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祖右社 揭秘380天建起人民大会堂始末

人民大会堂全景照片

用380天建造大会堂

肇庚

人民大会堂是一座雄伟的建筑，自建成以来，在中国人民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只是我们往往更关注其间发生的不平凡的故事，而忽略了建筑本身。时至今日，人们可能很难相信，世界上最大的厅堂建筑的规划、设计和建造只用了1年15天，其中从选址到设计图纸定稿只用了50天。

苏联专家同意:“大会堂不适合天安门广场。”

要讲人民大会堂的故事，必须从天安门广场说起。

过去的广场是一个T字形的封闭广场:“丁”字的一边是长安街，以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为两端，清朝在这两扇门外修建了“三门”；“丁”字一竖为南北千不郎，底“钩”为正阳门北中华门。明清时期，这个戒备森严的广场被形象地称为“天街”。普通人要想参与其中，只有一个机会——每年初霜前，死刑犯都会被带进长安城右大门等待“判决”。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立即着手开放天安门广场:内政总长朱启钤下令拆除千步廊，并修建了北京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当时皇城南墙上的南长街和南池子两个门都打开了。改造后，东西长安街正式沟通，天安门广场由“封闭”变为“开放”。

新中国成立之初，天安门广场经历了几次“微调”:长安城东西门、左右门相继拆除，为国庆阅兵临时搭建的观景台改为永久性建筑。最大的一次搬迁是在1955年，东西两侧的红墙被推倒，广场面积一下子扩大了近万平方米。

天安门广场的T型轮廓越来越模糊，但没有人知道新广场应该建什么。当年拆三门的时候，北京甚至把所有的材料都保留了下来——这样一旦证明不应该拆，随时可以就地重建。

新广场的规划于1955年底首次正式提上日程。那一年，北京市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共同组建“城市规划委员会”，开始对整个老城区进行规划改造。天安门广场是其中的一个分项。随后几年，“市计委”陆续提出了10种广场规划方案。苏联专家一致认为天安门广场适合布置纪念性建筑，因此没有必要突出政治意义。因此，在所有方案中，广场上都没有万人大会堂的影子。只有1号和6号平面图为大会堂预留了空房间——但它们被放置在南昌街的南侧，南昌街是今天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所在地。

市委领导明确表态:“突出政治，大剧院要拿出广场。”

因为没有让所有人信服的规划，天安门广场的规划一直都是“纸上谈兵”，直到1958年秋天，它才突然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1958年9月5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历宣读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通知，即建成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等十座公共建筑。所谓的“十佳建筑”应运而生。但是，如果我们密切关注的话，就会发现这份名单中没有北京火车站和民族饭店，却赫然列有建成近50年的国家大剧院。

今天，我们总是习惯于将“十大建筑”中的大多数归类为“俄罗斯式建筑”。事实上，在设计“十大建筑”和规划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并没有苏联人的痕迹——当“国庆工程”开始时，所有参与规划的苏联专家都已经退出了。

“难道没有人不相信我们能够靠自己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吗？总觉得我们在这里做不到，不是吗？我们必须为这种基调而战，用行动和事实来回答。”在北京的国庆项目动员大会上，千里意味着落地。

此时距离1959年国庆节只剩下不到400天了。靠中国人自己，用400天建成10座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庄严美丽的建筑有多难？对比同期世界其他著名建筑的建造时间，我们可以了解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用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用了8年，比十大建筑只晚一年开工的悉尼歌剧院足足建成了14年。

关键时刻，中国人“专心做大事”的传统再次发挥了作用。北京市政府立即以中国建筑学会的名义向全国建筑界发出邀请。短短三天，来自17个省市的30多位顶级建筑师齐聚北京。在他们的名单上，我们几乎看到了中国建筑史上所有最耀眼的名字:梁思成、、张开基、吴...

大师们不仅要做“十佳建筑”的设计，还要做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根据中央的意见，“十佳建筑”中至少有三座，即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应该安排在天安门广场，它们的设计和广场规划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当时，北京市规划局负责审查和总结所有国庆项目。曾参与人民大会堂设计的陶宗真先生表示，经过中央与北京市领导讨论，确定了天安门广场的大致轮廓:广场南北长800米，东西宽500米，正好符合黄金分割比例。据说500米的宽度是195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门听取彭真报告广场规划时亲自决定的；人民大会堂北墙至中山公园南墙距离180米。

500米乘800米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巴黎协和广场5号、莫斯科红场4.5号或威尼斯圣凯尔广场40号。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空房间里进行设计，整个世界建筑史都没有规律可循。

此外，天安门广场的意义不仅仅是城市的中心广场那么简单。广场规划刚一启动，“计委”副主任郑桐就带了一名解放军军官到规划局。这个人的名字叫易欣，是电影《停战后》的编剧，参与导演了国庆阅兵。易欣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广场、长安街要无轨、无线；二是路面应能承受60吨坦克；三、道路、广场要求“一块板”，不能有“沟壑”。

于是，西单与六步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和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有轨电车轨道被拆除，长安街沿线的桥梁空全部改为地下——北京第一条地下管道廊道诞生。多年后，人们才意识到“无轨无线”不仅仅是为了游行集会——“紧急情况下，要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幸运的是，除了这些功能要求外，中央政府和北京没有对广场形式和建设用地规模做出任何限制。建筑师大胆放开手脚，几天之内就想出了七个方案。这些计划充满了兼收并蓄的想象力。一个甚至设计拆除正阳门塔和箭塔，在这个位置修建万人大会堂...值得注意的是，七个方案无一例外都将国家大剧院安排在了天安门广场。

经过对这七个方案的分析总结，规划局最终想出了一个“四大建筑方案”来汇报:广场两侧的建筑分别是国家大剧院、历史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相对分离。四栋建筑相互独立，面积150m× 220m，东西长，南北短。

没想到这个方案连北京市委都没通过，问题出在大剧院的位置上。

在规划局的这个规划中，国家表演艺术中心恰好是大会堂的“对门”。据说，当这个计划上报给市委时，时任市政府秘书长的贾明确表示:“国家大剧院不能面对大会堂，不能拿出广场。”不久，规划局接到正式通知，为了突出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意义，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将搬出广场，搬到人民大会堂西侧。

大剧院的意外搬迁，使广场内的建筑布局逐渐清晰:万人大会堂布置在西侧，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合二为一，置于广场东侧。如今人们谈起天安门广场，总说建筑布局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左祖右舍”来安排的。然而，回顾当年的文献，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个想法曾经影响过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左祖右舍”的布局更依赖于大剧院的实践。

“在下一轮设计中，希望看到广场基本成型。”当周恩来明确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1958年9月底了，距离十周年纪念只剩下整整一年了。

除了“左祖右社”，大会堂和博物馆的具体位置在哪里，面积有多大...还是未知，很难“成型”？

这时，一个突发事件无形中迫使规划局对广场的建设用地进行了划界。

北京道路的一大特点是东西主干道多，南北主干道少。据说，规划之初，天安门广场曾想打通南池子与南昌街的延长线，一路向南与前三门街相连，避免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成为市中心的交通枢纽。这两条线路开通后，在大会堂和博物馆后面会有一条周边道路，方便发生重大事件时的人员疏散。

可惜的是，1958年，公安部新办公楼刚刚落成，正好“压”在南池子的延长线上。9月底，万丽在理发时遇到了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也许他听到了什么“风声”。在万丽说出北京的想法之前，罗瑞卿笑着说:“你可以拆我的楼。”是的，但是我有意见。“我们不知道万历皇帝如何调和矛盾，但直到今天，南昌街的延长线还没有开通。广场东侧博物馆的建设用地只能从公安部西墙外开始。

广场上500米的宽度已经确定了。经过这种计算，东西方向留给博物馆的宽度只有140米，博物馆的大小只能是南北长东西短。为了对称，西侧的大会堂也会这样做。据此确定两栋建筑建设用地规模:140m× 270m。

这37800平方米的土地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建筑？参与大会堂设计的建筑师们发挥了无限的创造力，包括中国传统琉璃瓦的使用，金字塔屋顶“大帽”样式的使用，甚至还有将大会堂设计成完全透明的“玻璃盒子”的先进设计...

与“百花齐放”的立面设计相对应，建筑师们在大会堂的室内设计中被抓住了手脚。

从初稿到终稿，大会堂的设计方案已经经过了7轮充分的评估:大家被叫到的时候，只说是一个万人的大礼堂。第二轮，他们加入了5000人的大宴会厅。第三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也加建了...建筑师精心设计的方案，往往第二天就被彻底推翻。最麻烦的是，大会堂的功能不断扩大，但建筑面积却无法相应增加。“最大面积7万平方米，一点都不能放松”——这个数字被中央“咬”了。

7万平方米，即使只建一个万人观众席，每个座位也只有7平方米，还不如一般首都剧场13平方米的座位，更别说大宴会厅和常委办公楼了。建筑师说，大会堂的设计简直就是“在蜗牛壳里做道场”“戴着镣铐跳舞”。

果然，大家的“精打细算”设计遭到了外交部礼宾司的批评。由于场地有限，所有平面图都将宴会厅布置在大会堂一楼。按照礼宾司说法，这样设计出来的贵宾没有回旋的余地，没有休息的地方，马上“进屋”，太寒酸了，把国宴场所变成了“大厨房食堂”。另外，你一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就有一个万人大会堂。没有铺垫，没有过渡，有一种庄严的气氛。“就像电影院，你不能用。”。

就这样，大师的计划落空了。到1958年国庆节，当纪念日进入10年一周年倒计时时，“十大建筑”中最重要的万人大会堂仍然没有定型设计。

周恩来多次对建筑师说:“大会堂一年建成，五年修好。”

很难保证天安门广场和万人大会堂在国庆10周年前完工。1958年国庆期间，焦急的周恩来作出指示:进一步解放思想，动员老专家之外的年轻同志参与国庆重大工程的设计。在前几轮中，北京市规划局作为“审核机关”但不参与具体设计，也正式加入了大会堂的设计团队。

著名建筑师赵东日，当时是规划局技术室主任。他是北京市委大楼的设计师，因此获得了当时市委二秘刘仁的信任。规划局从大会堂设计的“幕后”走到“前台”后，刘仁亲自找到赵东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不考虑。不考虑140米乘270米的规划用地。打破壁垒，开创新灶，设计全新的万人大会堂。”

按照这个思路，赵东日和同事们“舒舒服服”地做了一个新的设计方案——大会堂的平面呈“凸”形，大宴会厅、大礼堂、常委办公楼由北向南依次布置。三个部分由中央大厅连接，宴会厅放在二楼，礼堂移到中心的西边。立面方案上，采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总理批准的西式柱廊式结构。

规划局的方案完美解决了此前大会堂设计过于吝啬的问题，但支撑气势恢宏的却是1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超标两倍多。用于“配套”博物馆的用地规模也大大超过了——210米×340米，几乎是之前的两倍。

然而，没有人确定这个计划最终能否通过。且不说中央从未明确表示要放宽7万平方米的限制。眼看10年纪念日一天天临近，建10万平米显然会延长工期。更重要的是，17万平方米已经超过了故宫的总建筑面积。在图纸上画画很容易。我们真的能把它变成现实吗？

1958年10月14日，规划局突然接到国务院通知，刚从外地回京的周恩来连夜召开会议，审查大会堂的设计方案。经刘仁筛选，当晚10点，共有3个设计方案被送到中南海西花厅。除了规划局，还有北京建筑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个方案——最终规划局方案“鸟中选鸟”。

据说总理之所以选择规划局的方案，没有考虑10万平方米的超标准面积，主要是看中了两点:一是规划局设计的大会堂全部采用了一般建筑的比例，在规模上大胆放大了两倍，显示出不凡的气势；二是在大会堂中央布置了一个宽敞的中央大厅，可以作为休息厅，举办纪念活动。此外，当时中央计划在这里安放毛主席的雕像。

碰巧这两个“亮点”立刻引起了中国建筑行业的一片哗然——而周恩来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从选择规划局方案的那一刻起，他就反复告诉参与下一步施工设计的建筑师:

“中国共产党大会堂的设计不应该一次完成，而应该给它留有余地。一年就能建成，五年就能修好。”

总理在1958年10月15日凌晨1点选择了规划局的方案。果不其然，仅仅几个小时后，设计方案第一次修改——图中大会堂北端宴会厅的宽度为108米，大会堂北墙与中山公园的距离为180米。刘仁认为两者不成比例，于是在不影响整体结构的情况下，给大会堂增加了四条“腿”，使整个建筑由“凸”变“出”。

大会堂“大小”的确定也使得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得以顺利完成: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会堂分别布置在广场北部东西两侧，两座建筑均采用柱廊结构，形成“廊”“实”“柱”的对比关系。它们与后来的毛主席纪念堂一起，掀起了天安门广场的恢弘气势。在1997年4月的中日设计师北京交流会上，日本著名建筑师异崎纯由衷地称赞:“天安门广场真的很棒。在高楼林立的日本，还没有一家国家级商场有这样的气魄。”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对天安门广场评价较高。他认为，天安门广场改扩建工程可视为继紫禁城建成后北京城市规划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侯仁之说:“永定河在大会堂下面。”

1958年10月28日，距离新中国成立10周年还有11个月的纪念日，万人大会堂终于破土动工。

北京建筑设计院负责大会堂的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之前参与了大会堂全部7轮设计的著名建筑师张博，随即被市建院任命为万人大会堂总建筑师。

张博的家庭背景非同寻常。其父为清末两广总督张。当广州起义的起义军攻破巡抚公署时，张博刚刚出生半个月，多亏了革命党，她逃过一劫，没有伤及妇孺。长大后，张博没有像父亲那样从政，而是崇拜建筑师杨廷宝和梁思成。我们今天所说的“十大建筑”中，有三座都是张博的作品。除了人民大会堂，还有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

当大会堂总建筑师自然代表荣誉，但也意味着艰辛。事实上，首相批准的计划只是一个大纲。此时17万平方米的大会堂内部结构几乎空白色。为了在十周年前完成这项工作，大会堂的设计、供应和建造——张博落在图纸上的一切都将立即付诸实施，每一个微小的疏忽都可能是致命的隐患。

但是，大会堂不是普通的建筑，很多特殊的设计要求是建筑师赵东日和张博之前不可能考虑的。

大会堂一开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彭真就派助手找到张博，对礼堂的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全国人大正式代表约3500人，必须全部坐在礼堂一楼，每个座位必须配备办公桌或文件摆放设施。

当张博打开总理批准的蓝图时，他立即发现彭真的要求无法实现。在图纸上，一万人的礼堂被设计成圆形。按照每个座位至少占0.9平方米计算，礼堂一楼最多可容纳2750个座位，与彭真要求的3500个相差甚远。

张博立即拿起图纸找到赵东日，并想讨论对礼堂的形状进行一些修改。赵东日的回答让领先了一步——“圈子是周总理亲自决定的，很容易改变。”的确，在此前几轮的大会堂设计中，“总理要求把它做成圆形”是建筑师的流行说法，不仅是市规划局，几乎所有的方案都把礼堂设计成了圆形。赵东日给张博出了一个主意:一楼观众压缩了每个座位0.9平方米的硬性指标，然后把剩下的6000个座位安排在主席台三楼。

有了多年的经验，不用画图，张博也知道赵东日的建议不可行:礼堂是圆形的，站台选择自然是月牙形的。造型越靠后，座位越难安排，选台层数不能大，否则会过高陡。张博拖到10月31日，勉强做了“三层楼四座”的礼堂平面施工图。这张图上，礼堂四楼座位的凹陷角度已经到了“危险”的30度。

时间很快进入1958年11月，大会堂的建设速度惊人，很快就要推到万人大会堂的部分——不改变设计，大礼堂很可能会成为大会堂最大的安全隐患。张博很着急，但他无能为力。

一天，工人们在大会堂西南角挖出了几块鹅卵石。起初，没有人关心，但越来越多的石头被挖掘出来——渐渐地，一条古老的河流出现在每个人面前。消息灵通的工作人员说，这条河也是在公安部大楼东侧广场施工时出现的，怕引起地面沉降，公安部专门做了一个两层钢筋混凝土地下室——这种方法在大会堂行不通。由于面积大，工期紧，大会堂根本没有楼底下深的地下室，只做了一个形状良好的刚性基础钢筋混凝土墙来支撑整个结构。

据侯仁之先生考证，这条曾两次“神神秘秘”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古河道，是辽金时期永定河的古道。谁能想到，近千年后，游移不定的“无定河”给在建的大会堂带来了一系列“不确定性”——因为一时没有有效的方法防止沉降，大会堂工程被迫暂停。

建设的停滞为张博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大家着手制定防沉降措施的最后几天，市建院院长沈波从外地陪同彭真回京。当张博向他的领导抱怨他的苦恼时，国庆工程的领导之一沈波告诉他，所谓的“圆形礼堂”的指示是错误的。

丞相指示时，沈伯在现场。事实上，周恩来的原话是“后墙两侧向前围有圆角”，并没有具体要求将其做成某种形状。“圈子”只是一个神话。至于张博制定的方案，他被沈波断然拒绝:“体育场让看台倒27度已经很陡了，30度的角度肯定不行！”

沈波立即打电话给赵东日和张博，重新协商礼堂设计。最后，大家都认定二楼控制平台更合适。如果座位不够，取消一楼的部分过道就“找”到了。从最终施工图来看，礼堂的平面形状也发生了变化，接近扇形。

此时，永定河旧路防沉降措施已经完成，大会堂建设摆脱了“不利开工”的阴影，继续以惊人的高速推进。

刚刚松了一口气的张博不会想到，此时此刻，他的老师梁思成的一封“抗议信”已经悄悄地放在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梁思成质疑:“把孩子按原来的比例放大，是成年人吗？”

大会堂的面积几乎在一夜之间从7万平方米扩大到17万平方米。由于时间仓促，最终17万平方米的方案从未交给专家论证。一直以来，北京、上海建筑界的专家学者对此议论纷纷，书面意见一般都飞到总理面前，矛头几乎都指向了大会堂里的“大”字。

为了向大家解释清楚，平息这场争论，1958年11月初，周恩来召开了扩大专家会议，袁世凯在会上签署了第21条。

“双放大”和“中央大厅”是周恩来规划局规划的两把钥匙，但在会上却成了专家们批评的中心。梁思成首先拿起笔，在总理面前画了一个头大身小的孩子的形象。“把一个孩子按比例放大一倍，他不是成年人，大会堂犯了‘放大孩子’的毛病。”梁思成说，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也采用了“比例放大”的方法，人们一进去就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仿佛置身于一个“巨人国度”。用这种方法来表达神权是无可非议的，但在“人的本性”第一位的大会堂里却不适合使用。

至于中央大厅，用北京工业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王教授的话说，就是“大而无用”。“从大门口走到礼堂有五道门，又有多少光被挡在外面。中央大厅有180根柱子，无用且挡光。缺光靠人工照明，这是浪费。

面对专家的快速提问，周恩来没有正面回应。“圣彼得教堂是神权社会的产物，进入后有意识地让信徒觉得上帝是大是小。我们是不同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把大会堂的面积和面积扩大一倍空之后，也要注意从内到外体现“平易近人”二字，不要让人成为事物的奴隶。

事实上，张博从纯建筑的角度对大会堂的“大”做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大会堂的巨大规模是由广场的巨大面积决定的，因为从未有过在如此巨大的空房间里布置建筑的先例，将大会堂“翻一番”只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在超大型空中使用“正常尺度”建筑有一个失败的先例——伪满洲国曾经在长春郊区一个又深又宽的广场上建起了自己的总部，却在掀背车内布置了一系列西方古典的普通大小的柱式石制建筑。不仅广场空荒芜，小鼻子小眼睛的房子也很破旧。“事实上，每栋建筑本身看起来都很好，放在广场整体看起来很丑。”。

关于“大”的争论刚刚结束，梁思成对大会堂的整体风格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他说建筑有四种——中国的和新的、中国的和古的、西方的和新的、西方的和古的。对于中国现代建筑来说，最不可取的就是“西古”。但大会堂几乎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复制品”。“不要以为在细节上加几个斗拱、琉璃、彩画，就能让它的风格变得中国化”。

这一次，周恩来的回答更加巧妙。他举了一个建筑的例子:“这座塔来自印度。经过几千年的本土化，它已经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建筑之一。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在于善于吸收别人的经验，学习和运用。在大会堂的建筑风格中，我们不能被狭隘的民族情结所限制。我们要提倡‘古今中外的一切精华，一切包容，一切为我所用’。”

然后，周恩来给这里的专家讲了一个“画菩萨”的故事:早年的菩萨是一个有两个胡子的印度形象，让人不满意。画家然后在城市里画画，躲在画后面偷听评论。经过反复修改，他成就了如今“不分男女”的“中国菩萨”模样，最终被大众所接受——与“一年建成，五年修复”这句话相比，似乎更能理解周恩来故事的深刻含义。

周恩来最后说，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大会堂的设计只剩下一个要求，那就是“一万人见面，五千人吃八个月”。如果大家还是有意见的话，“好在我们的建设会是巨大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再试一次，这样我们就不用搬到这里了”。

周恩来从政治高度的真诚告白，终于解决了关于大会堂的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的“伟大”逐渐被专家认可。几年后，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生活的要求，改变了中国建筑史的尺度观念。当然，这个新概念并没有忽视‘生物人’的规模，也没有忽视雄伟的天安门广场的规模。在这种新的尺度概念下，1958年9月，中国建筑师集体建造了广场和两侧的两座建筑。”

周恩来说:“短语‘夕阳下的孤独’应该启发礼堂的设计。”

虽然争论暂时平息了，但专家们的意见也为建筑师敲响了警钟——从圣彼得大教堂到故宫，无论古今中外，大空房间和大批量总是被用来衬托上面的尊严，但我们的大会堂却要让每一个普通人走进去都觉得自己是大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建筑史上没有答案。

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1万人的大礼堂占了近1/2——一个能装下整个天安门门的大房间。大家怎么看得清，听得清？如何在不压人的情况下保证天花板的绝对安全？张博咨询了几乎所有相关领域的专家，但所有人都同意——这太难了。中科院马教授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6立方米/人空是声学处理的极限，平均每个礼堂9立方米/人。如果你能听清楚，那就叫世界奇迹。”

无奈之下，1958年12月初，张博再次敲开了西花厅的门。

听完报告，周恩来陷入了沉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不消除空之间的大萧条，礼堂将是一个失败的设计。片刻之后，周恩来突然开口，轻轻地背诵了两首诗

"夕阳和寂寞的齐飞，秋天的水总是一样的."

看到张博一时想不明白，周恩来笑了:“人站在地上，感觉不到天有多高，袖手旁观大海，感觉不到海有多远。“独自日落”这句话应该会启发我们。何不从水和天的意境入手，做抽象处理？”

说起崛起，周恩来一边打手势一边拿起纸笔:“礼堂四面没有笔直的硬线，有点类似于自然环境的无边界。天花板可以做成一个大穹顶，象征着天体空。天花板和墙体的交接处做成一个大的圆形，连接天顶和四面墙。没有边、棱、角，可以得到从上到下的无缝效果，淡化僵硬感和压抑感。”

落寞于夕阳，长空于秋色——谁能想到，人民大会堂设计中最大的问题，在一千年前就被古人解决了。为了体现“水一色天一色”的感觉，张博为礼堂穹顶设计了三圈水波状的暗光槽，与四周附着的浅蓝色塑料板相呼应，开灯时仿佛闪闪发光。建筑师还在整个穹顶上开了近500个灯孔。当人们坐在观众席上，抬头就能看到“星星”，仿佛置身于茫茫夜色中空，一点也不会感到压抑或沉重。

事实上，礼堂巨大的穹顶中隐藏着许多小“星星”——数百万个小吸音孔。有了它们，礼堂的整个屋顶就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音板，从讲台上发出的多余声波被完全吸走。没有回音，可以留下“混响”，让每个坐在每个角落的人都能清晰准确地听到说话人的声音——大/【用马教授的话说，中国人创造了“世界奇迹”。

吴院士:“现在已经不可能只讨论美，只讨论个别建筑。”

相反，和谐是用城市的概念来看待建筑。"

就在大会堂建设如火如荼的时候，原本安排在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却未能开工建设。人们纷纷表示，由于大会堂面积扩大，投资大大超出预期，大剧院只能“牺牲”。

谣言很快得到证实。1959年2月2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长观楼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压缩国庆工程。

“我们推迟了一些建筑，以节省材料和劳动力，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周恩来说:“1959年，北京建了30万平方米的房子。我认为它太小了。至少要建50万平方米，力争在国庆节前建成。”

最终，“十佳国庆工程”确定为:万人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国家文化宫、国家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与半年前确定的“十佳建筑”相比，差别确实不小。至此，“能在1959年10月前完成”成为进入这份名单的首要条件。

至于“消失”的大剧院和科技馆，当时的想法是“慢下来”而不是“下马”。一年半后的1960年10月，《建筑学报》也刊登了国家大剧院的详细规划，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设计。从立面来看，清华设计的大剧院依然采用柱廊形式，与“迷你版”的大会堂非常相似。

1959年9月24日，历时11个月的大会堂工程宣告完工。就在竣工前几天，毛泽东正式命名了这座宏伟的建筑——人民大会堂。

尽管存在种种争议，但经过近50年的风雨兼程，人民大会堂已成为中国建筑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也是北京这座古城的地标之一。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人民大会堂更像是一种象征，一种精神上的向往和寄托，就像冰心说的:“走进人民大会堂，你会突然虔诚起来，仿佛一滴水被抛进了海洋，感受着一滴水的渺小和海洋的无边壮阔。”

1999年6月23日，人民大会堂落成40周年之际，《建筑创作》杂志的编辑们敲开了张博沃德的大门，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20世纪中国当代建筑艺术奖。该奖项授予20世纪中国55座最佳建筑，张博设计的大会堂和故宫。一周后，1999年7月1日，世界建筑节，88岁的建筑师张博逝世。

文章摘自《红色记忆:编年史2007》作者:北京日报收藏集团出版社: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