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鹤慈 张东荪：一个卷入“叛国案”的学者

张，这位上个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界的著名人物，已经被当代人遗忘甚至陌生。这种遗忘和陌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因素和现实政治因素造成的。无论如何，对于这位毕生致力于启迪民智、推行民主宪政的著名学者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

张和孙子张鹤池

文字|黄波

在东洋学习寻找新知识

张，原名万田，浙江钱塘人。1886年，清朝动乱，他出生在一个县官世家。父亲张尚和做了一辈子县长，却一直郁郁不得志，尽管多次因清正廉洁做出成绩。由于事业无望，张商河将兴趣转向文学，诗歌造诣非凡，尤其是词学方面，对他的两个儿子张二田和张影响很大。他的哥哥张二天，从小聪明伶俐，继承家业，文学名长，传世。后来，他和王国维以及另一位学者一度被称为“海上三子”。张在父亲和哥哥，尤其是哥哥的严格监督下，勤奋学习旧学，接受了系统的训练。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他形成了老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格气质，甚至深刻影响了他的一生。直到1952年，他还在一篇评论中“坦白”:“孔孟之道，中庸之道，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养成一种气质，总以为清高为上，自命不凡，爱名。

年轻的张生活在西方思潮涌动的时代，敏感的年轻人很难被其“蛊惑”。此外，慈禧太后晚年推行新政，鼓励学生出国，出国看世界，成为不满现状、忧国忧民的必然选择。张也不例外。1904年获得正式留学资格，赴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在张留学期间，一方面受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影响，日本人开始进行初步的哲学研究；另一方面，面对国难深重的严峻形势，日本民众也升起了加入WTO、拯救世界的强烈内心。1907年，他结识了前来日本讲学的梁启超，接受了立宪派的改革主张。这时，张和同学兰等人创办了《教育》杂志，倡导教育救国。《教育》杂志虽然只出版了两期，但对介绍当时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被称为是对张作为著名“政论家”的歌舞升平的第一次检验。

1911年，张从日本回国，按照清政府的有关规定，与其他留学生在太和殿与天皇会面，并进行了宫廷考试。被清政府授予格致进士。

游走于政治与文化之间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这时，住在北京的张急于写政治文章。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买了一艘船，南下加入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担任内政部秘书。1912年南北议和，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交给袁世凯，临时政府北移。然而，张并没有参与政府，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办报议政。这与他对当时社会和国情的认识，尤其是对现实政治的观察有关。他三个月的从政经历引发了他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他认为这个时候国家迫切需要的是有人在政治理论上给予指导。同时，他也觉得自己的兴趣和才能不是做具体的行政工作，即“做政治”，而是监督政府启发民智，即“评政治”。此时的张在自我定位上完成了从旧式“知识分子”到“知识分子”的嬗变，这表现在他对知识分子关心公共利益义务的清醒认识上。基于此，他对“做政治”和“评价政治”进行了区分，认为“做政治”和“评价政治”是不同的。“前者为政治做政治评论，后者只做政治演讲。”.....有些人指责批评家，认为他们是在讽刺，他们上台后可能做得不好。这些都是最不合理的论点。即在国外，如萧伯纳，他没有发表政治言论，但人民没有要求他这样做；去过中国的罗素也喜欢谈论政治改革，但没有人指责他没有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以萧伯纳、罗素为参照，立志做政论家的张决心“言出必行”。他说:“如果你只评判政治而不去做，你当然应该说出你所相信的。不管是有左攻击还是右攻击，不管它，就是被攻击了，应该是甜的。"

在近代史上，张扮演了许多角色:学者、记者和政论家。作为学者，他被研究者称为“引进西方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作为一名报社记者，他参与创办了《时事新闻》的《邓雪副刊》，并主持了《解放与改革》等多种时政刊物。在张、等人的努力下，《邓雪副刊》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作为一名政论家，在近代中国动荡的背景下，他总是努力坚守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在北洋政府与国民党的对抗中，他一方面严厉批评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另一方面又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罪”；一方面介绍社会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强调“如果我知道极端主义不来中国，那就没戏了”；一方面认为是“国民党取北洋军阀而非北洋军阀”，另一方面对两派都表示失望，希望“另起炉灶，造新势力”，仿佛决心讨好双方。虽然张曾经下定决心放弃政治，投身于文化运动，但和近代史上那些热衷于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一样，始终无法脱离政治，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为了反抗蒋介石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他和张君劢组成了国民社会主义党，起草了国民社会主义党的政治宣言《我们要说什么》，提出了“修正民主政治”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政治训练，还政于民；抗日战争爆发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张曾被日本宪兵逮捕，宪兵在狱中自杀，表达了永不服输的态度。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

抗日战争结束后，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华民族急于休养生息，跟上世界和平民主的潮流。然而，国共内战的阴云很快驱散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这让所有关心国家前途的人忧心忡忡。随着内战的爆发，国共两党展开了新一轮的角力，与此同时，第三方的作用和实力开始脱颖而出，成为两大政党必然要争取的重要砝码。这个第三党就是当时被称为“第三大党”的中国民主同盟。这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社会。张当选为中央常委。

在国共正式决战之前，与傈僳族还有一段冲突时期:和谈和政治协商会议。张、作为国社党领导人，代表出席会议，指出中国迫切需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民族化”。因此，国共两党都需要调整方针政策。然而，在CPPCC会议上达成的五项协议并没有起到约束当权者手脚的作用。国民党竭力破坏协定的执行，大举进攻解放区。在内战已经开始，CPPCC会议的决议根本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国民党并没有完全放弃舆论攻势，仍然决定如期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的非法全国代表大会自然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抵制，其他中间党派是否参加成为一个主要焦点。如果只是中国共产党不参加，其他党派如期参加会议，国民党方面显然获得了道义上的优势，于是国民党想尽办法争取各党派领袖，企图孤立中国共产党。作为民主同盟和民主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张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这时，与张相交多年的民主人民党领袖受不了党的压力，决定带领民主人民党出席国民大会，并派工作人员游说张。张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并没有退让。当民主社会党正式宣布离开参加国民大会的消息传来时，张愤怒地说:“简直是胡说八道，我要当官，我要当官！”包括张在内的民盟中央决定将民主人民社会党开除出盟。张和，两个政治观点相同，兴趣相投的老朋友，分手了，再也没有见过面。

和谈破裂后，张等人还幻想着用一个不偏不倚的第三方立场调和国共冲突，使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蒋介石和专门设宴招待张，劝说他加入政府。张说:“还是保留参加和谈的身份比较好。”江很生气。根据张自己的回忆，"江脸色铁青，气得把狼狗踢到了桌子底下。“然而，和谈的最后一线希望终于破灭了。内战的全面爆发让张孙东陷入痛苦的思考: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和当时很多知识精英一样，他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1946年5月，他在题为《中间政治路线》的演讲中公开了自己的观点，随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主要有三点:一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建立“中间政治制度”；二是改变两大政党性质，建立联合政府，走民主道路；三是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在中国寻求世界稳定与和平。张的演讲和文章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反响和共鸣。当时媒体掀起了鼓吹“中间路线”的政治思潮，张本人也成为当时国际国内舆论的焦点。

无能为力而又勇敢的知识分子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的现实下注定是无法逾越的。1947年10月，国民党下令解散NLD，抗日战争崩溃后第三势力逐渐形成，不偏不倚的所谓“中间路线”宣告破产。

震惊全国的“叛国案”

1948年底，国共决战的结果已成定局。驻守北平的傅与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由于双方提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了打破僵局，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张，希望这样一位有影响力的民主人士参与谈判，起到缓冲和调解的作用。张不负使命。在与傅的会见中，他帮助傅将军下定决心和平解放北京。在颐和园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许多人面前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了。“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后来，张也认为，从刀兵之争中拯救千年古都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1949年6月15日，新CPPCC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张作为中央常委参加筹备会；9月21日，新第一届会议开幕，张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9月30日，张、、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任命张为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张在中国共产党的配合下，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历程。这一系列的标题似乎也证明了这一时期张的忙碌，但在表面的兴奋之下未必没有犹豫。今年1月下旬，张孙东、费孝通等赴西柏坡会见毛泽东。会谈中，批评了张的“中间路线”和反对外交，认为包括张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有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这一番谈话一度让张郁闷不已。事实上，最高领导人的批评并没有改变张的路线，特别是他坚持认为，如果中国要发展，就不能与美国有不良关系，中国不能成为两个主要国家冲突的受害者。正是这种“顽固立场”为后来震惊全国的叛国案埋下了伏笔。

由于与的争论“一边倒”，张觉得说服中国共产党改变外交政策是不可能的。基于一贯的“中间路线”思维，他试图用个人的名声和民间的渠道向美国表明，中国无意对抗美国，希望美国不要把战争烧给中国。正是在这种心理下，张在遇到自称与美国有联系，实际上是美国间谍的时寄予厚望。1950年初，王从天津来告诉张，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在制定计划。张认为，世界形势的发展正如他所料，充满了焦虑。他对王志旗说:“你能向美国传达一个观点吗？打仗的时候千万不要打中国，守住中国，展望未来。”在和接触的过程中，为了显示自己的分量，张拿出一份的名单，把那些自认为可以和自己合作的人都查了出来。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员，却幻想着依靠个人的力量和威望来打通中美关系，张的书生气是显而易见的。难道他没有意识到他当时提供给王志旗的一些信息会被别人利用吗？这种私人运营事务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绝对不允许的？后来，王志旗被公安机关逮捕，并承认自己是美国间谍。他在供词中坚称张向自己提供了国家机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张成了叛徒。虽然张拒不承认自己是美国间谍，更不承认自己是汉奸卖国贼，认为自己的主观动机是保家卫国，但在“世界在杀戮”的氛围中，他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多次想自杀。1952年10月，驱逐了张，有人建议逮捕他并绳之以法，但指示根据人民内部矛盾提出。就这样，在张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职务后，他几十年来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宣告结束。虽然名义上还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但一个“美国间谍”怎么可能有资格上课？自此，在家闲散的张便以古体诗自尽，在诗中痛陈:秀才谋国可笑。

来源:“文史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