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可以养廉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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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可以提高诚实度

高薪可以养诚，不是说高薪一定要养诚，只是一个可能的条件，不是必然的条件。

为什么说高薪可以提高诚信？我们小组总结了以下三点:

首先:

历史证明，我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把薪酬制度作为预防和控制官员腐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官员由国家支付丰厚的薪水，让他们不会因为生活的烦恼而走上腐败的道路。这就是古人常说的“以诚待人”。

到了清朝，简直就是把钱量提高到远远高于额定工资，也就是“养银”。

发工资的标准远远高于发工资的标准，省长高83.87-129.03倍，省长高64.52-96.77倍，政治特使高32.26-58.07倍，法官高23.08-64.95倍，道士高14.29-57.14倍。“级别越高，养银倍数越大。

到同治年间，州县官员中，养廉银仍比正风高5-20倍。

但对于一些杂税官员来说，筹集廉价白银与支付工资的比例较低。

这样官员就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不用担心无处花办公费用。

事实上，这并没有增加国库的支出，人民的负担也没有增加。反而很多地方都释然了。

因此，雍正时期，吏治明显改善，虽然不能说腐败消失，但也大大减少了。

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社会的一些地区和国家，高薪和诚实的例子很多。

新加坡是个特例。

新加坡公务员6万人，主要分为四个等级。

在严格的制度约束和质量要求下，新加坡公务员享有亚洲乃至世界最高水平的工资和福利。

1985年，新加坡政府工作人员的年收入为总统24.3万美元，总理22.84万美元，部长17.2万美元，常务秘书13.4万美元。

同期美国总统年薪10万美元，高级公务员年薪6.58万美元。

再看新加坡政府的四级公务员，他们的月平均工资收入是10800新元，比600新元左右的产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高出16倍。

此外，新加坡公务员福利待遇优厚，以上数据不包含在内。

根据1997年的数据，“政府官员的平均年薪在降薪2%-7%的情况下仍达到8.84万美元，而新加坡同期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8万美元。”正如李光耀总理当年所说，付给政府领导人的最高工资是建设廉洁政府的保证。如果他们的收入太低，他们会发现很难抑制诱惑，接受贿赂。这充分说明新加坡政府意识到，低工资不足以维持诚信，如果大多数官员生活贫困，很难制止腐败。

他们的领导人认为，世界上没有这样一个“廉价”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努力工作，诚实，不给他们本应得到的更高回报

中国香港也是高薪养廉制度的受益者，官员和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都非常优厚。

此外，美国、奥地利、瑞典、瑞士、智利等国家实行高薪养廉制度。

从这些国家和地区，我们看到了高薪和诚实的成功例子。

第二，满足人的需求。

根据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理论，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情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在这五个层次的需求中，薪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就生理需求而言，工资起着立竿见影的作用，完全成正比。工资越高，生理需求越能得到满足和保障。而且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现代社会，更高的工资更能保障父母、妻子、孩子的生活和需求。

出于安全需要，工资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公职人员的工资是国家的财政负担，他们有稳定的保障，但金额必须足以保护公职人员免受疾病和自然灾害等突发因素的影响，作为工资制度组成部分的养老金制度也必须足以保护公职人员免受晚年生活保障的担忧。

对于归属和爱情的需要，薪资的作用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经济条件不仅是社会择偶的重要指标，也是维持家庭稳定和子女受教育程度要求不可或缺的条件。更好的经济条件也是社会活动的基础。

对于人的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薪酬起着间接的作用，但主要不是通过薪酬来满足的。但是，过低的薪酬容易让人在社会交往和社会认同中产生羞耻感，这也与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有关，而不是单纯依靠公职人员自身的道德修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越穷越光荣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早已无法接受。而且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日常工作需要高尚、权威，这也要求公职人员在日常生活中要有体面的生活。因此，较高的经济收入更符合公职人员的个人需求和工作的客观需要。

如果满足了以上要求，人们自然也就没有了随意考虑腐败的念头。

再次，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可以为包括高薪养廉制度在内的反腐败法律制度建立一个数学模型:“腐败成本=准备成本+机会成本+惩罚成本”；“准备成本=获得权力的成本×被惩罚的概率”；“惩罚成本=惩罚尺度×被惩罚概率”。

机会成本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机会而消耗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在这些公式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高工资在准备成本和惩罚成本方面提高了腐败的成本，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会导致腐败量的减少。所以高薪制度对于提高诚信是有效的，使得一些潜在的腐败者因为需求得到满足而放弃腐败，提高了腐败的成本，也使得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在人性的作用下趋利避害。

比如为什么现在贪污受贿这么多？因为成本太低，几千块钱就可以收买一个官员，让他徇私舞弊。

如果现在工资翻倍，那么犯罪成本会增加数倍。如果检察官年薪10万，那么50万和100万买不到你。为什么？我几年就赚到了，这样就不用冒坐牢的风险了。

社会上有多少人能用50万到100万贿赂他？这个阶层的人犯罪的数量自然会减少。

贪污贿赂犯罪减少了，企业降低了成本，国家增加了收入，可以说是巨大的。

也许到目前为止，许多人仍然认为高薪不能保持政府廉洁，因为我们可以不时听到新闻报道，那里的官员因受贿或不明来源的巨额资金而被捕。

但是，与很多官员和公务员相比，这些贪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偏科，从而否定高薪对保持诚信的作用。我们提倡高薪。就我国而言，大多数公务员工作努力、勤勉，却得不到应有的奖励。这样一来，就会有人想办法投机取巧，收受贿赂。

如果提高工资，肯定会减少更多的腐败案件。

再者，无论工资高低，无论以前还是现在，贪污受贿的案件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是否高薪不是解决腐败的根本途径，但提倡高薪是为了防止官员过于羡慕商人、企业家等高收入者而造成心理失衡，有利于留住和吸引优秀人才，增加腐败成本，减少大部分因低薪引发的腐败案件。

如果我们想消除重大腐败，我们必须在实施高薪的同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官员监督机制。

只有监督机制与高薪相匹配，加上积极的教育和引导，多管齐下，才能真正形成廉洁的政治作风，实现高薪养廉。

历代和我们身边的国家都证明，高薪可以养诚。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高薪制度逐渐成为许多人讨论的话题。但是，与我国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和地区间巨大的收入差距相比，如果全面实行高薪，必然会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

因此，我们小组的最终结论是:

高薪可以提高诚信，但是现在在中国还不能完全实施。

只有大幅度精简机构，减少公务员数量，增加中国经济总量，才能实现高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