外戚、宦官两大集团内部流转，年幼的皇帝和其象征的皇权成为了两方势力争夺的对象，斗争此起彼伏。 东汉的外戚都出自于国初的几大豪强世家，严格来说也都统归于士大夫一系，只不过东汉官僚士大夫们除了这些顶级豪强外，还包括大批的中低层地主阶级和经学世家。 尤其是那些经学世家所形成的鲠直派官僚，无论朝野都有巨大的舆论影响力，他们既反对外戚，又抵制宦官，而在宦官专权之下，本属于士大夫一员的外戚势力自然与鲠直之士联合，希图清除宦官集团。 但要清楚一点，皇权是专制的，汉和帝时期宦官势力之所以开始抬头，正是出于保障皇权稳固的目的，哪怕之后的皇帝年幼，外戚与宦官争权不断，可宦官势力一直是作为皇权的延伸存在的，即便皇帝年长也依然重用宦官，说到底宦官是远比外戚和士大夫更受帝王信任的，因此某种程度上讲，宦官势力是皇权的异化，放任宦官专权就是遏制士大夫阶层的膨胀。 那么东汉中后期，士大夫集团是如何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并颉颃皇权的呢？ 儒学兴盛下的经学世家 西汉中后期以来，随着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汉元帝以降，帝王习儒成为常态。 光武帝刘秀在起兵前，亦接受过儒学教育，史书记载其在「 ”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之后汉明帝更是「 ”通明经义，观览古今”，正是有着王朝上层的大力提倡，到了东汉中后期，儒学已然成为不可动摇的显学存在。 而儒学的兴盛，又使得选拔官吏的察举制不断完善为，以通习经义的儒士为主，成为东汉王朝官僚梯队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但是儒家经义通常艰涩难懂，寻常平民根本难以有社会经济资源独立通习，而那些豪族之家「 ”田亩连于方国”，拥有成规模的庄田经济支撑，如此深厚的社会基础，自然使他们在儒学的专研上更加精深，往往累世专攻一经，世代相继，而且还广收门徒，弟子成百上千，促使豪门大族世族化。 举个例子，比如东汉末年的汝南袁绍家族，世称其「 ”四世三公”，正是专治孟氏《易》，而致累世隆盛的。 这样的家族还有很多， 他们以儒家经义入仕，又「 ”赈赡宗族，恩加乡闾”，不仅在地方上形成势力，还广收门生，进一步扩大影响，如此盘根错节的门生故吏关系，便使「 ”朋党”之风日盛。 太学「 ”清议”的舆论呼应 儒学的大兴，不仅催生了经学世家，还使太学的规模有了极大的扩充。 早在武帝时期，董仲舒就建议汉武帝尊儒术，兴太学养士。元朔五年，武帝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正式建立官学，是为太学之始。 而后太学的规模一直在不断的扩大中，从最初的五十人，到百人，再到西汉后期的三千员，只是西汉虽尊儒术，但政治上实行的却是「 ”霸、王道杂之”的国策，儒学还未渗透到国家的方方面面。 但是到了东汉初年，不仅开国皇帝刘秀深受儒家熏陶，功臣豪族们也多通儒术，「 ”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孚合”。 在统治阶层以儒学治国的身体力行下，建武五年，光武帝在洛阳重建太学，之后的明帝、章帝都非常重视太学的发展，以至于出现了「 ”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的盛景，太学生数量也猛增至三万多人！ 太学生数量的增多，虽然能助推儒学的兴盛，但也带了很多问题，比如最为重要的出路问题。 士子们入太学，大多数是抱着入仕的目的的，根据东汉的太学制度，太学生们学满两年就可以参加考试，只要通两经就能授文学掌故，通三经者，为太子舍人，全通五经者的职位会更高。 但是要知道，通常的世家大族累世专修一经，这是有足够的家学渊源才能保证精通一经，要通多经绝对是非常困难的，据有关学者的统计，太学生能够通过考试入仕的人数，大约不足百分之一。 大量的太学生们没能通过开始入仕，他们一部分回乡讲学，成为地方名士，形成地方影响力，或可通过察举制被举荐步入仕，都极大扩充了士大夫阶层的力量。 而另一部分太学生则留太学继续学习，既在与诸生的辩论中明晰经义，又因儒家「 ”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积极议论朝政得失，「 ”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可以说「 ”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这股强大的在野舆论，使太学成为清议的策源地。 而对朝中的鲠直之士，太学生们也往往引以为楷模，视之为政治领袖，比如李膺、陈蕃、王畅等朝中大臣，便被太学生呼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如此一来，那些经学世家所代表的朝中鲠直清流，与地方名士、太学生们遥相呼应，更相褒重，形成了一股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势力。 士大夫集团与皇权相争 前文所说，宦官干政是皇权专制的一种异化。在东汉宦官势力最为猖獗的桓、灵二帝时期，虽说皇帝年幼时倚重宦官，或许迫不得已，可年长后，这两位帝王依旧放任宦官专权，其实根源还是在皇权的自私、排他性所决定的。 宦官集团时寄生在皇权之上的畸形产物，他们对皇帝的依赖性要远远高过官僚士大夫们，这就使得他们行事极利皇帝本人，皇帝当然愿意任用宦官，而那些处处限制皇权的士大夫们自然遭到排斥。 在第一次党锢之前，士大夫集团在朝政中的巨大影响，已经令天下瞩目。 比如汉桓帝延熹五年，皇甫规没有在论功受封时贿赂宦官，而遭到宦官诬陷，而下廷尉狱论罪。 对于这样的冤狱朝中鲠直之士不能忍，他们与太学生们联合起来，浩浩荡荡足有三百多人，一起诣阙申诉，迫使朝廷将皇甫规释放。 虽然正义得到伸张，可皇权威严无疑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试想一下，以专制皇权的惯性，怎么可能容忍如此强大的朝政力量存在？ 所以当延熹九年，河南尹李膺处置了为非作歹的宦官党羽后，宦官势力向桓帝状告李膺等：「 ”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后，果然引起桓帝震怒，并下旨逮捕并审理党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 由此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了。 在皇权专制之下，皇帝最忌讳手下官僚结党，哪怕是后世以仁义着称的宋仁宗也对「 ”朋党”丝毫不能容忍，何况还是见识过士大夫们力量的汉桓帝。 而汉灵帝继位，士大夫集团希图联合外戚铲除宦官，平反党锢，可惜失败，反而引发第二次党锢。之后长大的灵帝依旧执行党锢之策，并将为「 ”党人”鸣冤官吏处死，一再扩大党锢的范围。这些所作所为，都可以看做是皇权对日益壮大的士大夫集团的抑制。 因此，总的来说，党锢之祸的本质还是士大夫集团与皇权之间的争斗，而宦官势力不过是催化了这种矛盾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