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人文之殇：哲学泰斗冯友兰的“文革”遭遇

事实上，冯友兰在文革时期的文化选择，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选择:儒家知识分子仍能以帮助天下为己任治理天下，但在乱世，儒家知识分子只能接受悲剧的结局。冯友兰特别想不到的是，他遇到了一个完全不需要知识的时代，并对其进行了强烈的诋毁。

冯友兰

今年是冯友兰先生的120岁生日。

冯友兰是理学的创始人，也是理学的开创者。他最重要的三部哲学著作是《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其中《贞元六书》由六部哲学著作组成。这三部作品都是宏伟壮丽的。民国时期，冯友兰是国内外著名的哲学家，也是近代以来的哲学大师。众星云集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被认为只有“三位教授”，冯友兰和陈寅恪各占一位，唐兰和刘文典合二为一。在西方学术界，他被认为是现代哲学史上“第一位具有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这是西方人理解中国哲学的必经之路。对很多西方人来说，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冯友兰在学术界的地位几乎无人能及，他的高度至今难以超越。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不朽的成就。但是，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受到了批评，主要是因为他参加了“四人帮”组织的梁潇写作队，写了一批尊法反儒的文章和诗歌。后来与、魏、并称“四好”，被“四人帮”重用。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的工作态度发生了变化。1948年底，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跟随蒋介石政权离开清华。冯友兰负责维持学校的教学。戒严令接管学校后，冯友兰还是按老规矩办事。一方面，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希望保持学术与政治的距离；另一方面，这是他的自负:即使是新政权也应该由他自己使用。

随着新旧的冲突，清华大管家冯友兰感到力不从心，无能为力。他一个接一个地辞去了一系列行政职务。新政府很快批准了他的辞职。有人说冯的思想“与党不相容”，要他“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冯友兰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1949年10月5日致信毛泽东，承认自己过去教过封建哲学，服务过国民党，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改写哲学史。毛泽东于10月13日回信。他虽然对冯友兰的说法表示欢迎，但也说:“像你这样的人...永远采取诚实的态度。”

1952年9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冯友兰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

从此，冯友兰陷入了被反复批评的境地。随着一场又一场运动，他开始逐渐批判自己和他人，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老运动员”

北京大学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第一张大字海报是北大造反派贴的。著名造反派领袖聂，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一爆发，冯友兰就被“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共老手”的帽子拉出来批判。

此后，冯友兰陷入了不断的批评和解释之中。1966年7月5日，他根据造反派的要求，在哲学系作了长篇演讲《自我揭露与自我批评》。后来红卫兵来到物业，在他家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海报，宣布他“有罪”，查封了他的文物和书籍，冻结了他的工资。每对夫妇每月支付12元生活费。

8月26日，冯友兰再次被带走，不仅带走了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的物品和很多纪念品，还让老两口住一套房子，剩下的都锁了起来。后来，他一共住了五户人家。秋天，因为拿不到御寒的衣服，他不得不穿上麻袋，顶着寒风召开一个重要会议。除了批评和写各种材料，他的主要工作是打扫街道。

这时，冯友兰已经70多岁了，患有严重的前列腺肥大和排尿困难，去医院看病。由于他的“反动学术权威”身份，医院不接受他住院治疗。1967年1月13日，他致信“北京大学哲学系‘文化大革命’小组组长”，报告并陈述病情。直到尿中毒，15日才住进北京医院，但手术还没做完，医院被造反派夺权，他又被赶了出来。无奈之下，他只好拖着尿瓶接受批评。之后，经过多方努力，第二次手术于3月完成。

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陆军部出版的一份材料中写道:“冯友兰是一位几十年来始终反对共产党和人民，反对革命的老战士。解放前，他是帝国哲学家和蒋介石在公敌中的顾问。解放后，他仍然心怀叵测，从未忘记自己失去的天堂，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煽动复辟反革命。...成为解放后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白旗。”接着，冯友兰又与刘少奇联系起来，对他进行批评，说他因为“积极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而受到刘少奇的赏识。就这样，冯友兰不断地被批评，被交代，被写材料。

从“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68年5月，是全面战争和夺权的混乱阶段。5月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原本是为了制止这种混乱局面而采取的非常措施。闹事者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发起者，但责任推给了“渗入人民的阶级敌人”。“清队”意味着从不计后果的打架斗殴变成了系统的政治迫害，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这时，冯友兰已经73岁了。8月底9月初被工人宣传队骗走，接受隔离检查，开始劳动改造。这说明对冯友兰的批评已经升级。

检疫考试时，大教授们聚集在“牛棚”里，批判冯友兰时，除了“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共老手”外，还必须承认自己是“反动学者”。洪倩开始承认自己是“反动士大夫”，但造反派认为他资历不够，只能是“反动学术权威”。丁峰声称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没有资格。他只能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冯友兰是各种“罪行”中最重的。

没想到，这次考试时间不长。两个月后，11月18日，他和简伯赞一起被解除劳动教养，释放回家。据冯友兰自己说，优待来自领导的“关怀”，说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说:“北大有个冯友兰，讲的是唯心主义哲学。我们只知道唯物主义，却不知道唯心主义。如果我们想知道一点理想主义，我们必须去找他。剑伯赞讲的是帝王将相。如果我们想了解帝王将相，就必须去找他。这些人很有用。对于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人格。”对于冯友兰来说，这次演讲无疑是救命稻草。

冯友兰并没有死，而且在领导的“保护”下，他心中充满了感激。解除劳动教养后，他根据工人宣传队的指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同时，他还在诗歌中表达了这种感受，写下了《蝶恋花·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生无疆》:“红日普照空普照天下，开启新时代。五大洲庆祝生日，引领革命前进。不负众望19年，反动路线，罪行深似海。感谢教育，我们永远不会不走正道。”卑微、痛苦、卑微的冯友兰，与民国时期的冯友兰完全不同。信件和诗歌通过谢静宜传到毛泽东，毛泽东问候冯友兰。从此，冯友兰不得不用诗来赞美，无论对错。比如，在北大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一周年之际，冯友兰表示“干杯”:“一千年的文坛改革了，一年的战斗定了新风。光头是深深的痛苦和罪恶，也是在工业和军事的雨。”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毛泽东78岁生日那天，他写了33首《韶山赋》，最后一首写道:“他曾用宏词写“田文”，用革命写“田队”。问对了人，万岁，万岁。”其语言直白，格调低下，令人唏嘘。当冯友兰写《西南联大碑文》时，他的精神消失了。收到《韶山颂》后，请向冯友兰表达谢意，冯激动不已，遂作《七绝》:“善救人者不弃，善救人者不弃。为了有东风和勤奋，腐烂的植物也应该变成绿色的影子。”冯友兰与《二十五首咏史诗》共写了大约100首这样的诗。

与有幸活下来的冯友兰相比，简伯赞就不算幸运了。因为“刘少奇特别工作组”强迫他解释刘少奇的叛徒材料，他真的无法解释。他和妻子戴淑万服用了过量的西德劳动率，自杀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8年底，北京大学只有一人自杀:历史教授王伟；董怀云，数学系讲师；俞大钊，英语系教授；中文系党委书记程先策；申，哲学系心理学教授；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陆，北京大学化学系设备室工作人员；生物学教授陈同度；饶裕泰，物理学教授；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崔雄坤；董铁宝，数学力学教授；历史部办公室主任吴伟能和陈永和。

厕身“四豪”

事实上，1960年以后，冯友兰的各种作品已经趋于为政治服务，并在文革中后期达到顶峰。不断的批判，不禁对这位中国一流知识分子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运动是为了清理心灵，清理心灵，那么文化大革命就意味着对人生做出选择。去哪里，冯友兰不会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冯友兰作为批判对象出现在新政权中，一直持续到1968年被劳动教养释放，历时20年。谁能经得起十几年的批评？后来那些讽刺冯友兰的人，在接受批评的同时，有没有想过自己渴望“解放”、“为国效力”？这和冯友兰没有太大区别。

“解除劳动教养”后，冯友兰的治疗逐渐恢复，林彪事件的出现，使罪行深似海的冯友兰得到了极大的利用。

林彪事件后，全国掀起了批林批洞运动。1973年以后，主要转向尊法批孔。冯友兰作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运动员”，担心自己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他说:“当时我又紧张了，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然后我想，我为什么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我就认可孔，和群众一起尊重孔。这不是没问题吗？”正是这种心态导致他主动写了两篇演讲稿，分别是《孔子批判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最早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毛泽东读完这两篇文章后表示支持。《光明日报》于1973年12月3日、4日连续两天重印，并分发编者按。正是这两篇文章，让冯友兰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一个新人冉冉的形象也随之上升。冯友兰的文章与他的学术取向完全背道而驰。一代大儒率先批评写作，动摇了他的学术基础。这种文化景观以前从未存在过，但在文革时期很常见。

北大和清华于1973年10月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后来改为大批判小组。这就是著名的“梁潇”的由来。大批判小组成立后，邀请了一些著名的教授参加活动，其中冯友兰最为著名，此外还有、魏、、杨等。冯友兰被任命为“顾问”，主要工作是找古籍、查资料、注释成语典故。这自然是梁潇为他人写作团队的一员。其实冯友兰并不知道中国政治的真正走向？

之后，他又写了一系列关于尊法反儒的文章，并在上述两篇文章的基础上，写成了七万字的《论孔丘》。毛泽东不仅亲自读了这本书，还再次肯定了冯友兰的表现。

由于冯友兰不断受到领导的关注，成为梁潇的顾问，经常被通知参加一些相关的活动。1974年6月12日，他参加了一个由江青主持的有许多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对法律的尊重，反对孔子。冯友兰高度近视，只知道谁参加会议。王洪稳、叶剑英、江青致辞。会议快结束时，谢静宜通知他出去开会。

起初，会议非常神秘。到达目的地后，才意识到自己是在天津小金庄游玩，规定参与者不得写信、打电话、上街。到达天津后的第二天早上，江青和王满天与冯友兰等人聊了起来。可是到了下午，冯友兰却因丹毒住进了医院。

住院期间，他知道小金庄的农民也是以写诗的方式批判儒家，于是他就写了几首诗，由护士记录下来。后来《光明日报》在9月14日出版，这就是《二十五首咏史诗》的由来。第十一首写道:“破山河重统一，民女胜宗昊。那么上帝就敢做皇帝，做反儒家的女英雄。”由于诗的内容歌颂了武则天，所以在文革后遭到强烈谴责。冯友兰辩称:“当时我认为武则天做皇帝的行为违反了儒家的三纲五伦。如果说反儒，她应该是最彻底的。我不知道江青有做皇后的企图。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从不相信流言蜚语。我坐在书房里，没听到多少闲话。”想起来，冯友兰可能不知道江青的打算是什么，但就这首诗而言，很难说没有刻意奉承，第一句“破山河重归于好”，与史实不符。在他的最后一首歌《昨天不是今天，我可以回头看，深深感谢老导游》中，也是指责吹捧江青。他也为此辩护。

无论江青是否有《皇后之梦》，无论冯友兰是否知道，毫无疑问，冯友兰在这一时期与江青、梁潇有着密切的关系。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8月4日晚10点，江青在周培源、迟群的陪同下，去地震棚看望冯友兰。江青前脚走的时候，北大党委安排冯写一篇感想，第二天冯友兰写了两首诗。临近月底的25日晚，江青让北大党委徐亚民通知冯友兰去看露天电影。这时冯友兰已经81岁了，晚上怕冷，所以没有去。结果江青第二天就安排人带他去清华，告诉他看电影是为了防震。这些场景被拍下来，作为冯友兰与“四人帮”关系密切的证据。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冯友兰批林批洞的辛苦受到多方批评，他又一次被写进另一本书里，成为别人写的“四好”之首:“当甄嬛的三策被记住时，他还看到西宫伺候宴席。莫信批儒反之，居南子为心传。”

冯心路探析

冯友兰的哲学贡献主要在于学术理论。他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并将其纳入现代哲学体系的框架之中。无论采用什么概念，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哲学史的各种版本，在结构上基本都是冯友兰的。

正是因为冯友兰的哲学，他的身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传统中国，思想家和哲学家具都是学者，要走出去，进入阶段。还能表现他们心性的，是张载的“西窗”: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循圣鉴死，为万代开太平。后人对张载的评价是:“人生之大才，古之绝识”，达到了修齐治平的最高境界。他们想把皇权纳入正统，其核心就在于“李”二字。随着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传统士大夫转变为职业知识分子，其驾驭权力的能力自然下降。这既是冯友兰的变化，也是世界变化的必然结果。

冯友兰写了一副著名的对联:释旧态补新命，极明而中庸。其中一个“辅”字表达了冯的心意，儒家入世精神完全暴露出来，与张载在精神上一模一样，只是气象和格局要小得多。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的政治权力在短短几十年间发生了两次大的重叠。冯友兰在积极为国民政府辩护时，主动上厕所，遭到激进主义的攻击；对“文化大革命”的热烈服从遭到保守知识分子的批判。但我认为这和冯友兰的素质无关，而是和他的文化气度有关。冯友兰的文化选择，恰恰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无法逃避的选择。因为灵魂中没有庇护所，儒家知识分子仍然可以帮助世界作为他们治理世界的使命，但是在乱世中，儒家知识分子落得悲惨的下场。冯友兰特别想不到的是，他遇到了一个完全不需要知识的时代，并对其进行了强烈的诋毁。

并不是因为他是冯友兰或者周一良，他才会去做梁潇和罗思丁，而是不管当局给谁这个机会，他们大多数人都不敢辱使命。冯和周都处于文化的高端，所以他们引人注目。那些被打倒然后“解放”的人只是低端，基数巨大，不引人注目，但本质上与冯友兰并无二致。群众再不服气，其实也很少是造反派，只是有没有机会和服从的程度。这些知识分子中往往不存在真正的叛逆者，而是像赵琳、张志新、顾准这样的人。

更何况，这些精神“叛逆者”大多来自接受过机构教育的年轻人，而非体制外人士。当他们发现现实政治与最初理想的距离越来越远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冲了出来——虽然这也是极少数人。对于更多的党外知识分子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在这些从古至今的知识分子眼中，王朝更迭是一件罕见而常见的事情。因此，他们更加归化，认为在新政权下，他们将继续工作和生活，甚至更好。

从冯友兰的履历中可以看出，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入世意识，这取决于他自身的性格和志向，必须有适当的学术能力作保证，最终与儒家知识分子的内在规定不谋而合。冯友兰的知识是儒家的，他的气质也是儒家的。他的进化路线自然是“修齐治平”之道。

我们不能直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衍生出现代意义，只能在世界文化中寻找自己。首先，我们应该用文化多元化来保存中国的文化传统，并在多元文化体系中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有在多元的文化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才能传播其独特的魅力。回望历史，我们有幸拥有冯友兰、梁漱溟、金、熊十力、陈寅恪，他们开拓了先贤之路，为我们保存了丰富而富有激情的中华文化血脉。如果我们认真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繁荣可以等待。

文革后的反思

“文革”后，冯友兰承认自己在“文革”中的一些思想是“不老实，要煽情”。“带着这种思维，我之所以走极左路线，是因为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不能说我被欺骗了。”是真诚的。回顾冯友兰的言行不难发现，他的批评和迎合大多来自思想方面，他总是以自我批评为主。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还奉命写一些别人的材料，一般没有超过当时大多数人的水平。在曲折中，他依然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做人的底线。然而，这些重要手稿都没有被收录在《三松堂全集》中。如果能看到这些材料，就能了解当时的政治生态，相当有意思。想想他1949年对周恩来说的话:最好远离政治。最终，他不仅介入，而且以这样的方式和深度介入。他愿意吗？

幸运的是，冯友兰终于恢复了学者的本色，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重写了《中国哲学新著》全部七卷，享年85岁，几乎失明。特别有意思的是，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前六卷，但不再出版第七卷，《三松堂全集》第七卷也删除了第七十七章的后三节:在这三节中，冯友兰指出极端“左”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思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行为是“荒谬的”

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逝世，享年95岁，留给我们的是一部波澜壮阔的14卷本《三松堂全集》和一生的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