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 戴季陶为何从“亲共”人士变身反共先锋

“从‘亲共’到反共戴”

著名传记作家戴，笔名，后名。祖籍浙江湖州，出生于四川省广汉市。众所周知，戴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以坚决反共著称。然而，戴早年热衷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甚至几乎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一点并不为人所知。那么，戴冀涛是如何成为国民党内第一个决心最大、方式最彻底的反共人物的呢？

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宣传

戴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跟随孙中山，参加二次革命和保法战争，在广州军政府任外交部副部长。1918年5月4日，由于广西军阀操纵国会，孙中山被推下台。他愤怒地宣布辞去大元帅一职。在戴的陪同下，他于21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到达上海后，戴见到了1918年底从日本返回上海的李。李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一见到戴，就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因为戴也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当时国内著名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是陈独秀等人主编的《北京周报》，很受读者欢迎，戴、李也经常阅读。由于这份刊物是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他们协商在上海创办了一份名为《每周评论》的杂志。从名字可以看出，杂志有呼应《每周评论》的意思。就在五四运动前后，经孙中山同意，戴与李、沈在上海正式创办《每周评论》，作为国民党官方报纸《民国日报》的系列刊物，由戴主编。

担任总编辑后，为了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戴撰写了许多文章，重点宣传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介绍共产主义。他还试图用共产主义来解释中国的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为“现代经济学的大师”和“现代社会运动的预见者”等。，并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一些人试图压制思想解放，说:“是不是禁止翻译马克思的作品，禁止研究马克思批评的马克思的作品？能禁止吗？”由朱之鑫等人创办的《建设》杂志也出版了他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由考茨基从日文翻译过来。

当时的家政工人运动也是一天比一天高涨，发生了著名的“六·三”大罢工，使得社会气氛紧张。戴对这一现象有不同的看法。他对孙中山说:六·三大罢工以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和社会运动的问题已经开始了。聪明有学问的人如果不研究这个问题，就会在智力和智力上引导他们，将来会逐渐趋于不合理和不合时宜，这真的很危险。".他认为如果没有人限制工人运动，就会走上制造社会动荡的道路。

1920年，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到达上海。他肩负着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全国共产党组织的使命。当时，李是陈独秀家里的常客。接着，李把戴和沈介绍给陈独秀。陈独秀称赞戴冀涛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每周评论》，戴则钦佩新文化运动的伟大运动员陈独秀，两人一拍即合。为了表示自己的善意，戴还把自己租住的楼房让给了陈独秀的家人。就这样，这里成了陈独秀的家，《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在上海的那段时间，陈和戴朝夕相处，经常交换思想，关系比兄弟要好。当时，陈独秀等人已经在上海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戴的地址为集团地址。对于外部“外国语学校”品牌，集团事务由袁振英、石存通、余秀松等人主持。这实际上是一个准共产主义团体。因此，戴的家也是共产党集团的所在地。

当时苏俄为了“输出革命”，积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专门派维克多指导其工作。经陈独秀介绍，戴与魏京思建立了联系。戴经常参加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杂志座谈会。他们不断讨论与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转型有关的问题。为了尽快建立中共组织，1920年5月，陈独秀约见戴、石存同、沈、陈望道、李、周佛海、杨明斋、袁振英，在戴卫静思住处联合组织共产党。经过多次讨论，我们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并同意由白领导。鉴于戴在马克思理论方面的卓越才能，陈独秀等人给他起草了党纲。而党纲的生成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而是边讨论边修改的。

《中国共产党党纲》起草时，陈独秀、李、沈、石存同、余秀松、等在陈独秀家里开会，讨论正式成立党组织的问题。但戴本人却出人意料地缺席了会议。会议快结束时，戴迟到了。当他推门进来时，这些人已经组织好了共产党。他所要做的就是点头同意。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戴竟然说:“我不能参加。只要孙中山先生还活着，我就绝不参加其他政党。”因为以戴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大家都认为谁不参加都有可能，只有戴不能。所以，戴着这个声明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整个会议的气氛也凝聚起来了。

戴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是因为戴本人逐渐排斥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观点。他不赞成阶级斗争，反对导致社会混乱的工人运动，使他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第二，孙中山知道戴要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遭到孙的严厉斥责。因为在孙中山眼里，中共党员只是“一班小学生”，根本无法与国民党相比。在遭到孙中山的反对后，戴也彻底放弃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想法。因此，中共领导人李后来在党史报告中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陈独秀、戴六个人发起的...但他没有继续取得进展。”戴和中国共产党可谓失之交臂。既然同志做不到，双方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从“同志”到“魔鬼”

戴拒绝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后，转而从事经济活动。他参与了股票投机，但遭到了惨败。在回四川的船上，当他得知四川将要发生战争时，有一段时间感到悲伤和沮丧，甚至跳河自杀，被一个来河边钓鱼的渔夫救了出来。在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后，戴冀涛决定去广州继续追随孙中山

由于与广东实力派陈炯明的冲突，孙中山在国内外处境艰难。俄国人适时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提出要给钱，但前提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把共产党容纳进国民党。对此，俄国人还专门派特使到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这个人就是鲍罗婷。鲍罗廷到达广州后，迅速获得孙中山的信任，但鲍罗廷对国民党松散的组织形式不屑一顾，甚至私下称国民党为“僵尸”。孙中山更怀疑把共产党员带进国民党，因为戴冀涛曾参与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特意征求戴冀涛的意见。没想到，戴不但不支持，反而极力反对。戴劝阻孙中山，说没有必要对国民党进行任何船上改组，说这是“群众反复议论的事”，“没有独立的计划，是受外力推动的”。更有甚者，孙中山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为患，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不可避免地“改天再开争端”。

尽管遭到戴、等人的反对，孙中山并没有放弃他的“联俄容共”政策。1923年，他迅速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在孙中山的坚持下，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既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占有一定的名额。虽然孙中山“容共”的坚定态度暂时搁置了国民党内部的纷争，但邹鲁、谢智、邓泽如等人等国民党元老却始终反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了隐患。

为了争取盟友，孤立对手，中共将党员划归国民党。支持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是“左派”，站在中国共产党对立面的是“右派”。在“右派”的划分上，鉴于戴与中国共产党的深厚关系，中国共产党起初并没有将其归为国民党内部的“右派”。相反，陈独秀把戴列为“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例如，1924年7月，陈独秀在给魏京思的信中称戴冀涛为“左翼理论家”。

但在鲍罗婷看来不是。分裂国民党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制定的总战略。鲍罗廷曾承认，他在中国的任务之一是“加速国民党不可避免的分裂”，进而达到把国民党改造成“温顺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的目的。他一到广东，就开始在国民党内部寻找“左派”。除了选择廖作为毫无疑问的候选人，他还在汪精卫、胡和戴之间摇摆不定。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给汪精卫一个“有志气用”的评语，给胡一个“不好相处”的评语，给戴一个“不确定”的评语。鲍罗廷对戴冀涛的政治倾向持怀疑态度，针对戴冀涛访问苏联的愿望，在1924年7月18日致瞿秋白的信中也明确表示“应延期”。

事实证明，鲍罗廷的判断是正确的。随着戴反共态度越来越明显，中共开始将他列为国民党内“右派”代表之一，双方矛盾逐渐升级。针对的“左”“右”划分方法，戴表示坚决反对。他还说:“左右两个字只是一个方向的代名词，没有意义，没有界限。”在一次演讲中，他还连续做了四个左转弯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说自己还在原地，据说是“引起全场大笑”。

1925年，戴出版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小册子，指责共产党“仅通过中国国民党的外壳发展自己的组织”。比如在国民党内部扩大共产党或青年团的组织，“只利用国民党的政治保护和经济维持来扩大自己的生活”，这篇文章对CCP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部作品在当时影响很大。根据戴自己的说法，“出版后，在中国有几种转载，传播的数量不少于10万份。随着多种语言的翻译，莫斯科第三国际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唯一敌人”。此外，他还出版了《孙文主义哲学基础》一书，认为孙中山继承了姚舜禹、唐等先贤的正统思想，同时抨击了马克思主义。

针对戴的言论，中国共产党迅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1925年8月，瞿秋白发表长篇文章《中国革命与戴主义》，批驳戴出版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称其为“理想主义的正统”。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也发表了致戴的一封信，说他的书中有“许多错误的意见”，然后一一予以驳斥。为了回应戴的“道统”，当时广州出现了一幅漫画，画中戴背着孙中山的画像，弯着腰，汗流浃背地走向一座古老而破败的孔庙，说“穿道统”，以示讽刺。因此，针对戴冀涛的行为，中共完全放弃了为戴冀涛而战的希望，将其列为斗争对象之一。

192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关系的决议》中指出，国民党改组后，党内分裂的趋势“日益明显”，并命名戴为，称“国民党内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着‘真三民主义’的幌子，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反对阶级斗争。”这一派形成了国民党的右翼，日益明显”。如果戴、邹鲁、邵元冲被认为是“国民党内真正的右派”，戴会排第一。

在此之前，当年3月，孙中山在戴、等人的陪同下北上参加和平会议，但不久就因病去世。随着孙的去世，那些从一开始就反对“迁就共产党”政策的国民党领导人，如邹鲁、谢智，变成了没有诅咒的“天圣”。1925年11月23日，他们以悼念孙为名，召集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精神前开会，公开反对共产党。这个派别在历史上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虽然戴冀涛没有出席会议，但他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称“西山会议的决议可以同意某些意见”。

对此，中纪委迅速作出回应。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要求各地在宣传上“积极讲解三民主义”，在国民党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社”。12月9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国民党党部通电“驳”西山会议，称“新右派”戴、邹鲁、邵元冲等人勾结“前右派”谢志、鞠正等人在西山非法开会，要求各地发动“一致发电驳”。此外，在鲍罗廷列出的中共五大敌人，即“五大魔头”中，戴冀涛排名第五。从这里可以看出，戴笠冀涛是被鲍罗廷从国民党右派中挑出来的，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戴笠冀涛非常重视。从那以后，双方就一直在同一个熔炉里。

被公认为反共先锋

戴之所以在国民党内被称为“最早反共、决心最大、方法最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国民党内少有的杰出理论家。他出版了《孙文主义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为国民党后来的反共奠定了理论基础。所谓“反共是最早的，也是最大的决心”，就是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认为党内有党，必然分裂。例如，陈立夫称戴冀涛为“第一个揭露共产党在党内阴谋的人”。称他为“最彻底的方式”，意味着与其他国民党反共分子不同，他主要是把自己埋在上面，建立了一整套反共理论。因此，戴成为国民党内反共的“先锋”。

戴之所以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视”，是因为他建立了一整套反共理论。特别是《孙文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个小册子出版后，一时轰动一时。国民党元老胡称该作品为“非常忠实的研究成果”，邵元冲甚至在《广州民生日报》上撰文，称赞其为志愿者宣传员；时任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也将自己的作品分发给部分大学生；广州卫戍司令许崇智也印制并分发给全体官兵阅读。

事实上，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第一天起，他们就与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针锋相对。虽然双方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作战，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但杀死他们的是金角的尖叫声和战鼓声。总的来说，在国共早期的争论中，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宣传上远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对手。前者虽然拥有《广州民国日报》、《上海民国日报》等大型党报，但只专注于新闻报道，无法与《中国共产党导报》、《新青年》、《中国青年》等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宣传相抗衡。有意思的是，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有时甚至抄袭中国共产党官方报纸《向导》上的文字。

对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弱势，西山会议派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党的宣传力度不如共产派，非常令人担忧。”但是，说国民党内没有人在意识形态领域起带头作用是不准确的。因为戴是当时国民党内唯一一个公开发表《论》一书，并试图在思想上对抗中国共产党的人。然而，戴发表的文章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理论攻击力有限”。他的文章一出来，就被中国共产党的话包围了，他没有任何反击就死了。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轻视戴冀涛的理论宣传能力，而是赋予其“戴冀涛主义”。

在西山会议后，戴冀涛也被他们指定为国民党的“中宣部部长”。西山会议派人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二大”，成立新的“中央党部”，对抗广州。戴以其卓越的理论才能成为“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之一。戴虽然反共，但不愿到广州国民党中央的对立面去，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对此，戴还专门发表了与邵元冲的声明，称“这次中国国民党在上海的一些成员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认为是违法的，没有参加。我在此声明。”

正如戴所料，西山会议党立即遭到广州国民党中央的攻击。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并通过相关决议，称邹鲁、谢智“扰乱北京执行部，甚至倡议召开西山会议”。事后，他派党徒四处活动，联系并夺取党的总部，决定将他们永远开除党籍。与此同时，包括鞠正在内的11名与会人员受到警告。然而，对于北上却不参加会议的戴，他虽然出版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引起党内纷争”，但由于“西山会议派从未参加会议，他在出发当天致信吴志辉，同时表示悔悟”，所以会议只“力劝他猛省”，同时令他“三年不写字”。戴冀涛轻松渡过政治风暴，不仅没有成为广州国民党的主要攻击目标，反而以196票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对此，戴认为参加西山会议的人都受到了处分，反而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不公平的”，于是报请国民党中央予以罢免，取消了对邹鲁、谢瞻的处分，以“给三中会议的善后工作留有余地”。可见他对西山会议派一直是同情的，反共的态度始终不变。递交辞职申请后，戴在老将、谭的协调下，于11月出任中山大学校长。

国民党二大后，广州国民政府迅速进行北伐。随着北伐军的成功，特别是进入长江流域后，戴冀涛应蒋介石之邀前往江西出谋划策。蒋介石占领江浙后，很快就发动了“清党”，到处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对此，戴不仅大力支持，还因曾留学日本，与日本政府官员交好，奉蒋介石之命前往日本，希望说服日本支持国民党北伐。他在日本待了一个半月，“在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做了80多次公开演讲”，尽力争取蒋介石的支持。

国共正式分道扬镳后，南京国民政府迅速成立，戴在其中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20余年。当然，伴随这段时间的，是国共两党的长期对抗。解放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在三大战役中的惨败，表明其失去政权已成定局。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戴随国民政府退守广州。1949年2月11日，面对窗外凛冽的风雨，戴冀涛生来就有一种悲凉的感觉，在广州吞下过量的安眠药，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49年3月底，中共中央宣布，在国民政府43名应受惩处的战犯中，戴名列第16位。不到两个月他就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