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 揭秘：国民党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 笑话频出

新生活运动发起于20世纪30年代。从当局的出发点来看，它旨在培养人民的准军事生活。在陈布雷起草给老蒋的讲话中，有一片云“要培养勇敢、敏捷、勤奋，特别是有共同习惯和本能的人，能随时为国牺牲的人……能随时和敌人一起努力的人”。

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获得了78年的政治权力。此外，在各级官员中，有许多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学生，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人民的生活状况，如肮脏和凌乱的生活，缺乏公共道德意识，自私的人际关系，没有羞耻。社会气氛黯淡、混乱、守旧、烟雾弥漫...

这场运动的意义，是转型时期肩负政治制度建设任务的知识分子探索和追求文化现代化的具体表现，也是知识分子将文化使命渗透到当时行政序列中的具体行动。

新生活运动的初衷

新生活运动的初衷是针对社会的衰败，表现为官员的腐败，公共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缺失，广大民众的无精打采，吸毒、赌博、嫖娼等社会风气的侵蚀...

邓文仪等人参与起草《新生活运动大纲》时，提出了“移风易俗，授人以礼耻”的口号，旨在推动社会的军事化。经过六个月的实施，它被转移到第二阶段，在那里生活被军事化，生产和艺术化。后来，提升《纲要》内涵的任务就交给了政治学部领导杨永泰。他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加入了很多儒家的为人生而学、为天下而用的思想。这符合当局的胃口。

抗日战争初期，侵华日军发回大本营的电报说:“南京政府领导的新生活运动，现在已经转变为全国军队的总动员运动。他们太相信自己了，所以肯定有鄙视日本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运动的客观影响。

战时新生活进步

新生活运动是由一个专门的机构开展的，它的名字叫“新生活运动促进会”。1934年夏，蒋介石在南昌成立，被任命为总统。由时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主持。有三个部门:调查、设计和实施。联邦的四十多名军官都是著名的军政官员。第二年年底，协会迁至南京，由钱大钧负责。

1936年，新生活运动的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协会的名义单独成立，由宋美龄担任主任。抗战前几个月，协会负责人改名为总干事。此时的总干事是董事长住所的内务经理黄。

在新生活运动中，蓝衣社也扮演了发起者的角色。在这个现代转型时期，蓝衣社也对“新运动”感兴趣，积极参与其中。然而，他们的知识结构处于灰色地带。如果是大知识分子，远远不够。但他们绝不是知识圈之外的人。他们对德国猖獗的法西斯主义深感兴趣，于是将那套控制技术引入了当时的中国政治。根据他们的草图，连幼儿园都军事化了。他们对反对国民政府的人使用暴力，同时主张清洗政府中的贪官污吏。

新生活深入渗透生活，学生们平时唱的很多歌曲都与运动息息相关。如《新生活》《好国民》《国家道德》《礼貌》《扶老扶弱》《告诉我成功》《节俭》《体育锻炼》《吃饭时的礼貌》《饮食》...

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持续了十五六年。抗日战争时期，即国民政府在重庆时，运动内容有所变化。战前四维八德中有更多的道德内容，礼义廉耻，从而影响百姓的日常生活；战争时期更强调纪律精神、节约精神和牺牲精神，更强调精神的激励和需求。随着战争的深入，新生活变得包罗万象，一切都要靠它，比如抢救伤兵、练经济、养孤儿、躲避空袭击、捐钱买机器等等。，都承载着新生活的烙印。消极的一面，内容变成了空，但在鼓励军民战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新生活运动直接起源于蓝衣社成员文化矫正的原始思想，但它的开展是受宋美龄的影响，他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作为全国妇女运动的最高指导机关。

救死扶伤也是新生活运动的内容之一。图为抗日战争时期，宋美龄穿梭于抗日战争背后的大大小小的医院，亲自为伤兵包扎。

看到城镇和农村的人们处于一种破败、破烂和形象不佳的状态，宋美龄直接向蒋介石建议开展一场全国性的生活改革运动。她出版了专著《抗战建国中的妇女责任》《战时的妇女工作与新生活》……抗战第二年秋天，她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分析了妇女的生活状况，赞扬了为国家抗战而努力的妇女，同时谴责了某一阶层的妇女。第二年，在她的指导下，组建了一个妇女残疾人服务队，该服务队被组织成九个小组，成员超过100人。他们被派往四川涪陵、万县、江津、泸州、宜宾等地的野战医院，协助医疗救护，接送伤员，代其写信，开展娱乐活动等。后来服务队阵容不断扩大，工作区域也辐射到了川鄂边区。他们为杀死虱子、治疗疥疮和为受伤士兵分配营养承担了大量工作。

新生活运动总会也在重庆设立了样板区，兼具示范功能。该示范区的妇女新运动组织相继开办了妇女扫盲班和缝纫班。组织母亲协会和专业妇女协会，设立会计补习学校、儿童义务半日制小学、妇女宿舍、妇女浴室等。，系统地向妇女界灌输抗战常识，唤起她们为抗战而工作的民族意识，并改善和提升她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战时新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的领导下，著名的女性名人，如张爱珍、刘清扬、沈子久、刘碧菁等。，都在宋美龄的指挥下，并被任命为总务处、训练处、文化处、生活和生产处的组长。著名的民主人士石亮也在她的指挥下担任联络委员会主任。

总之，新生活妇女运动在动员和组织妇女参加抗日战争、抢救伤兵、开办妇女运动干部班、儿童保育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生活的笑话

当时的山东军阀韩复举，几乎成了新生活运动中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反面人物。许多关于他的笑话都与新生活运动有关。

他在山东各大中学的演讲都有云。“今天，我哥哥叫大家去训练。我哥哥是个大老头，我连中文英语都不懂...你从笔筒里爬出来，我哥从枪筒里钻出来”...

“今天，我不打算多谈了。我先讲三个提纲。蒋委员长新生活的操作，兄弟，我双手赞成，就是行人靠右走真的不合适。真是糊涂。大家都以为行人是靠右走的，那么留给谁呢？”

新生活大力提倡运动，韩又说，十几个人都穿着短裤去抢球，有什么好寒酸的！他想批一笔钱，多买几个球，每人一个，自己玩，省得你赚钱抢我。

新生活开始运作的那一年，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正在安徽一所县中学的初二读书。他在《历史与文学》一书中回忆说，夏天的时候，老师安排他给正在干农活的农民讲新生活的要领。他们聊了很久，比如扣好纪律，向左走，刷牙，上下刷...等等，农民们转过眼睛看着这些青少年，然后他们开始自己工作。几个小男孩不得不失望。

结果可能会反弹

新生活运动的八项基本原则:1 .把昨天当成死亡，把今天当成新生。让我们抛弃昨天的耻辱，建立一个新的国家。2.让我们肩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3.我们必须遵守纪律，保持忠诚、诚实和羞耻。4.我们的衣食住行要简单。规则，简单和整洁。5.要自觉面对困难，勤俭节约。6.作为公民，我们应该有适当的知识和诚信。7.我们应该勇敢向前，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8.我们必须履行承诺，即使我们什么都不承诺，也要有所作为。

在普通人的生活习惯上，有了一些进步，比如不随地吐痰，用牙刷，扣衣服。然而，面对战火纷飞的世界和剧烈的社会变革，其倡导和实施却大大减少。解放后，进步知识分子对其评价不太好，甚至声讨。民国时期的独立知识分子也对此进行了批判。新生活开始一年后，胡适在1935年4月的《大公报》上发表评论，认为从一般的观点来看，“都是柴米油盐，司空见惯的东西”，并进一步断言“这种新生活的效用不应夸大。没有救国的精神。”“扣子要扣好，鞋子要穿好，饭屑不要乱扔，筷子要排好”，这是做人的基本。这就像做官不贪污是官员的职责。强调“会被世人耻笑”有些夸张。他的观点赢得了许多赞同的声音。

钱钟书的《围城》对知识界和人们生活中新生活运动所揭示的荒诞现象进行了嘲讽。这种批评是以笑声和幽默的风格进行的，所以它的有效性是相当持久的。正因如此，《围城》在六七十年代仍在台湾省禁播。

可以说取得的成绩有:改变生活习惯，灌输体育竞技精神，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工作大旅行等等，大城市的禁毒措施效果还算不错。当时，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委员会特别称赞其“在禁毒运动中取得的显著成就”。总之，除了策划者的高期待外，“新运动”客观上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即在精神或思想层面影响不大，但对人们的生活和氛围创新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的初衷或许没有错，但与当时病中的中国传统负担相矛盾。此外，为了军事化全国居民的生活，霸王硬上弓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种做法与最初的想法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利用秘密机构切入人们的生活也会增加怨恨，知识分子尤其讨厌生硬教条的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