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萧红 《黄金时代》与历史中的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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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三个小时的《黄金时代》，就像在回顾现代文学史。这部电影足够严肃和真诚，情节、对话和场景都有坚实的史料支撑，就像杨早先生说的，它像一张严谨的纸。但是，史料的呈现并不会自动产生历史感，过多的史料甚至会模糊重点。服装、布景、道具的准确性最多能传达一定的历史氛围，与历史感完全不同。历史感的获得有赖于我们对萧红所处时代的深刻理解，这对于《黄金时代》的个人历史叙事结构来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萧红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一员。凭借她的作品，她参与了波澜壮阔的民族革命和解放。是的，民族革命和解放，这些话在今天看来是老生常谈，这只能说明我们离那个时代太远了，不仅是时间上，心理上，虽然我们对萧红个人生活的细节了解得越来越多。没有民族革命和解放的宏伟目标，左翼文艺青年的流浪、反抗和斗争就成了空洞穴的姿态，虽然自由奔放的生命力状态——正如电影中所展现的那样——看起来也很美。萧红可能不是这个职业的中心，但她无疑是其中之一。即使是生活在远离文化中心的香港，她依然用文字呼应着时代的节奏。《呼兰河传》那一曲悠长凄清的歌里，不是有对古老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写下了《致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的一本书》《致九·一八兄弟的一本书》等文章。她怀恨在心的是，没能和丁玲、聂绀弩等朋友继续写《半个红楼》，这是一部以红军长征为主题的小说。她绝不是时代的旁观者。

有人说萧红的生活比她的文字更丰富多彩，我不敢苟同。萧红的一生确实是一个传奇，但这只是个人的传奇，但她的文学世界却要广阔得多。人们津津乐道于她与萧军、端木蕻良之间的情感纠葛，却似乎没有注意到，除了《小城三月》，她几乎没有写过任何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上师街》是一部描写她和萧军在哈尔滨艰难生活的散文集。她不能为爱而爱一个字，却把饥饿、贫穷、痛苦的感受写得淋漓尽致。或许，正是这种底层体验，让她敏感的灵魂向更广阔的世界敞开，更受压迫和伤害。萧红和萧军在上士街的公寓有一个小窗。“这扇小窗穿过人的隧道:屋顶、烟囱、又厚又暗的雪、路灯、警察、街车、小贩和乞丐。一切都出现在这条小隧道里，繁忙的城市街道正在鸣响。”。可以说，她的文字只是“穿越世界的通道”，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灰暗、荒凉、跳动的世界。

在谈及萧红的成就时，葛浩文说，萧红是一个自传体作家，善于从本质上描述自己的个人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的。然而，我们需要补充的是，萧红的个人经历容纳了对更广阔世界的关注。萧红的作品很少描写自己的喜怒哀乐，敏锐的目光随时随地投射在身边的世界。萧红专注于一篇名为《小生命与勇士》的不起眼的散文，描述了1937年10月她在武汉长江渡口看到的一幕。渡船上有一个持刀的士兵，怀里抱着一个孩子。他小心翼翼地摇着孩子，总是用左手按着短刀的刀柄。船很快就靠岸了。“船身和码头激起的水声是惊人的响亮。即使士兵短刀的铃声打得再响，我也听不见。我只想象:他们能听到孩子的心跳和士兵的心跳吗？”这只是战争之间短暂的一刻。然而，平静中的波澜，就像听不见的心跳，通过作者细致生动的笔触，真实地传达给读者。

根据同时代人的记忆，萧红是一个诚实、老练、有些孩子气的人，这可能会让她在处理日常事务时不那么老练，但却补充了她的创作天赋。她是一个对现实各方面都有很强感受力的作家，她清醒的文学头脑几乎能容纳各种色彩。她用近乎残酷的笔触书写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的动物生存与死亡，用平静而有力的语气书写他们顽强的生命力；她既能以孩子的视角书写家乡后花园的活力，又能冷静而不晦涩地书写人的愚昧与自私。她甚至发展了讽刺能力，揭露了战争时期普通市民的卑微和无聊。与一些被理论和原则束缚的公式化左翼作家不同，她实际上写的是社会现实的生存态度。在萧红的作品中，现实是多层次的，甚至是不和谐的，常常是令人不安的，这可能是因为她的后期作品没有得到左翼批评家的强调。但她的创作绝不是艺术殿堂里自由派文人提供的经典，仅供观赏和品味，却不能打扰读者的心灵。

在萧红的所有小说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手》，这本书不常被提起。小说主人公王，是我的高中同学，他家有一间“染缸房”，因为工作多年双手变黑。她虽然是一个善良努力的女孩，但黑手却让她被校长老师同学嘲笑欺负，“我”只是冷眼旁观。小说的结尾，王的父亲在学校放寒假的时候来接她。“当他们走出木门时，他们朝着远处和充满日出的方向走去。”“雪就像碎玻璃，闪光越远，越强。我一直看到远处的雪刺痛我的眼睛。这最后一句话似乎“刺痛”了我，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这就是萧红的文字的力量，在沉默中激起深深的情感。

这些作品以抗战时期东北和内地人民的生活为主题，描绘了他们对生存的渴望和希望。在清晰的文字下，有一段厚重的大时代历史。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伟大的作品超越时代，但我的观点恰恰相反。伟大的作品能够强烈地召唤读者回到自己所属的时代，让读者通过文字领略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浩瀚与丰富，感受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挣扎与挣扎，而不是徘徊在文字编织的风景中。但这需要读者有基本的历史意识，否则就会脱离作品。在《读萧红作品》一文中，孙俪曾表达过“任何文艺作品，没有共同的感情，只能欣赏其皮毛”的感受，可谓是一句开悟的高论，也很容易批评现代人对萧红的诸多解读。

鲁迅的《生死场》序言有一段通俗的文字，可以抄在下面:

自然，这只是一个素描，叙事和描述，比人物的描述更好。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力量和对于死的抗争却常常穿透了纸背；女性作者的细心观察和越轨书写，增添了不少明亮和新鲜感。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学、艺术、功利的人。如果看起来他很不幸，他必然一无所获。

大部分评论者都引用了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这次重读发现最后一句真的很有意义。鲁迅的“功利”比字面意思更深更广，大致接近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民族革命和解放事业”，而所谓“厌恶文艺和功利的人”则可以理解为站在左翼对立面的自由主义者。在鲁迅的文章中，词语和句子被用来以奇取胜。这句话既褒扬了《生死场》的健全精神，又讽刺了自由主义文学观的狭隘。更讽刺的是，如今的“深恶文学、艺术、功利主义的人”把萧红引为同道。因为话语权的转移，他们对萧红的拙见甚至会被视为萧红的整体，割裂了萧红与历史的关系。于是，萧红被缩小成某种符号和标签的存在:个人主义者、人文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甚至是“民国女神”这真的是萧红的“不幸”。或许萧红终究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