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部 亲历者：乔石在中联部的日子

乔石的业务很强，做的牌也很细致。除了直接的业务，玛丽莱斯和毛泽东的作品也被提取和整理成卡片，文字写得很好。记得听乔石说过要时刻保持低调，不要说大话，不要夸夸其谈空，不要过火，不要走极端。

1996年1月23日，乔石、吴出席中国国际理解协会第七次理事会会议。左起第一位是本文作者吴行唐。图/受访者提供

作者:吴兴堂

1983年7月，乔石卸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调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还记得他离任时，在国际联络部大礼堂给全体干部作了深情的讲话。

60年代中期中央党校学习后，我被分配到国际联络部工作。在过去的20年里，我在国际联络部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在耿飚、李一氓的带领下，他们的专业水平、工作能力、思维能力都有所提高。1982年，我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还有人认为官方变大了，所以我很骄傲。其实说实话，我也没有提前准备。我这辈子想在国际联络部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我有空简单的阅读、写作和生活。感觉职位越高，工作越重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心里总是没有底。不过，我相信国际联络部已经打好了基础，特别是努力工作的精神。我一直很感谢国际联络部。

说到感情的情况，乔石的声音哽咽着，眼里含着泪水。他稳重、内向、低调，平时话也不多，所以被外界认为有一层神秘感，但这次演讲让我看到了他内心的激情。

当时国际联络部各司、局、处的领导大多是“革命前辈”，革命经验丰富，有的在党内和社会上有很高的知名度。我和我这个年纪的那一代人大多是“三干”，即走出家门进校门，走出校门进办公室大门。我们都尊重“革命前辈”，但接触不多。

同时，除了岗位差异，还有行政级别的差距。当时7、8、9级行政级别为正部级，10至13级为中层干部。乔石1963年进入国际联络部时是“中层干部”。1960年加入国际联络部，级别最低，24级，用的是延安的名字“书记”。

尽管有这些差距，我有幸在国际联络部见证了乔石的整个历程。可以说，在住在国际联络部的老人中，我可能是最熟悉他情况的一个。

“不说话是金”

1963年，乔石在中共中央先进党校理论班学习一年，分配到国际联络部第五师任副局级研究员，吴薛倩任主任。

新中国成立前，吴担任中共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上海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中，连续出现了四位国际联络部部长:乔石、钱立人、朱良、李树铮。

乔石的妻子虞雯也随他调到了国际联络部，担任第十一名的系级研究员。虞雯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解放前，他是上海左翼报纸《联合晚报》的记者。在报社工作期间，她认识了乔石，然后一起参加学生运动，解放初期结婚。

11个部门负责编辑国际联络部的内部期刊《趋势》。各部门的文稿先送到十一个地方，编辑好，报部领导签发，最后送到中央。当时我在国际联络部的一个德语组，经常发稿件，所以对虞雯比较熟悉。

我和虞雯还是宁波人。后来，妈妈从老家来到北京。乔石的母亲也是宁波人，两位老人很熟。

我和乔石接触不多。当时，国际联络部是一个保密单位。王稼祥部长的口头禅是苏联的一句谚语:“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由于工作和性格的特殊性，乔石很少说话，但和他的关系很好。

除此之外，乔石的卡片制作是国际联络部的一项特长。当时信息的积累主要靠做卡片，我也有一大柜子的卡片，一张一张地，像开了一家中药店。乔石的业务很强，做的牌也很细致。除了直接的业务，玛丽莱斯和毛泽东的作品也被提取和整理成卡片，文字写得很好。

国际联络部的老干部很多，很多都是地下工作出身，所以在文革期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乔石等。都被关进国际联络部的“南楼”进行隔离审查，然后下放到“五七干校”。

1971年1月，耿飚调任国际联络部部长。在他的努力下，被推翻的国际联络部干部逐渐“解放”，乔石等人被调回。1973年4月，国际联络部成立“研究组”，乔石为负责人之一，虞雯与原十一部合并为该部。

1978年2月，乔石被任命为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当时，常务副部长李一氓主持国际联络部的工作。李一氓是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老革命。他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兴趣广泛，思想开放。他很看重乔石，认为他稳重，有理论修养。乔石也很敬重李一氓，并深受他的影响。他们俩都喜欢书法，擅长书法。乔石的书法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国际联络部内外都很有名。这种修养使他少了官僚主义，多了精致。

文化大革命后，国际联络部从南斯拉夫开辟了党务工作的新局面。中国-南共体联盟中断了近20年的关系。在正式恢复两党关系之前，党需要做一系列的“转身”工作。

1978年3月，李一氓率领中国共产党工人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乔石为副团长。访问结束后，国际联络部提交了《中非恢复关系宣传提纲》，由党中央转发给全党，完成了“转身”工作。在这里，乔石提出了想法，起草了报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82年4月，时任国际联络部部长的纪鹏飞离职。自吴副部长调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后，乔石接任国际联络司司长。

文化大革命前，与中国共产党有政党关系的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有80多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负责国际联络部的康生提倡“支持左派，反对修正主义”，与中共保持联系的政党只有10个。

20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转折点。邓小平连续多次会见外国政党领导人，胡耀邦提出开创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新局面，中央书记处前所未有地多次讨论国际联络部工作。

1982年9月中旬，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乔石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但他仍是国际联络部部长。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年事已高，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一般由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首的中央书记处作出，再报中央政治局执行。中央书记处成员中，候补书记乔石、郝剑秀年龄最小，胡耀邦开玩笑说，他们是拼命的三郎太“石秀”。

胡耀邦非常欣赏乔石，认为他精力充沛，有很好的理论修养。他们的性格正好相反，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充满激情的演讲，另一个安静。我觉得用中国古话来说，应该叫“相得益彰”。

记得听乔石说过要时刻保持低调，不要说大话，不要夸夸其谈空，不要过火，不要走极端。

乔石建议我去实验室工作

1983年5月，我在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工作了近5年，然后回国。我面临三种工作选择:一是去中国协会进行国际了解，二是去苏联东欧研究所，三是去国际联络部研究室。

当时国际联络部的研究主任是李骥，副主任是虞雯。我一回到家，虞雯就和我聊天，希望我能在实验室工作。我有点犹豫，她看到了，就让我在家说。

她和乔石住在国际联络部宿舍区的二层楼上。我去了之后跟她说，研究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工作，任务艰巨，要坐冷板凳，放弃外语，恐怕很难适应。

虞雯说，中央现在要求开辟党的对外工作的新局面，这是研究室的新工作。大家都是边做边学，但她相信我一定能胜任。

乔石详细询问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思想、群众基础和各项活动的开展情况。我一一介绍后，他说:“你懂得很多，有自己的见解。你最近几年在大使馆的工作对研究工作很有用。国际联络部研究室进行综合研究，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工作，但可以类比使用。我同意你在研究室工作。”乔石问虞雯:“有研究人员从大使馆回来吗？”虞雯回答:“还没有。”乔石指着我说:“那你现在就是第一人了。”

对话不断被红色机器的保密电话打断。乔石打了几次电话后对我说，请多给我讲讲德国的现代企业制度。

我说德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比较成熟的股份制，有法律规范。我谈过陪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桓翔在德国考察。检查之后，欢香得出了一个简单而重要的结论:没有西门子。意味着西门子家族在西门子的股份很少，西门子的大部分股份既有政府的，也有社会的。

2004年12月，吴兴堂访问虞雯，并在客厅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据李一宁回忆，乔石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法工作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在此期间确定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立法。

乔石说话很慢，语气不高不低，而且有很浓的吴侬口音。他问:“你的口音听起来像南方人。你的家乡在哪里？”我说:“浙江镇海。”

“那是柔石的故乡，我是浙江定海人。过去定海也叫镇海，但因为名字相同，改为定海。但是我出生在上海。那我们就是老乡了。”乔石说。

给我第一份作业

一周后，国际联络部干部局通知我，我被任命为研究室时事政策处处长。这个部门有七八个人，从事形势和政策研究。他们负责为该部起草形势分析报告和外交政策建议，并为该部领导人起草重要讲话。

上班的第一天，虞雯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说:“老乔让我给你看一些关于中苏论战的材料。老乔等几个部门领导认为，过去十年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决议，而此前的中苏论战尚未全面研究清理。国际联络部是当时中苏论战的主要参加单位之一，我们有责任整理出来，向中央汇报。现在已经搞了一年多，形成了几个内部讨论稿。你可以看看，提出意见和看法。”

这是回到国际联络部后的“第一课”，我一定要做好。我花了三天时间查阅相关资料，并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几点意见。最重要的一点是，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温床。最近两年写了两篇关于中苏十年论战的文章，也是源于乔石布置的“第一课”。

1983年7月，中央任命钱立人为国际联络部部长。乔石不再担任国际联络部部长，但仍在中央书记处负责党的外交工作。

卸任后，乔石还在国际联络部大院住了一段时间。他保持着晚饭后和虞雯一起散步的习惯，但因为他已经是中央政府的首脑，他总是跟在一个卫兵的身后。

一天晚上，我从部外回来，遇见他们在散步。乔石向我打招呼，我正忙着迎接他。门卫跑过来问我做什么。乔石说:“我们聊聊，请退后。”虞雯说:“我们必须跟着走。几次评论后要求取消是没有用的。”乔石说:“无非是叫我脱离群众。也许人们会说，我的官更大，我的架子更大。”

乔石问了我在研究室的情况后，让我谈谈我对“国际主义”和“超越意识形态”的看法。他简单解释后说:“苏联长期以来打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号，控制他国党派，干涉他国内政，名声很不好。我们也因此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一定要研究，慢慢淡化，不提‘国际主义’。”他补充说，应该“超越”而不是“避免”意识形态，“求同存异”。

有人抱怨我是乔石的侄子

1984年底，胡耀邦向国际联络部提出，要在党中央率先建立发言人制度。国际联络部决定研究室负责人为发言人。

此前，虞雯接替李骥担任研究室主任，我担任副主任。一天，朱良副部长来办公室找我谈话。他说:“部领导本来要求虞雯做发言人，但是虞雯提出她推荐你做发言人，因为她地位不方便，部领导已经同意了。”

为此，国际联络部成立了新闻局，任命我为发言人。这相当于把我从板凳推到了风口浪尖，我觉得很难。在部长级会议讨论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钱立人部长要求我胆子大一点，犯小错误，不要说“无可奉告”。

当一个代言人确实有“风头”的时候，报纸往往很出名，电视有时也会“出现”，但也有风险。外国记者经常根据自己的理解发表你的演讲，很容易被误解、批评甚至“打小报告”。

当我向虞雯征求意见时，她笑着说:“我只是想见你。有人向中央投诉说你是乔石的侄子，于是你就当了发言人。那是胡说八道。我已经向中央解释过了。老乔告诉我，如果把情况解释清楚，就没事了。”

“让外国人听”

1986年12月，虞雯调工作，我接任研究室主任。她的新工作是中国国际理解协会总干事。

文化大革命前，国际联络部受中央委托，指导工人、青年、妇女与和平的外事工作。“何”是中国人大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何大”，主席是郭沫若，地址是北京太极一厂。

“文化大革命”期间，“工青和谐”的外事活动基本停止。“文化大革命”后，“工人女青年”的对外活动逐渐恢复，但“和谐大学”的活动有所推迟。设在台湾的一号工厂也隶属于外交部下属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国际联络部还与对外友好协会保持着密切的工作关系。由于以前党际关系仅限于共产党，与亚、非、拉美国家、日本和欧洲社会党左翼的交往主要由对外友好协会进行。

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渐与各国的各个政党建立了关系，但这需要相互理解的“过渡”。因此，国际联络部提出由对外友协负责，中央批准，但由于时任对外友协主席王炳南不同意，没有执行。

李一氓想到了“另起炉灶”。他与时任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的吴、乔石、等进行了讨论，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经中央批准，中国国际理解协会于1981年9月正式成立。

这一协会的成立，也可以为民主党派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参与国外政党交流创造平台，更好地体现多党合作。

作为创始人之一，乔石一直非常关注交流协会的工作。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他会见了许多交流协会的重要外宾。开完会，他跟我说，交流协会要邀请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各领域的专家，跟外宾座谈。他们有亲身经历。他们把经济问题、宗教问题、台湾省问题讲得很好，让外国人听。

别争论了。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苏联和东欧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解体，CPSU解体。对此，国际联络部积极向中央提出政策建议，中央政治局也要求国际联络部提交分析报告。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晚上8点，虞雯打电话给我说:“老乔邀请你来。”

乔石让我谈一谈苏联东欧的剧变和我们应该采取的立场。我介绍了一些我知道的要点，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很多人，特别是一些老干部，写道对CPSU解体非常愤怒，要求我们党公开批评戈尔巴乔夫，批评社会党，坚决反对美国‘和平演变’。”

乔石说:“苏联剧变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内因也有外因，但内因是主要的。帝国主义推动“和平演变”是有因素的，但我认为主要是苏联内部。我们可以在内部批评戈尔巴乔夫，但不要公开骂人。在一次会议上，我建议大家不要点名批评，否则又要搞公开辩论，会造成很多麻烦。我们应该从过去吸取教训。最主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应该继续下去。无论外部世界发生什么变化，国家关系都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最后，他说，今天只是交换意见。

1993年夏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会见了外宾。会前，我陪同国际联络部领导做了例行汇报。江泽民告诉我们:“我看了你们的材料和政治局的同志，他们很好。已经不可能再搞论战和政治运动了，否则党要亡，国家要亡。”

我的导师虞雯走了

1999年春，乔石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一年后，我到他家拜访他。

乔石说:“我现在‘无官无重’，只参加一些礼仪活动。空闲时间写作，听音乐，散步，和家人联系。但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些问题。”

他告诉我他想学习党史。我问我是否想写一部党史。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过去毛主席想写自己的党史，后来让董老写党史，没有做成。”

他还告诉我:“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那就是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他们都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但是他们对革命总是抱着理想主义的态度，他们总是想赶快搞革命，但是他们往往不符合实际情况。准确地研究世界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仍然是必要的。过去，国际联络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然后，他回忆了自己在国际联络部时的情况。他说:“当时在国际联络部，虽然工作很辛苦，生活也很差，但是很简单，同志之间的关系也很简单。你还记得吗？当时我住在国际联络部大院。每天黎明前，每个人都走出大门，在河边奔跑。总是有数百人。我和老吴也每天见面加入这个团队。现在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

2011年9月，应虞雯邀请，我加入了《乔石选集》编辑组。2012年6月，乔石《谈民主与法制》出版。之后，编辑团队开始准备乔石的第二本书，是关于“改革与发展”的。

2013年1月初的一天，虞雯与我们的编辑团队成员共进晚餐。那天她很开心，有说有笑。

没想到，十几天后，我突然接到编辑部组长陈群的电话，说宇文已经住院，情况危急。更没想到的是，几天后，我收到了坏消息。1月28日，她在医院去世，享年87岁。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把她视为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导师。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相识近半个世纪，无论地位如何变化，她待人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