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二七纪念塔 郑州二七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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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郑州酷热难耐，气温高达37℃。

下午3点，二七广场人流源源不断。

在27号楼前，一位身穿绿色外套的老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他神情肃穆，立正立正敬礼，然后请人以塔为背景给他拍照。

老人说他叫秦志国，今年72岁，来自山东沂蒙山农村。

1986年10月，秦老先生来到郑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观二七塔。

“这是我第二次参观二七塔。她在我心中非常神圣。”老人说，听说二七塔正在内部装修，无法登上，有点遗憾。

每天，马玉民都会看到像秦先生这样对二七塔表示崇敬的人。

“有的老太太甚至视塔为精神遗物，跪下磕头许愿祈祷。”27号楼管理处退休员工马玉民说，这种情况让他们很无奈，也很感动。

人们对二七塔的情感转换体现在心转化为行动上。

“我上中学的时候就知道郑州有个二七塔。然而，想看二七塔的愿望让我姐姐抢了第一名。这让我担心了很久。”郑州市民朱回忆说，他的家乡在平顶山的一个贫困山村。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姐姐辍学，计划去郑州学习裁缝。

为了给妹妹交学费，父亲以200元的价格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一头猪。

临行前，父亲对女儿说:“学不到技术就回来，不过你得给我看看二七塔。”姐姐在郑州住了几天，觉得不舒服，就挑了个晴天跑到二七广场。她在二七塔前拍了张照片，带回家。

照片中的姐姐面带微笑，身后的二七塔高耸入云。

父亲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放进相框，告诉家人“谁也不能动”。

“当时我又嫉妒又羡慕，想去郑州看二七塔。

父亲拒绝了，我哭了一整天。”朱说，他姐姐的照片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他把课本上关于二七塔的文章背下来，发誓长大后要去郑州爬二七塔。

几年后，姐姐结婚了，二七塔的照片作为嫁妆被拿走了。

位于郑州市二七广场的二七塔因此受到人们的崇拜和欣赏。它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涌向郑州的商家、游客和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据粗略统计，每年有200多万人爬27号楼."曾在27号楼做过检票员的马玉民自豪地说。

27号楼曾经给央视主持人萨贝宁一个难忘而有趣的采访。

2006年8月，央视制作了《平安郑州》节目。录制现场，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和市民代表应邀出席。

为了评价市民和市委书记之间的默契，萨北宁在没有任何人知情的情况下设计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要求大家随意写下一个人的名字或者地点，但是要让大家一眼就知道是郑州。

结果公布后，市委书记和市民代表的回答一模一样，都是“二七纪念塔”。

事后，撒贝宁说:“我拿了。”。

撒贝宁可能不知道，在河南老百姓心中，二七塔早已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它的地位和作用几乎等同于他们每天离不开的油、盐、酱、醋。

市委书记和市民的回答高度一致，可以理解为政府和人民对一座建筑的认可。

作为一个特殊的标志，郑州城市发展和人们心中的二七塔所产生的奇妙化学反应和情感纠葛，令人唏嘘——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二七塔一直走在传播郑州文化的前列。例如，中国人民邮政发行了600多万枚“二七塔”邮票；2002年至2003年，郑州27号楼的邮政印章印制数量达1200万枚；很多商家把二七塔作为品牌注册商标。“双塔牌”奶粉在郑州哺育了一代人。“双塔牌”涂料已“刷”进千家万户。还有以27塔为主格局的“双塔牌”肥皂、白酒、啤酒、“绿城牌”香烟，一度让郑州人过上了“双塔生活”；省会几乎所有财务人员都使用过双塔为商标的“二七牌”复写纸；剧院的舞台背景是高耸的双子塔；长期以来，郑州党政机关发的年卡多为二七塔；以二十七塔图案印制发行的粮票、布票、购物券、参观券、税务发票等20多种票证，如今已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古董”...

值得一提的是，二七塔也获得了年轻人的青睐。

2005年，郑州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财经大学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70%以上的人在来郑州之前就知道二七塔，近73%的受访者认同二七塔是郑州的象征。

27塔是郑州一场政治流血的纪念产物。她的外表光彩照人，深入人心...“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开展了百场大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活动，河南入选‘二七大罢工’和焦事迹两项活动。”今年8月11日上午，在郑州市文化宫路的一个画室里，老画家余华兴正在整理他多年来以二七塔为主题的画作。

“我毫不怀疑，27号塔作为27日罢工的重要载体，可以入选这个国家级纪念项目。”他说。

1926年10月，郑州铁路局工会负责人王胜友、司文德被军阀吴杀害，他们的头颅被挂在当时郑州长春的桥头，就在今天的27号楼下面。

1951年秋，郑州将长春桥旧址扩建为二七广场，不久建成一座高21米的多面体木塔。

余华兴透露，木塔最初是为了宣传在郑州召开的城乡物资交流大会而建造的。

后来，木塔成了市民悼念王生友和司文德的纪念建筑。

1971年夏天，木塔倒塌，郑州着手修建一座永久性的纪念塔。

当年，郑州市革委会从全市抽调10多名顶尖专家组成艺术小组，对新塔进行设计。

余华兴成了其中一员。

“郑州市革委会主任王辉是建筑专家，新塔是他亲自指挥建造的。”余老说，新塔征集了全省设计方案，收到稿件80余篇。“我在省工人文化宫负责新塔风格收集的手稿展览。

说实话，80多种设计都不错，但是没有什么刺激的感觉。他说，王辉后来提出“建两座塔”的建议，意思是纪念两位烈士。

“大家都觉得创意不错。几个月后，基本接近27号塔目前形象的设计方案出来了，塔高被拉到了63米。”

1971年7月1日，一个下雨的早晨，新二七塔开始施工，要求在国庆节前完工。

王辉每天赶到二七广场监督施工，风雨无阻。

余老透露，除了白水泥，二七塔的建筑材料，从钢筋、琉璃瓦到塔钟，都是郑州的地产产品，有些材料甚至是为二七塔临时制作的。

余老说，郑州一建负责铁塔建设。在他的印象中，当年的建设就像一场巨大的战役。

当年夏天，二七广场封闭，车辆全部改道，30辆施工车辆昼夜不停，300多个施工队轮流作业。

同年9月27日，新塔建设大会圆满结束，一座城市经典落成。

当年10月1日，五彩缤纷的二七塔开放迎客，郑州市民欢欣鼓舞，数千人排队登塔。

“那是当时郑州的第一高度。站在塔顶，可以看到几十公里外的黄河。”马玉民对当天的盛况描述如下:数千人聚集在二七广场，造成上下塔出入口被封锁，不得不动员解放军维持秩序，加强安保。“我们早上6点开门，一直忙到晚上12点，一万多张票5分钱就卖完了……”2004年6月的一天，二七塔发生了一幕，让马玉民感慨万千。

一个行动缓慢的老人来到二七塔，盯着检票员马玉民问道:“你不认识我？年轻的时候经常来这里听东方红。”马玉民认出了老人，赶紧给他买了票，陪他乘电梯到塔顶。

当浑厚悠扬的音乐准时响起时，老人忍不住哭了，说只有到了27号楼才能听到“东红”，这让他做梦。

听27号楼钟声的老人是郑州铁路局的退休职工。

在郑州，无数人对27号楼的钟声有着深厚的感情。

“当年电信局派了7名员工来控制电铃，声音是用机械铜锤敲击钢筋发出的，特别好听。

如果塔上的钟走错了时间，一个市民会马上打电话询问，这让我们都很紧张。”马玉民说道。

木塔建成时，马玉民出生；新塔建成后，马玉民被调去工作。

“看来我天生就是为二七塔服务的。”马劳说，1971年9月，他和31名符合“三好条件”的知青学员从郑州吴起农场调到二七塔管理处，分配到集团工业部做售票和检票工作。

“很累，但也很充实。”马玉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来到二七塔后的前三个月，他们想请假洗澡，但领导不准说:“我已经一年没洗澡了，你就忍忍吧。”。

和马玉民一起被调到27号楼的杨冬菊、刘佩珍，现在已经退役。他们在接待室工作。

刘佩珍回忆说，当时规定所有人都要穿蓝白相间的工作服，每天学习“老三篇散文”，每周回家一次，严格执行婚姻爱情的“地方政策”——26岁以下的男性和24岁以下的女性不能结婚。

“此时，我心里优越感老强，我不得不选择对象。

为什么呢？在这里工作地位很高！”杨东举的骄傲溢于言表。

那一年，周总理的访问让杨东久和刘培珍难以忘怀。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参观洛阳龙门石窟，当晚返回郑州。

车队经过二七广场时，周恩来坐在车里，听到了空东方红的音乐。他透过窗纱看到了二七塔，赞赏地说:“为什么不宣传这么好的建筑呢？”。

“当时我们准备了墨汁，想请周总理题写二七塔。不幸的是，他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爬塔。”刘佩珍说。

1974年，《解放军画报》率先在第二期封底刊登了27号塔的大型彩色照片。

此后，二十七塔的雄伟外观相继出现在全国媒体上，并迅速向国内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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