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的「 ”公共食堂”：斯巴达人为何要建立「 ”共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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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餐制是古希腊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克里特与斯巴达尤为盛行。其中，斯巴达的共餐制发展较为成熟，是军队共餐的一种实践形式。斯巴达共餐制在其历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斯巴达共餐开始于公元前8世纪，在此之前，斯巴达人也像其它的希腊人一样，在家里搭伙进餐，吕库古认为这是行为不当产生的重要原因，而建立在公开场所共同进餐的共餐制度可以把对秩序的蔑视降低到最低限度，这是建立共餐制直接原因。 一、斯巴达人参加共餐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斯巴达人将共餐称作「 ”菲狄提亚”，参加共餐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培养一位真正的斯巴达男人其实从出生起就正式开始了，孩子出生后，由家族的男性长者们聚集在一起决定这个婴儿的存留。斯巴达男孩在7岁生日之后，就必须离开家，开始去接受强制性的、集体性的系统训练，这种训练被称为「 ”够格者”，保罗·卡特里奇将其称为「 ”提高性培养”。用餐的地方称作「 ”公共帐篷”。通常十五个人结成一个单位，也会出现或多或少的情况。 「 ”够格者”训练一直持续到18岁，成功完成训练任务的斯巴达男子有资格参加一些政治、军事职务的选拔。 20岁左右的斯巴达青年男子，具备接受公共食堂选拔的资格，通常会举行仪式进行选拔，选拔的过程是充满竞争的。 普鲁塔克在《吕库古传》中对这种选拔仪式进行了描述：「 ”每个在食堂共同就餐的人，手里拿着一小块松软的面团，当仆人顶着碗走过来时，他们就一言不发地将面团放到碗里去，象投票一样。如果同意接受那位申请人，就将面团保持原样投进去，如果不赞成的话，就事先在手中将面团捏扁。因为捏扁了的面团具有否决票的效力。如果碗里有这么一块扁面团，申请人加入那个食堂的要求就算没有获准，因为他们希望所有进餐的人都志趣相投，好恶一致。”共餐组织不会随意接受新的成员，必须征得小组中现有的每一位成员的同意。这从侧面反映了斯巴达人对共餐的认可，如果不能「 ”志趣相投，好恶一致”，那么就无法接纳申请人进入共餐小组。 一些公共食堂显然要比其他的公共食堂更具有排外性，也更为人们所向往，其中首屈一指的当然要数王家食堂了。如果一个人在所有公共食堂的选拔中都失败的话，那他就相当于被排除在了整个斯巴达社会之外，他可能也会因此进不了军队。 要想真正成为公共食堂的一份子，除了获取公共食堂的门票之外，还要定期向公共食堂缴纳定量配额。同一公共食堂的人，每人每月交一墨狄姆诺斯的大麦，八科奥斯的酒，五米那干乳酪，两米那半无花果，为了购买鱼、肉这样的美味，再交很少的一点钱。 除此之外，任何人在用第一批收获的果品献祭时，或者是带着猎取的野味回家时，都要送上一份给他就餐的食堂。 二、公共食堂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 实际上，一个斯巴达人的公民身份也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维持这种共餐会员的资格，一旦他获准进入公共食堂，就要按照规定配额定期缴纳。公共食堂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法律允许不来公共食堂进餐只存在两种情况：第一，举办必须的祭祀活动；第二，就是狩猎。 斯巴达狩猎的对象与雅典是一样的，都是鹿、野猪等动物。但是，二者的看待狩猎的观点以及处置猎物的方式截然不同。与雅典不同的是，斯巴达人不会将狩猎看作一项休闲或运动，更不会把猎物当做礼物赠送给情人，他们将狩猎看作是十分严肃的活动，所得的收获通常都会献给公共食堂。如果违反考勤规定，即使是国王，也要接受惩罚。国王阿吉斯有次远征雅典，凯旋而归，想同妻子在家共享晚餐，就派人去取回他的份额，军事执政官拒绝了他的要求；第二天阿吉斯一气之下，忘了按照惯例举行献祭，他们就罚他一笔款。 吕库古认为同龄人在一起共餐，很容易失去谨慎，发生扰乱秩序的事情。因此，他在同一个公共食堂中安排不同年龄段的人，长者的经历或多或少会对年轻人起到教化作用。 根据色诺芬的《斯巴达政体论》记载： 色诺芬认为斯巴人在共餐中很少出现傲慢无礼的表现，很少出现酩酊大醉的情况，很少做出令人羞耻的言行。离家聚在一起进行共餐还有以下的好处：他们需要保持适度清醒以至能够安全回家，因为他们知道不能在共餐的地方留宿，他们必须像白天一样在黑夜中行走，不可以带着火炬，从而更加适应军事活动。 在普鲁塔克的《道德论集》中也有对斯巴达人走夜路的情况进行记载： 在公餐上进行节制的饮酒之后，斯巴达人选择摸黑回家，而不会点着火把。事实上，无论是走经常的路线还是新的路径，他们都不被允许带着有光物体走夜路，通过这样的方法，使得他们习惯在黑暗中自信且无惧地行走。 斯巴达人一天当中的大型集体用餐在晚上举行。为了让斯巴达人养成在夜间进行隐秘行动的习惯，他们在共餐结束后坚持摸黑行走夜路，使斯巴达军队更加适应复杂的作战情况。 三、斯巴达从经济上保证共餐制的顺利开展 为了从经济上保证共餐制的顺利开展，斯巴达把土地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公有而另一部分为私有。其中每一部分还须再次划分为两部分，公有部分一部分用于承担祭神的开支，另一部分用以承担共餐的费用。 私有的部分一部分靠近边界，另一部分靠近城邦。这样做是为了每人分得两份地，以立法形式规定所有公民均须在两种地方拥有土地。如此既满足平等和公正的原则，使得穷人在满足日常家务开支的情况下，交纳共餐规定的费用时不显得捉襟见肘，又有利于公民们在骤遇边界战争时更加团结一致。 在没有实行这种做法的地方，一些人对边境的敌情漠然置之。为了保障城邦安全，城邦设置了诸多据点和岗楼，并且按照武装据点分配共餐小组。让主管祭祀的人员与行政首脑一起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进餐，这个地方要远近瞩目，能够充分展示其地形之利和睥睨四邻的强大。 接着就应该分排城邦的祭司和行政官员，应当把祭司们的共餐地点，安排在其主持祭祀事务所在地的周围。那些主管各种契约合同、书面诉讼、传唤以及其他诸如此类事务的官员，再加上市场法监和所谓的城市法监，他们的共餐地点应该靠近广场或某个人群聚集处。 四、斯巴达共餐制对其社会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了对共餐制的认同： 「 ”如果要他们做优秀的护卫者，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下述这种生活方式，这种住处能行吗？第一，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他们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产。第二，任何人不应该有不是大家所公有的房屋或仓库。至于他们的食粮则由其他公民供应，作为能够打仗既智且勇的护卫者职务的报酬，按照需要，每年定量分给，既不让多余，亦不使短缺。他们必须同住同吃，象士兵在战场上一样。” 对共餐的认同不仅在《理想国》中可见，在与《理想国》相隔几十载创作的晚期作品《法律篇》中，对共餐的看法更加清晰明显。他将共餐制看做是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的基本构成元素，尤其在斯巴达，共餐制是其军事组织的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 柏拉图多次提到「 ”立法者着眼于战争，规定了共餐和身体锻炼”，「 ”共餐和身体锻炼有益于形成美德” 首先，斯巴达共餐对城邦军事的影响不容小觑。每位斯巴达男子为了能够获取进入公共食堂的门票，从小就接受严格甚至残酷的军事训练，即使再大的痛苦也要保持沉默、忍受。吕库古建立共餐的初衷就是尽量减少小团体私人进餐带来的无秩序状况。共餐创造出的相互监督的氛围，利于创造严明的军事纪律。这与日后斯巴达强大的军事力量密不可分。 其次，斯巴达共餐对城邦教育与道德塑造的影响功不可没。斯巴达人认为一个男孩到12岁后，就得接受另一个年轻的成年战士作为他的情人——用斯巴达人自己的话说，这些年龄稍长的战士被称为「 ”鼓舞者”，而年少的男孩则被称为「 ”倾听者”。他们的关系中可能还存在性的成分，但性绝不可能是唯一的目的，甚至不是建立这种关系的主要目的。 成年男子与男孩之间还存在一种教育和受教育的关系。事实上，这要追溯到斯巴达人特有的风俗习惯，吕库古当时为了让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护，他规定每个父亲不仅拥有对自己孩子的管教权，还拥有对其他人的孩子的管教权。 如果一个男孩告诉他的父亲，他受了其他人的父亲的鞭打，那么，这个男孩的亲生父亲必定会再鞭打男孩一次，因为他们信任其他人的父亲不会给予不恰当的管教。正是这种互相信任的氛围，使得没有血缘关系的成年战士与男孩之间也形成了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种管教，才使得每个男孩得以健康成长，最终能够合格加入到公共食堂中。 加入公共食堂后，这种教育任务依然得以继续。前文已经讲过，吕库古在同一公共食堂中安排了不同年龄段的人，吕库古相信长者的经历会对少年起到借鉴作用。 在公共食堂中，人们可以相对自由的对城邦事务发表见解。无论是谁在他走进食堂的时候，这一伙里最年长的人会指着大门对他说：「 ”这里讲的每句话都不得传出此门。”在保证政事议论完全在内部进行的情况下，共餐小组的成员就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见解，不用因为过多地考虑后果而有所保留。 五、斯巴达公民参与城邦政治的一种补充 在斯巴达，成年公民往往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无法像雅典公民那样，自由地参与城邦政治，共餐在这个意义上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 男孩被允许出现在共餐小组成员讨论的现场，这对学习城邦的政治事务十分有利。在斯巴达公共食堂中，每位成年男性旁边总是会有一位男孩陪伴，当男人把酒喝光后，男孩会重新给他的酒杯斟满上酒。当成年男子聚在一起商议城邦事务或谈论祖先的英雄事迹时，男孩们就被灌输了这些知识。男孩们甚至可以提出疑问，并且总会得到解答。 少年通过这种方式，接触到城邦的政治事务与历史传承传统，受到了更为全面的教育，为成为一名真正的公民做好了准备。斯巴达共餐的教育功能，不仅影响到个人，更是对城邦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共餐所承担的城邦教育功能，一方面是在学校业已出现之前的教育替代模式，代替学校所承担的教育角色；另一方面，即使在学校产生之后，这也是对城邦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无论如何，共餐的教育功能深深地影响了城邦社会。斯巴达共餐制作为军队里共餐的一个典型代表，对城邦军事与教育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参考文献： 色诺芬《会饮》 李晓丹《古希腊会饮研究》 季秋瑜《古代希腊的饮食方式与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