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卫星 “放卫星”新闻怎样登上《人民日报》头条

作者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如何发出“释放卫星”的第一个消息？

文中提到的“卫星”，是指1958年6月从中国媒体开始的小麦、水稻、大钢铁冶炼等一系列高产新闻。不久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了与之对应，国内媒体把工农业不可思议的“高产”称为“卫星”。

在那个沸腾狂热的年代，是谁发出了第一份“卫星”稿件，这个消息是如何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引发了一系列“卫星”事件的？简而言之，荒谬是如何发生的？

在过去的50年里，一位勇敢的记者站了出来，详细讲述了这个痛苦的故事，分析了这种荒诞产生的原因，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要永远记住惨痛的教训。她就是新华社85岁的高级记者卢芳。

赶到茶叶山写“奇迹”新闻

1958年6月初的一天，按照计算，应该是6月7日。新华社河南分社编委方浩接到了来自豫南信阳地区遂平县的长途电话。电话那头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广激动地说:“查亚山的夏收小麦，遂平有奇迹。快来。”

遂平茶崖山怎么办？当然是写“奇迹”，这是大跃进时期所有记者的追求。河南分社负责农业报道的记者卢芳决定第二天赶往遂平。

如此急切，而卢芳特别期待打开河南农业报道的局面。今年2月，她和丈夫胡敏如从新华社浙江分社调到郑州。胡敏如任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卢芳任编委。他们的转移是由新华社领导决定的，目的是加强河南的农业报道。当时，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1958年初多次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知道小麦生产大省河南今年要出高产大新闻，这是吴志普向领导承诺的，他将升任河南省委书记。

由于全家刚搬到郑州，孩子多，底子薄，卢芳就向总务干部借了一个背包，套上一床薄被子。第二天，他坐火车去了河南南部的遂平。卢芳在车站下车时，已经是下午了。她匆匆赶到遂平县，但县内和政府机关只有几个留守人员，所有负责干部都下乡组织收麦。卢芳想在去农村之前了解一下县里的情况。看到这，他决定先去茶叶山。

位于遂平县城以西近60英里的茶崖山是一座著名的风景山。但是，当年没有人去旅游，沿途大多是高低山路。第二天，方早早起床，背上背包，开始赶路。在战争年代，她经常回去行军，现在她非常自信。走了一天，天快黑的时候，我来到了茶崖山农会。县委副书记赵广看着这幅茫然的画面，喊道:你为什么不从县城打电话？我不妨在路上派人来接你。

然而，一旦他到达目的地，洗了脸，喝了水，卢芳感觉好多了。他立即想到了自己的工作，并迅速问赵广“奇迹”在哪里。

当晚，赵广和农会干部向卢芳介绍，“奇迹”就发生在他眼前。

卢芳没有想到，几天前，这个“奇迹”已经在查亚山下激起了波澜。这个农业合作社有一片5亩多一点的高产麦田。平均亩产2105公斤，比这里的小麦平均亩产高10倍左右。河南日报抓住了这个消息。6月8日，也就是卢芳从郑州出发的那一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的中间刊出，第三名。标题是“卫星社坐在一颗卫星上，种了5亩小麦，亩产2105斤”，下面还有一个小标题，“创造了过去亩产100斤以上的低产区新纪录”。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还没有送到茶叶山，但赵广已经知道《人民日报》已经刊登了这个消息，但还远远不满足。赵广告诉卢芳，之所以叫她亲自来，是因为农会又发现了一个2亩9分的高产试验田，平均亩产3000多斤，不仅超过了新发现的高产模式，也是河南省小麦亩产最高纪录。这就需要新华社记者亲自写这个消息。

赵广的介绍充满了激情，卢芳非常激动，他觉得好消息就要从自己手中传来了。她在安徽桐城长大，深知小麦的产量远低于水稻。当年她家乡的水稻亩产只有几百斤，小麦亩产平均达到一百斤就不错了。但是现在可以达到3000斤！现在，她面对的是创造“奇迹”的男人。想抓新闻的记者不是在找这样的题材吗？

赵广的介绍让卢芳突然兴奋起来。第二天早上，赵广和几个农业合作社的干部带他去几里外做现场采访。

卢芳去了打谷场，因为奇迹之地的小麦是在一夜之间收割的，然后运到这里进行脱粒和称重。需求方在现场看到的是验证最终称重结果。

这真是一个壮观的收获。打谷场周围，有几个金字塔形的麦垛，在阳光照射下闪着金光。麦垛旁，有装满麦粒的大麻袋，田中央铺着一层厚厚的等待再打的麦秸。打谷场上空有一股浓浓的麦香。

卢芳忍不住惊呼:“有这么多小麦！你能在两英亩土地上插这么多稻草吗？”这个感叹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战争年代搬到农村的卢芳，从未见过这迷人的丰收景象。

还好她没打电话。这一声大叫吸引了周围忙碌了一段时间的男女农民，对方骂了他们。有人说:“你不相信我们吗？”有人说:“你们这些连麦苗和草都分不清的人，怎么知道一亩地能打多少麦子？”

其实这是第一个缺陷。据推测，卢芳打扮成女干部，由县领导陪同。茶叶山的淳朴农民怎么一见面就说话这么不客气？

然后卢芳被一个女成员的话震惊了。她对卢芳喊道:“我想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吗？”

这句话确实击中了卢芳的痛处。她立即解释，不是她不相信，而是她以前从未见过。她太激动了。

一整天，卢芳都呆在打谷场，看着农民们把新收获的小麦带到打谷场。但是这里隐藏着第二个缺陷。没人领着卢芳去收割试验田边上看一看。小地里割下来的小麦怎么能保持流动？

小麦运输和脱粒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之后几盏汽灯挂在打谷场上，让空气闪闪发光。卢芳整晚都在打麦田，不时与激动的农民和干部交谈。

“卫星”新闻登上人民日报头条

第二天一早，脱粒后，最后的称重结果出来了。2亩9分总产量10238公斤多一点，平均亩产3530公斤，725元。落在最后的麦粒可能是准确的。当时肯定是河南全省，也是全国小麦亩产最高的！

卢芳立即回到农业协会办公室写了一封信。为了快点看到报纸，她直接打电话给北京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到了熟悉的资深女编辑李，她在战争中经历过长期的农村生活，彼此信任。卢芳口述了手稿，并将其传播到北京。

仅仅两天后，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卢芳写作的消息。标题中有三行。第一行引用“卫星社发布第二颗卫星”，第二行有一个大主题，非常醒目:“两亩九分小麦亩产3530公斤”，底部第三行是来自湖北的“卫星”消息，“湖北幸福社11亩亩产3215公斤”，明显被茶叶山的“卫星社”压制。800多字的原文发表的是:

中新网郑州11月11日电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学会第二生产大队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的消息传开后，该学会的小麦继续在田间脱粒。10日，第一大队第二支队总产量达到10238斤62，平均亩产3530斤725元，比第二大队最高亩产多1425斤，是去年亩产750斤的3倍多。这个高产奇迹是由二支队队长陈士骏、副队长梁友仁、曹玉娥、技术员陈根、保管员陈红云等六位同志在高产小麦试验田里培育出来的。

这种两亩九分的小麦长得非常好:麦穗大而长，籽粒饱满、致密、均匀，平均每亩有120多万株。小麦收获前，来自全县各地的许多人和农业技术人员来到这里参观和评估。10日，在两亩九分麦脱粒过程中，中共遂平县委委员、农工部副部长陈炳银，卫星乡负责人尹宗武，卫星社社长钟庆德，以及该大队干部监督脱粒、饲养、称重工作。此外，还有几十名成员。脱粒后，产量计算了几次，土地测量了几次。高产量的事实是完全可靠的。

这块两亩九分地实现高产奇迹的主要经验是:一是肥料多，分阶段施，从种植到收获施十次肥。播种前施基肥3次，第一次3万斤，第二次3.75万斤，第三次10担人粪尿。播种后，每亩施70车粪肥和人粪便，然后分两次施入42车杂肥和35公斤化肥。拔节期前后，为了防止小麦倒伏，连续撒两次草木灰，每次2000公斤，使小麦长到五尺多高，没有发生植株倒伏。二是推广良种，增加播种量，实行均播密植。平均每亩播种毕马1号种子30公斤，是过去的两倍。所有的种子都用BHC可湿性粉剂混合，所有的种子都用五英寸见方的方块播种。第三，分阶段浇水四次。浇水方法是用小水畦浇水。播种前浇一次抗旱保墒水，播种后浇三次水。四是及时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前些年，这个地方的蠓很严重。今年，当吸浆虫即将繁殖时，喷了三次，避免了吸浆虫对小麦的危害。小麦遇到寒霜时，也会及时抽两次烟，抵抗霜冻。

丰收的喜讯传出后，全省人民欢欣鼓舞。目前，不少地区正在组织干部群众参观卫星俱乐部，学习这一先进经验。

然而，“卫星”一词在卢芳的原始手稿中并不存在。新闻的最后一段不在稿子里，因为茶叶山的新消息如果不登在报纸上，很多人都不会知道。看来这是编辑的妙笔。

令卢芳惊讶的是，当天的《人民日报》还为她的消息发了一篇社论《祝贺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社论以一首打油诗开头:“前一年的粮食是采摘卖的，去年的粮食是坐船卖的，今年的车装不上，明年的火车还是太小。”然后他讲了大跃进必然创造奇迹的原因。不仅如此，第一版还刊登了一幅漫画:一个巨大的麦捆上写着“3530”，一个小人头上戴着一顶写着“低产”的帽子。显然，社论和漫画都被冲了出来。难怪消息晚了一天才公布。

人民日报头条新闻我已经写好了，还有很多话要说。我还写了一篇简短的时事通讯《麦田里的风暴》，里面加了一个“老保守派”说服“卫星”的故事。这一次，手稿被邮寄给了李，并于6月21日在《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但标题被改为“卫星社发布“卫星”的故事”。事后，她对李说，我改这个话题有问题。李说，手稿已经出版了，所以算了。

对“卫星”历史的反思

自1958年6月遂平县的高产“卫星”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以来，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媒体掀起了一场争夺高产“卫星”的大竞争，成为一大奇观。卢芳报道的“卫星”记录只持续了4天。6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湖北省谷城县王亩产小麦4353斤。7天后，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谷城县有一个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公斤。此后，新的“卫星”相继出现。今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当年小麦卫星最高纪录“小麦冠军来青海时亩产8585公斤的纪录”，结束了20世纪小麦高产的“纪录”。

但此时，原本冲向茶崖山书写“奇迹”的卢芳已经平静下来。她开始认真思考自己为什么第一个去茶叶山“放卫星”。直到“大跃进”浪潮过去，有一天，她终于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写的2亩9分的产量，原来是从20多亩高产麦田里收集起来，堆在一起玩游戏。她突然感到心里很痛。

不仅如此，当时与她合作推出这些“卫星文稿”的《人民日报》“三八式”老干部编辑李，很快就摆脱了自己的思想狂热，勇敢地站出来批判“大跃进”是“浪费钱、浪费人的钱”、“有勇无谋”，在1959年的“反右”运动中深受伤害。

和李一起反思，他们为什么要发射“卫星”的消息？他们都年轻天真吗？

为什么不呢？和李都是在农村长大的革命干部。让我在这里谈谈卢芳。

卢芳，一九二六年生，安徽桐城人。抗战前后家里很多兄弟姐妹都参加了革命。1943年17岁以下参加新四军，经历了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1949年进城后，她成为新华社记者，先是在安徽，后调到浙江，参与了一次江山岛解放的报道。

今年来到河南时，卢芳32岁，是一名14级干部，已经是5个孩子的母亲。应该说，她的革命和人生经历是丰富的，有着强烈的野心，热爱新闻事业，希望成为像范长江一样的记者，对虚假新闻有着发自内心的厌恶。

1958年2月下旬到达河南后，卢芳赶赴登封古城唐庄镇，参加河南省委召开的大跃进现场会议。因为面试在路上耽搁了，她迟到了一天。结果被会议主持人批评，问她有没有“右保守”思想，为什么不重视会议。甚至提出要取代她成为面试官。吓坏了卢芳。

在河南省全面组织开展“大跃进”大会上，卢芳会见了南方高学历干部新阳区委秘书长赵广。他安慰卢芳，和她交换农村条件，这让卢芳非常感激。所以当赵广从遂平打来电话时，她自然决定赶紧去面试。

影响党的犹豫还有一个原因。登封会议后的春夏之交，省委二秘、省长吴志普领导了对省委第一本书《潘》的斗争。潘拘留的主要罪名是:在“反右”运动中包庇“右派”，认为河南“右派”不多，使河南“反右”运动早期发展缓慢；在合作问题上，潘反冒进，主张稳扎稳打；在1958年的农业生产指数上，潘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认为该指数不应定得太高。于是，潘被贴上了河南“右倾保守”的代表，遭到了残酷的攻击。5月被免去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吴志普接任，随后在全省抓到“小潘傅生”，为河南“大跃进”扫清了舆论障碍。

几个月后，清醒地认识到，河南要尽最大努力创造生产奇迹，这是新一届省委主要领导的意图，因为只有创造“奇迹”，才能证明对潘的批评，才能迎合领导的意愿；另一方面，来自北京的信息也显示，新华社希望河南分社多做报道，创造“奇迹”新闻。查亚山满是麦茬的麦田里，最让黄芳震惊的不是麦茬，而是女队员大喊:“我不认为你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吗？”这句话让卢芳不敢深入，根据眼前的场景写下了这条新闻。

“有好的，就会有坏的。”查亚山的高产卫星由登封会议发起，自上而下压制。如果没有犹豫，别人会在狂热的氛围中写一篇“卫星”稿。当时几乎所有的媒体记者都争相撰写“卫星”新闻，即使头脑清醒的人也阻挡不了“发射卫星”的势头。当时《人民日报》发表遂平高产的“卫星”后，立即派“三八式”记者、国内政治部主任金沙直奔茶崖山，打算用笔在那里渲染“卫星”。金沙去现场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瑕疵。然而，他并没有“反抗”或挑出真相，而是保持痛苦的沉默，悄悄回到了北京。金沙背后，不知有多少人涌向茶崖山，为“卫星”和“公社”点赞。

知道真相后，卢芳在大跃进后再也没有去过茶崖山，这让她很痛苦。她对这种痛苦的反思一直持续到今天。

当年写“卫星”新闻的记者很多，但毕竟很少有人像卢芳那样公开分析自己。作者从事这段新闻史的研究，可以亲自采访卢芳，听她讲述往事，百感交集。心中似乎升起的是对这位新闻前辈的敬意！

对于一个决心前进的民族来说，要牢记历史的教训，这是一门永远会给你上课的课。

附件:

黄芳审阅手稿后写给作者的信

蒋倩同志:

我收到了这部杰作，看了好几遍。谢谢你写了一篇好文章，但是你对我的评价太高了。

其实这是我50年前做的一件荒唐的事情，是我在新闻事业过程中不忍回首的一次巨大失败。近年来，人们在逐渐反思和正视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时，几乎总是提到我放在茶叶山的“卫星”，甚至把我当成罪魁祸首。

我一开始不满意，觉得委屈。如果不是我的好朋友赵广打了这样一个电话，不一定是我来采访这件事，但可能是别人写的。总之，这个消息是一定会出来的。

但是后来我想通了，我太天真了，没有独立思考。在当时的大社会背景下，当领导打电话的时候，我去追乌托邦。

事实上，1958年大跃进的乌托邦始于1955年。那一年，我参加了杭州社会主义改造的报道，投入很热烈。我写了杭州的工商业改造一夜之间完成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消息。那一天，浙江省举行了庆祝大会。会后，我把书稿交给沙省长审阅。对了，我说:“沙省长，你看这稿子能不能发？”因为我有些顾虑，我采访的很多小企业主和店主都不愿意痛哭，有的全家痛哭，有的甚至自杀。但是我的稿子没有写这个，只是说支持，愿意交出财产，实行全民所有制。

沙省长看了我的稿子，听了我的话。他抬头瞪了我很久。最后，他把手稿还给我，说:“照做就是了。”我看得出他心里觉得不合适。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7年，他被贴上“右派”的标签，在“右派”中排名最高。

然后就是1958年采访茶叶山的大失误。当时，就像和沙省长谈话一样，我问在场的农民:“你们两亩地能插这么多麦秆吗？”这导致了后来的“麦田风暴”。后来我不同意李把通讯原标题改成《卫星社的卫星广播故事》，也说明当时我心里有些矛盾。但我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仍然是对大跃进的迷信，我相信自吹自擂的“高收益”，新闻写出来了。

当我思考因果时，我确信无疑。对于稿件造成的后果，我无法逃脱一个诚实记者的良心责备。我想对读者说:对不起！虽然我写过以后站得住脚的故事，但这份“卫星”报道真的是大错特错。你说我敢于面对和剖析这个错误，我也是这么想的。

查亚山的消息发出后，全国简直是“群星乱飞”。我想知道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那么多记者写“卫星”新闻，然后都沉默了。为什么没有很多人出来解释他们做了什么？我第一次读到我的“卫星发布”是在一本《中国的左不幸》里，作者说我的报道“振振有词”。我想不妨自己承认，解释清楚，于是写了一个难忘的教训，引来了包括你在内的一些媒体的采访。

我建议你找一些典型的例子来分析，看看这些所谓的“奇迹”是如何产生的。系统而严肃地分析那个荒诞时代的荒诞问题，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教训。是对历史正确真实的态度。

黄芳

2011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