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谷邦夫 日本的道教研究简介

日本道教研究概论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它们。

目录

1开创期的道教研究1.1该时期的学者1.1.1小柳司气太1.2为政治、军事服务期的道教研究1.3该时期的学者1.3.1福井康顺1.3.2吉冈义丰2战后恢复期的道教研究2.1研究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2.2研究从民间信仰的角度2.3研究从道教方术的角度2.4研究从多国比较的角度3高潮期的道教研究3.1研究的国际化3.2研究学者增加3.3道教学的独立3.4新材料的发现3.5研究范围的扩大3.6该时期的学者4总结5参考资料6注释

开拓时期的道教研究

日本道教研究之初，就有汉学家和一些“中国专家”从事道教研究。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政府和民众将目光转向了隔海相望的中国资源和市场。因此，日本开始重视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当时的普遍看法是，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本质上是一样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先驱，也被称为“日本文化的源头和灵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竹内吉雄的《老子原始人》、左友吉的《道家思想及其发展》、幸田露伴的《道家思想》、石田孝六的《东方思想研究》、《白云观记》、《东方思想研究连续体》、老庄思想和道教等。

那个时期的学者

小柳志贵

日本佛教高僧小柳石田。1894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中文系。1921年以《朱子哲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来华考察。在中国逗留期间，小刘诗贵住在道教全真龙门第一丛林——北京白云寺，获得了道观生活的第一手资料。1923年，小柳志贵根据讲稿撰写了《道教概论》，出版后不久被商务印书馆翻译介绍到中国。小柳志贵的主要贡献是:收集整理了大量道教史料，开始用更科学的方法不带偏见地研究中国道教，就像研究其他宗教一样。

小刘诗田提出的许多观点，如:道教起源于神仙家庭、古代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结合；道教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初创期、完成期、唐宋时期、分布期和衰落期，至今仍有影响。

小柳志贵的研究明显的不足是，对道教的研究局限于道教本身的范围，没有把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因此很少探讨道教与社会政治、道教与科学文化的关系，以及道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军政时期的道教研究

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加紧侵华，日本道教研究也考虑到了对华战争的需要。沈阳南满铁路有限公司和上海东亚研究院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风俗、宗教等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收集了大量侵华战争所需的情报。其调查研究结果被收入战后出版的《中国农村风俗调查》。当然，在此期间，一些学者仍然从事严肃的宗教研究，包括道教研究。作为这一时期道教研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叶萍、吉塔罗的《道经·功过》、《五十兰仙龙太清宫记》、橘溥的《中国思想、道教与神话传说研究》、福井康成的《太平经考证》、《道教基础研究》、《东方思想史研究》、吉冈义丰等，这些都代表了部分著作是在战后出版的。

那个时期的学者

福井康成

日本佛教高僧福井靖子。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哲学系，在大学完成专业学习后留学中国，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津田左友吉。津田左友吉当时是东北“满洲铁路调查部暨东洋会学术调查部”的研究员。后来，他因为在书中客观地论述了日本的古代史，被判犯有诬侵犯皇室尊严罪。他的一些古代史研究著作也被禁。左友基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对福井康顺有着明显的影响。福井康夫以《道学研究》一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著有《灵宝经研究》、《列仙考辨》、《老子道学序的形成》等理论，1987年出版《福井康夫全集》。福井康成的儿子福井正义是当代日本道教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福井康成研究方法的最佳继承者应该是吉冈一峰。

吉冈益丰

宜丰，吉冈人，毕业于山治特殊学校。他在中国留学期间，住在北京白云寺，后居小柳石基塔。他对道教宗教生活的记忆被认为是宝贵的个人经历。福井康士和义丰吉冈都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儒佛附道的观点，而是将道教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教体系来研究。而其道教研究也发展为综合研究，即道教研究的领域已经扩展到历史、考古、文学、方志和年代学。他们的研究方法严谨，明显受到中国干家学派研究方法的影响。他们对道藏史、灵宝经、周易参同契、列仙传的研究，都是旁征博引，相互参照，认真考证，互查异同。但他们的研究视野局限于宫廷观和典籍中的道教，研究方法过于注重考证，因此没有将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也没有来得及深入道教在中国社会、文化、科技和民俗中的作用和地位。

战后恢复时期的道教研究

这一时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研究的加强。与此同时，随着战后社会科学和人文理论的发展以及对综合研究的重视，日本的道教研究得到了迅速恢复并取得了很大进展。这种恢复和发展的标志是1950年日本道教协会的成立。

日本道教协会在其成立声明中说:“道教被认为是一种渗透在中国人整个生活中的宗教。对于每一位东亚专家，尤其是汉学家来说，其重要性无疑是显而易见的。考虑到系统研究中国的趋势正在发展，道教研究也不能再被忽视，于是我们和同事们组织了日本道教学会。学习的任务是艰巨的。道教研究本身是一个复杂的领域，但如果没有对东亚其他宗教的广泛研究和对其他学科的相应研究，就不可能对道教有一个透彻的了解。经过对道教研究现状的详细调查，我们决定采用综合各方面的方法。」

随着日本道教学会的成立，原本属于日本中国佛教史学会的道教学者被吸收并固定在日本道教学会。据报道，日本道教协会现在有600多名成员。学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出版了机关刊物《东方宗教》，一直持续出版至今。自1989年以来，日本道教协会每两年颁发一次日本道教协会奖，以奖励年轻的新研究人员。

作为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除了福井康夫和益丰吉冈及其著作外，还有金谷之的《老庄天下——淮南子思想》、应毅木村的《中国人的思想文化》、龚传尚志的《六朝史研究》。宗教编纂》、《六朝宗教史》，以及奥哈拉·奈尔的《道教史研究》酒井的《中国近代宗教结社研究》和《中国善本研究》，泽天的《补宝研究》和《断恶校注详解》，傅永光的《庄子》、《老子》、《齐思想》、《道教与日本文化》、《道教与日本思想》、《道教与古代日本》等，从这些研究成果中不难看出，战后日本道教研究有四个特点

从政治和社会角度来看

首先，道教史的研究已经从文化史的角度，走向了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进行观察、分析和研究。例如，六朝历史上著名的专家宫川正治教授研究了五斗米路和太平路，奥哈拉·奈尔教授研究了黄巾起义和五斗米路，瓦德中教授研究了中国的宗教改革，探索了全真教的政治和社会内容，以及其他作者撰写的关于民间宗教和秘密社团的研究文章。所有这些作品都把道教现象作为农民阶级或士大夫阶级反叛者的社会运动来研究和讨论，从而加强了对群众运动宗教外衣的分析。宫川正治分析说，道教之所以被称为庶民宗教，是因为六朝时期的道教布道者大多出身于卑微的家庭。这个贫穷阶层的反叛者用占卜术自称为皇帝。以张玲、张鲁、张角为代表的道教使团也是如此。以《公传·上志》为代表的论述，代表了一种新的、有意义的关于道教社会功能的论述。

从民间信仰来看

其次，从道教历史与现实民间信仰、迷信、习俗、节日的联系来看，道教历史的研究已经从一般的文字文献走向观察和研究。比如著名的华德忠教授对中国民间信仰进行了很多有趣的调查，比如对灶神、城隍、土地、来世信仰的调查，加深了人们对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的宗教信仰和习惯的了解。华德忠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战后任东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退休后，他担任小松大学教授和大正大学教授。他在连续七期刊印的《庚申信仰》一书中，对日本、冲绳、韩国的“守庚申”民俗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和比较研究，指出这一民俗起源于中国道教。华德忠教授的著作不仅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道教，而且为道教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独特研究的基础上，华德忠教授吸收了多位领袖撰写的《道教史》一书，收录在山川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宗教史丛书》中，并已用中文出版。因为是从中国民俗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来探讨的。因此比以往的道教史书更加生动。

从道教的魔法来看

第三，道教史研究从通文化的角度深入到各种道教法术中，如医学、药物学、炼金术、道教法术，以及占卜、占星、诚信等，进行观察和分析。道教炼丹术是一种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法。另一方面，不科学的炼金术在道教中作为一种宗教活动形式被传承下来。这些不科学的食谱一般被称为迷信。这一时期，日本加强了对道教与科学关系的研究，并将其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极大地促进了对道教本质的理解。原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郭内清等身边的专家学者在此期间发表了《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中国中世纪科技史研究》、《宋元科技史》、《明清科技史》等著作，为日本道教研究增添了新的有意义的篇章。比如关于陶弘景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小刘诗田认为陶弘景的理论大部分来源于佛教，《真信》一书来源于《四十二章》，还有一些是从“如果我闻到了”这句话中诞生的等等。20世纪60年代，宫川正治的陶弘景研究观有所发展。他认为陶弘景不是一个独创而深刻的思想家，而是一个集佛、道、仙于一身的综合性学者。20世纪70年代，池的论文《陶弘景与本草纲目集》发表在闵内清主编的《中国科学与科学家》上。文章指出，陶弘景的隐居生活只是大体上跟随了六朝的社会潮流，并没有完全与世隔绝。他只是利用隐士的名声来达到当官僚的目的。陶弘景的思想体系不仅是佛教对道教的渗透，而且由道教、佛教、医学、医学、天文学等组成。

从多国比较的角度来看

第四，道教研究从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深入到比较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宗教研究特别是比较宗教研究的发展，以及近代社会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加强，日本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本土道教向海外传播的历史及其对海外华人的影响。原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所长、著名道教与道教学者傅永光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道教对日本历史文化影响的研究著作。傅永光，1942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系哲学系，青年时代就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别无选择，只能带着军队下南阳。他总是穿着制服带着一个庄子。战后，傅永光在多所大学任教。傅永光教授在主持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时发表的《道教的天降》一文中指出，道教有一套完整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他认为:在以道教神学或教义为基本轴心分析思想史时，我们坚持认为道教神学与中国思想史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它是中华民族的绝对宗教皈依情怀、信仰、祈祷、思想和思辨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空的巨大积淀。

傅永光教授正是从这一科学客观的立场出发，与日本学者过去轻视道教的立场相反，出版了关于日本天皇制度和社会文化与道教关系的书籍，出版了《道教与日本文化》《道教与古代日本》《道教与日本思想》《道教与古代天皇制度》等书籍。其中，对道教的神学思想、仪式和符号以及日本天皇和神道的神学思想、仪式和符号进行客观而有说服力的研究，是日本学术史上的一项开创性成果。在日本，傅永光的研究得到了批评家的支持，并在日本历史学家和道教学者中引起了许多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傅永光教授的研究为中日关系史、日本思想史、日本政治史、道教传播史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高潮中的道教研究

1972年9月，中日恢复外交关系。日本学者对道教研究的视野、兴趣和目的有所发展和变化。日本道教研究高潮的主要特点如下:

研究国际化

1972年以前，日本道教研究与欧美的接触和交流很少。日本学者没有参加1968年在意大利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道教研究会议。1972年，第二届国际道教研究会议在日本召开后，日本道教学者进入国际学术交流的行列，与欧美国家的道教学者有着广泛的接触。道教研究的国际交流蓬勃发展。日本学者承认，欧洲人对道教的研究起步较早，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传统，拥有众多一流的专家。研究的国际化拓展了日本学者的视野和思维领域。

研究学者人数增加

日中复交后，日本国民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关注大大增加。因此，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对道教产生了兴趣。在纪念日本道教协会成立35周年的研讨会上，有7位学者年龄在55岁以下，其中4位年龄在40岁以下，最小的只有32岁。近年来，除了日本道教协会外，日本各地还成立了一些新的组织，如大正大学的“道教谈话会”、关西地区的“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研究会”和关东地区的“道教文化研究会”。

陶教学的独立性

日本道教的研究长期以来依附于中国哲学和佛教的研究。1974年，京都大学傅永光教授受聘于东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与文学第三讲——道教，并首次开设道教教学专业课，培养了新一代学者。1983年，“儒道”在第31届国际东方学会上作为第四次独立会议成立。1985年，在巴黎大学举办了题为“道教与日本文化”的日法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道教礼仪与音乐国际研讨会。这些都表明，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道教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经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

新材料的发现

多次再版的《道藏》《续道藏》《道藏要闻》为道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敦煌文献的目录和目录也相继编纂出版，尤其是马王堆汉墓中老子等帛书文献的发现和出版，对道教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扩大研究范围

日本对道教的研究最初集中在经典和历史上。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道教、台湾的道教、香港的道教、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社区的道教都成为日本道教研究的新对象。同时，我们开始重视对道士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中国思想研究与现状》、《欧美东方主义研究与比较》、《道教的历史与结构》等。；东京大学教授田仲一成《中国村落祭祀研究》《中国宗族与戏剧》《中国巫术戏剧研究》等。；中国道教的现状——道士、道教协会和道观，中国道教的现状——其活动和道观，以及金代的道教研究等。，作者为东京大学蜜蜂屋邦夫教授；麦家邦夫教授的《道教》、《道教中的气》、《大东等39章》、《老指数》、《高震指数》等。

那个时期的学者

冯武邦府

196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惩教系，196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后退休为大东文化研究所教授。蜂屋邦夫的专业活动最初集中在中国思想史上，其著作有《李逸关石书》《李逸杜诗书》《关于崇阳真人》《读老庄》等。20世纪80年代后，贝豪斯·邦夫多次访华，亲眼目睹了道教在中国大陆的复兴，因此更加关注道教。1987年和1988年，贝屋邦夫两次访华，并于1990年出版了《中国道教的现状——道士、道教协会和道教观点》。1990年后四次来华考察，1995年出版《道教在中国——道教活动及道观现状》。毕豪斯·邦夫认为，“与佛教寺院相比，道教的特征在外观上表现出多样性。在寺庙的配置、联合定额的表现、祭神的组合等方面，八十座道观各有个性。这显示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具体表现。从道教信仰、生活等内在方面来看，它们似乎没有道观可见的外在方面那么不同。但就主要神祗的地域特征、交流地区的范围、信众的崇拜、道士的生活等方面而言，各个道观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自己的特点。」

麦谷邦夫

麦家邦夫197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系，现任京都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专业是中国思想史，一直是中国道家思想的研究对象。主要著作有:《陶弘景年谱略论》《早期道教的浮雕思想》《南北朝隋唐前期道教教义管窥》《道教的各种神仙观》《道教与道教气》等。从1974年开始，麦家邦夫利用计算机技术编制了道教研究中的道经索引。已出版的有《老祥子朱尔索引》和《高震索引》，极大地方便了各国学者的道教研究工作。

丸山浩史

丸山浩史毕业于筑波大学比较文化学科。1989年获得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博士学位。现任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丸山浩史曾多次到台湾省考察道教仪式。因为有说普通话、闽南话、英语等优秀的语言能力，阅读法国文学，在道教研究方面视野开阔，尽量结合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时注意吸收传统研究方法的优势。在日本新一代道教学者中，丸山弘树的著作成果丰硕，论据健全，颇为引人注目。他的《玉坛工艺美术出版考——台南道教仪式历史谱系探源》发表于1991年，当时他才32岁。1991年，本文获得日本道教协会颁发的首届道教学会奖。由本田纪教授署名的《评价结果报告》指出，“在对台湾省台南县、高雄县正一派道教所主持的玉坛发布仪式进行精确考察的基础上，追溯东晋时期对行路仪术的研究，尤其是其最具特色的取天气法，经文献考证与宋代以来的天心法一致。换言之，本文由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两部分组成。根据实地调查，以前有过研究。但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的考证。就这一点而言，它开辟了一种在以前的研究中从未见过的新方法。

摘要

经过近百年的积累，根据道教文化情结的特点，日本道教的独立教学大致形成了十大类:

关于道教的一般着作； 道教史； 道教和民俗、信仰、历法，道教和文学； 道教和科学； 道教和儒教、佛教； 道教思想和哲学； 道教经典和文献研究； 道教的传播； 道观、道士和科仪、节庆； 学术动向。

高潮时期，日本道教研究的重点是三教关系史研究、“气”研究和道教定义研究。在道教典籍方面，是对道教藏书的研究、道教目录、道教文献、敦煌出土文献、道教史料和新寺院藏书的编纂；在道教文献中，是确定研究的范围和方法；在道教民俗方面，重点考察了中国大陆的民俗、道教礼仪以及文学与礼仪实践的比较研究；在道教和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中，要加强炼丹术和养生学的研究。因此，这个高潮期的研究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

1983年，日本平和出版社出版了由福井康夫监制的《道教》三卷本，可视为新时期日本道教研究的起点和历史总结。1994年，经过近20年的酝酿，来自世界各地的132位学者参与写作，平和出版社出版了野口铁郎、樱沈湘、福井温雅、山田黎明主编的《道学书》。这本《道学全书》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道教研究的历史总结，也为21世纪的日本道教研究铺平了道路。

参考材料

《日本的道教研究概况》 《日本的道教研究展开新的一页》 ↑《中国的道教 ── 它的活动和道观的现状》，第1页，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5年，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