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环境还是主观造成：探究晚清时期乞丐大量出现的具体原因

客观环境还是主观原因:探究晚清乞丐数量众多的具体原因。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一下！

导读：乞丐作为一种以乞讨为生的职业，从春秋时期就开始出现，春秋时期吴国大夫、着名军事家伍子胥就是乞丐行业的祖师爷。在封建专制体制的影响下，乞丐这个特殊人群自开始出现，便拥有着庞大的基数。封建社会发展到晚清时期，中国处于封建专制和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处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特殊时期，乞丐开始大量出现，对晚清社会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 究其原因，主要有频发的天灾人祸，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土地兼并，不良社会风气的推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大量乞丐产生。 中国拥有了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也曾经拥有过数次文化、经济鼎盛的盛世时期，但在封建专制体制下，贫困仍然是古代中国无法摒除的巨大问题，因为贫困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的同时，乞丐这个特殊人群也呈猛烈增长的趋势。中国历代都有乞丐大量出现，但和清朝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乞丐有着一定的特殊性。 清朝时期，对乞丐的管理实现了制度化，同时也承认了乞丐的职业化。将乞丐编入地方保甲组织，选立丐头为管束之人，查造丐户牌册。 各县有管理乞丐的丐头，丐头也是乞丐，但他是官方指定的保甲长。人选由栖止地段的民户保长推荐，也可由管辖地段的衙役指定。乞丐的保甲册牌名为「 ”丐头循环册”，列有丐头姓名及管理乞丐人数、年龄、籍贯、体貌特征和栖身之所。册上还注明各坊乞丐只许在哪些范围内行乞，不许硬索强讨，并不得走出指定行乞范围，到别处滋事。另外册上还规定对乞丐的「 ”考核办法”，有无为匪为盗者，丐头必须责令稽查，随时向政府管理人员禀报，如果某丐有不法行为，立即提丐头责问。对于外来新丐，各坊不得容留，丐头必须报官，官方发口粮送回原籍。丐头循环册还须每月月终送县倒换。对于少壮乞丐，问明籍贯，报官送回原籍，强迫他们劳动就业。另外，专门设立栖流所，安置老幼残病的乞丐，严格禁止散处。 晚清时期，殖民主义国家撬开了中国的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让原本就入不敷出的国家财政出现严重的赤字，再加上太平天国等一些列反清抗清运动的爆发，让晚清政权不得不推行繁重的苛捐杂税来支撑庞大国家的正常运转。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成为了压垮基层百姓的最后一棵稻草，原本就生活艰苦的民众只能纷纷加入到乞讨为生的乞丐队伍中，使得原本就数量庞大的乞丐队伍急剧增长。 为了消除无业游民，晚清政府一方面采取传统赈抚政策，发放「 ”恩赏米石”，收养老弱病残，设立粥厂，收留灾荒与战争性无业游民；另一方面，政府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在「 ”振兴实业”的口号下推广「 ”工艺局”，「 ”收养贫民，教以工艺”，为乞丐流民创造自食其力的条件。但这些消除手段无异于杯水车薪，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乞丐数量的急剧增长。 当时的中国处于社会剧烈变革和现代化转型时期， 各种内忧外患促使广大劳动人民赤贫化， 并迫使许多人不得不靠行乞为生，频发的天灾人祸造成农村自然经济破产，清政府为赔款和新政而摊派各种苛捐杂税， 土地兼并严重， 加上不良社会风气的蔓延， 许多家庭倾家荡产，催生大量乞丐。 01 天灾人祸是晚清时期乞丐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 清末，由于人口不断增多，使得人地矛盾日益严重， 而当时频发的各种天灾人祸则加速了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 天灾：是指水、旱、蝗、风、雹、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和随之而来的饥馑死亡。 人祸：是指指兵灾匪患带来的社会动荡， 它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 《中国救荒史》记载： 从公元前 18 世纪到 1937 年，中国有记录的重大自然灾害达 5 ， 258 次之多， 其中大多是水灾、旱灾、蝗灾和雹灾，平均每 8 个月 1 次。 晚清时期，中国处于极具的动荡状态，但自然灾害并没有因为战火频频、国家政权的腐朽不堪而有所减弱，反而出现不减反增的更大伤害，这些灾荒给原本就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基层百姓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而且，就好像老天爷在故意惩罚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偏偏趁着大型战事的爆发，降下灾祸。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记载： 义和团运动的1900年，山西境内自春至秋持续干旱，兼有被雹、被霜、被冻之处，受灾厅州县多达六十余处。 而类似如此的自然灾害会造成的巨大的社会问题： 菽粟腾贵，斗麦千七、八百文；斗米千四、五百文；荕面六、七十文，且非止此也。荕葱三十文；每荕菜一二十文。凡入人口之物，无一不贵，此人所以饥困特困，日不聊生也。 但就算如此，在清朝建立的较为完备、系统的赈灾体系下，在民间组织和外来教赈的救助下，基层百姓还不至于沦为乞丐，以保证自己的生存。但晚清时期的战火频频，尤其是外国殖民主义的武力入侵，让这些赈济手段都成为了不可能。 晚清的最后十年，全国各种自然灾害达到上百次，而这些自然灾害很大程度上是由战争动乱对生态的破坏引起的，即「 ”人祸”。人祸与天灾向来相互纠结，所谓「 ”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就是指在兵荒马乱、社会动荡之际，必然是饥荒和瘟疫流行之时。 清末的各种战争与动乱多如牛毛，较大规模的战争有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 1904 年的日俄战争、 1911 年的辛亥革命等，再加上中间连续不断的小规模农民起义和土匪对乡镇的劫掠， 都给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造成极大破坏。 日俄战争 尤其是日俄战争，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别国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但就算这样中国政府保持「 ”中立”态度的战争，依然给基层百姓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战争期间，「 ”俄人每于扼要地方，节节挖壕沟，砌炮台，添筑马路、车路，任意占毁民地”，东北地区居民惨遭杀害，战区内赤地千里，许多百姓流离失所，在逃难路上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乞丐。 另外，晚清政府的腐朽制度下，衍生出来的土匪、强盗等不可避免的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特殊人群大量的出现，频繁的对基层民众勒索抢劫，也为基层民众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 面对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清末的基层农民甚至城市贫民毫无抵抗力，只能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到外地寻找一条生路，并在逃生路上逐步渐入到庞大的乞讨队伍，成为乞丐中的一员。 02 晚清政府的苛政，是这一时期乞丐大量出现的必然导致因素 在封建专制王朝中，百姓之所以出现流离失所、沿街乞讨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政者的无能和昏聩。春秋时期名相管仲曾经说过：「 ”路有行乞者， 则相之罪也”。虽然清朝甚少出现昏聩帝王，但晚清时期在殖民主义国家和内部反清运动的共同作用下，国家财政收入受到严重甚至致命性的打击。为了维护晚清政权的皇权统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阶层只能通过苛政、苛捐杂税来弥补国家财政的巨大损失。再加上晚清时期的政治腐败、统治者贪得无厌，对百姓竭泽而渔，搜刮无度，沉重的徭役和各种税收负担让许多中下层市民和普通农民迅速破产。 晚清时期， 清政府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大都以战败割地赔款而告终， 而这些赔款最终都摊派到中下层百姓身上。 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的《南京条约》，赔款1470万两白银，但实际支付2800万两白银； 甲午战争签订的《马关条约》，赔款2亿一千万两白银；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签订的《辛丑条约》，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 《马关条约》截取 清政府除了要承担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外， 还要承担许多因地方「 ”教案”纠纷等原因产生的赔款。 在国库财政不能负担的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加征各种税收，这些税收使民众负担陡然加重。 而这一时期推行新政的各项费用，同样也以捐税的名义加到了民众身上，无异于雪上加霜。当时各种捐税名目繁多，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记载： 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菜蔬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甚至连鸡鸭鱼肉等「 ”日用寻常饮食之物”都有捐税 。 另外，晚清政府在推行所谓的「 ”政治改革”时，随着「 ”预备立宪”的逐步展开，捐税种类更大幅增多，如办巡警的「 ”警捐”，办学堂的「 ”学堂捐”，有的地方还以办理户口调查、地方自治名义敲诈百姓。在晚清政府的苛政下，百姓已经到了「 ”捐无可捐”、「 ”其无产可破者， 至鬻子以相应”的悲惨境地。 但，历朝历代的末期阶段，却是官僚、地主、富商大发横财的最佳时期，晚清时期这个剥削阶层又增加了军阀这个特殊阶层，这更加剧了他们对基层百姓的土地兼并、残酷剥削。 《中国近代农业史》记载了这一段基层百姓的黑暗历史： 一邑之中而拥田万亩者有焉，千亩者有焉，百亩者有焉，数千亩，数百亩，数十亩者有焉。家无一亩之地者，十之七八。 土地的日益集中使得地租剥削也相应加重，地租率不断提高，应该交一石的粮食，实际必须交一石六七斗才能符额足数，基层百姓的生活已经濒临崩溃。 晚清乞丐形象 但这些对于基层百姓的剥削还不算完，就算是大型灾祸发生时，晚清政府给予地方百姓的赈济钱粮也会被地方官员千方百计的挪用、贪污。苛捐杂税的巨大压迫、各级官吏的贪腐、军阀、地主的贪婪剥削， 使大量挣扎于贫困边缘的下层民众最终丧失土地，甚至卖儿鬻女，流落街头，不得不靠行乞为生，使间歇性和职业性乞丐的数量不断增加。 03 鸦片、赌博、高利贷等不良社会风气是造成晚清乞丐大量出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所谓「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在晚清时期数量庞大的乞丐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自身主观原因造成的必然下场。沉迷鸦片、贪恋赌博，用高利贷的方式来支撑自己奢侈的生活，都是这些跪倒街头、沿街乞丐之人的必然后果。而这些都是当时具体的不良社会风气造成。 1、沉迷鸦片 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战败， 鸦片贸易逐渐合法化，大量鸦片流入中国，鸦片种植渐成本土化趋势，烟土盛行， 毒祸蔓延。 当时中国许多省份都种植鸦片，尤以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为最。 《光绪朝东华录》对这一时期中国境内自产鸦片的数量有过较为准确的数据说明： 光绪二十三年，四川鸦片产量为 12000 担，云南 80000 担，贵州 40000 担； 光绪三十二年， 四川生产的土药已增至 238000 担， 云南为78000 担，贵州约为 48000 担； 十年之间，四川鸦片产量净增长226000担，增长率为1883.3%；云南鸦片产量净增长38000担，增长率为47.5%；贵州鸦片产量净增长8000担，增长率为16.67%。 大量鸦片种植的结果， 是对农村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严重的破坏，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衰败。而且，国内生产的鸦片全部用来自销，也就是全部被国内吸食。受种植罂粟的影响，鸦片吸食日益普遍化，瘾君子队伍不断壮大。而吸食鸦片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晚清时期出现了「 ”老少奔波，男女争嗜，始而城镇，继而乡村，始而富豪，继而贫窭”的严重现象。 也就是说，除了对身体严重的、不可挽回的伤害外，吸食鸦片乃系百姓财政支付的巨大部分，乃至全部组成。随着鸦片的进一步泛滥，鸦片不再是上等阶层的专属，而逐步向基层百姓甚至穷困底层发展，许多中下层市民乃至上层家庭都因为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 沦为乞丐，就别提基层百姓沾染上鸦片以后的境况了。 2、贪恋赌博 赌博在封建社会存在的历史更为悠久，但晚清时期，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进入中国以后，西方的风行赌博方式开始逐渐被中国接受，这进一步助长了晚清时期民间的赌博之风。晚清时期赌博的群体，上至达官显贵， 下至地痞流氓， 五花八门的赌博也是随处可见，饭店、旅馆、商号，甚至家庭、路边，几乎无处不赌。 清光绪三十年发行的《申报》这样描述当时的赌博风行情况： 苏州省垣东路警察总巡钟尧阶大令于本月某日因公诣抚辕， 瞥见辕门外有人席地赌博，喝令差人上前驱逐赌徒，中有某甲出言不逊，大令闻之勃然震怒，饬差拘住候审。是日，适逢衙参之期，文武各官次第齐集，闻之，皆向大令代为缓颊，大令不从，立将甲带回研讯之。余饬启数百板，荷以巨枷，发抚辕前示众。 从报纸刊登内容看来，赌徒竟公然在巡抚辕门前赌博，并对抗警察，当时赌博风气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沉默赌博的人，就算在当前社会也会经常遇见，在他们眼中，「 ”一击不中，赫然发奋，质妻鬻子以谋再举——及累买不中，则愤心生，必欲得之而后已；再不得，则惧心生，非得而翻本则不可以已”的心理占据着绝对不容动摇的主导地位。 那么，这种心理指导下的沉迷赌博会带来反复不停的恶性循环之中，最终血本无归，倾家荡产，只能上街行乞。 3、高利贷的恶性循环 高利贷在封建社会存在的历史更为悠久，据考证，这种特殊的金融形式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晚期，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它竟然作为一种基本的信用形式在交易行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晚清时期，农村粮食出产率较低，许多农民家庭一年的生产甚至不能满足一年的口粮。 一般农民在每年的青黄不接时会向富裕的地主借贷，到产粮季节再还，情况较好的年份还能以借抵还， 但清末农村受各种因素影响，收成较好的年份很少，很难及时还贷，只能不断续借，如此恶性循环，农民的债务越来越重，导致深陷高利贷的泥沼不能自拔。但农村出现的这种为生计而进行的高利贷行为还有情可原，毕竟生存下去才是最基本的要求。 但在城市中，通常多是做生意、赌博、吸毒之人借高利贷，但因其利息奇高，利上加利，很少有人能按时还清，许多人由此变卖家产，沦为贫民。 乞丐，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职业中的一种，正是因为封建专制体制下的种种弊端必然的产生了这种特殊人群。晚清时期，因为天灾人祸的巨大影响，因为晚清政权必然的苛政手段，因为种种不良社会风气的严重影响，导致乞丐这一特殊群体呈现激增的状态。除了晚清特有的封建专制体制作用，个人行为的主观原因，也是走向贫民阶层、走向沦落街头的主要诱发因素，这给予后世以绝对警醒和巨大教训。 参考文献：《中国救荒史》、《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中国近代农业史》、《光绪朝东华录》、《申报—光绪三十年》、《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晚清乞丐史》、《乞丐的历史》、《中国民间借贷研究》、《翁同龢日记》、《清代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