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 回首14世纪欧洲黑死病：人类的最大教训 就是“不会吸取教训”

当人们发现他们无法阻止瘟疫的传播时，他们采取了一些绝望的措施，这在现代是荒谬的。比如有的人认为末日将至，干脆大摆宴席，纵情饮酒，有的人干脆闯进病人家里大肆抢劫。所有这些人最终都因为他们的恶行而尝到了恶果。

虽然这些都是14世纪的记录，但每次灾难来临时，类似的画面都会重复出现。

事实上，欧洲瘟疫爆发的起点是卡法围攻期间一些热那亚人的逃亡。逃亡加速了鼠疫耶尔森菌的流动性，每一个被感染的逃犯都成了鼠疫的播种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超级传染者”。

逃跑可以说是人类遇到危险时的本能。但是人性的弱点放大了灾难的破坏性。即使在现代社会，面对灾难，人类如何控制这种心理弱点，做出理性判断，仍然是一个难题。

第三，瘟疫不是用科学来对付的，而是用迷信来对付的

14世纪“黑死病”的肆虐使大量传统迷信破产，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新的迷信。几百年前瘟疫流行，最缺少的就是科学。当时世界上各种歪理邪说盛行。例如，1345年出现的彗星曾经被认为是瘟疫的原因。

14世纪以前的欧洲，宗教信仰的氛围极其浓厚。然而，这场“黑死病”恰恰戳中了传统教会的遮羞布。无论是牧师还是主教都逃不过瘟疫，圣水、尸骨、十字架等圣物无一能治病。因此，欧洲信徒开始走向神秘主义和狂热主义的极端。所谓的“鞭打者”出现在德国莱茵兰地区:他们走上街头，鞭笞自己，呼吁罪人悔改，这样上帝才能解除这种可怕的惩罚。然而，这仍然不太可能产生任何效果。

不仅如此，各种稀奇古怪的古代治疗方法，如用醋洗澡、用草药熏制房屋、放血疗法，在大瘟疫之下都失去了信用。古代欧洲炼金术士经常担任医生，但他们提供的所有药物和“治疗”都破产了。另一方面，炼金术士发明的高浓度蒸馏酒被认为是治疗黑死病的关键药物。然而，蒸馏酒的杀菌作用被误认为是饮用方法，导致瘟疫后欧洲人的饮酒习惯流行。

黑死病引起的另一种迷信是欧洲人开始拒绝洗澡。自14世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错误地认为“洗澡会打开全身毛孔，从而导致疾病入侵”，所以他们一年四季都不洗澡，甚至不沾水。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欧洲上升到皇帝、贵族、贵妇、小卒，人人不谈卫生、不洗澡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然而，众所周知，对抗疾病最重要的是卫生。

迷信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对外部规律认识不足。面对危机和挑战，人类可能会盲目尝试各种方法来解决问题，可能会因无知而盲目信仰，因偏执而疯狂信仰。人类只有走科学之路，才能逐渐掌握自然的真正规律，但这需要数百年不断的探索和挫折。

第四，找不到对策，却把灾难归咎于某个民族

随着大瘟疫的到来，许多人感到无助，人们失去了对当地政府和教会的信任。在这种背景下，寻找替罪羊成为一种不好的历史现象。

虽然教会的权威丧失了，但新的宗教狂热却从未停止。许多欧洲人将鼠疫的传播归咎于某一目标群体，如犹太人、外国人、所谓的女巫、乞丐、朝圣者甚至麻风病人。

从习俗上看，犹太人有保持清洁的优良传统，不使用公共水井的水，符合卫生防疫要求。一般来说，死于黑死病的犹太人相对较少。因此，一些欧洲人以此为由掀起阴谋论，散布谣言说犹太人故意下毒打井，引发瘟疫。同时，犹太人定居点的孤立也加剧了西方人的猜疑。自14世纪以来，对犹太人的杀戮突然增加。黑死病爆发的那些年里，针对犹太人的杀戮事件超过300起，1351年前，60个主要犹太社区和150个较小的犹太社区被消灭。在这场大灾难中，大量犹太人逃到了波兰和俄罗斯。

与此同时，欧洲也开始了对麻风病人的迫害和屠杀。甚至，一些患有痤疮、银屑病等皮肤病的普通人被当作麻风病人，无缘无故地被杀害。在一些狂热分子眼中，麻风病等皮肤病是灵魂内在缺陷的外在表现，是魔鬼的化身。正因为如此，麻风病人和犹太人一样，成了社会灾难的替罪羊。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替罪羊”现象几百年来频频出现。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与14世纪“黑死病”期间犹太人的屠杀本质上是一样的。即使在今天，对特定民族的无理歧视或把灾难归咎于特定民族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第五，面对瘟疫，众生平等，任何人都不能有特权

瘟疫来临时，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能有刀枪不入的特权，更不用说得到神灵的额外宠爱了。

15世纪，欧洲艺术出现了一个奇特的主题——“死亡之舞”。艺术家们将在版画和壁画中描绘生者和死者在不同阶级和年龄跳舞的场景。

最著名的是德国吕贝克圣玛丽教堂的壁画，壁画上有教皇、国王、教皇、和尚、青年、美少女、裹布骷髅等24个人物，手牵着手，被一根笛子骨架牵着，快乐地向坟墓前行。这种艺术形式是在黑死病的冲击下产生的，提醒人们生命有多脆弱，荣耀有多空荣耀。

面对“黑死病”，所有的僧侣、贵族和低贱的乞丐都是平等的。在1347年至1353年的瘟疫流行期间，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Xi死于“黑死病”，同样在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贡国王彼得四世在六个月内失去了妻子、女儿和侄女，拜占庭皇帝失去了儿子，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和法兰西王国路易十世都失去了女儿，勃艮第王国失去了王后，英国坎特伯雷相继失去了两位大主教，阿维尼翁宗座法院失去了四分之一的成员。

面对死亡所迫的“平等”，教会和贵族的神圣光环被击碎。而且，灾难发生后，由于劳动力稀缺，下层劳动人民的地位也得到提升。英法的农奴制相继被废除，进一步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壮大。欧洲大陆的人们，虽然比中国晚了1000多年，但终于明白了“王侯将相不如王侯”的道理。

“黑死病”的灾难也激发了文学的灵感和思想的解放，导致了欧洲的全面复兴。鲍楚加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威廉·蓝蓝的《皮尔斯·普鲁曼》等名著都是在大瘟疫的背景下创作的。

可以说，这场灾难虽然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但也打破了人类的一些旧习惯和腐朽思想，扭转了许多不科学的认识。

如今，科学的进步和人们素质的提高，大大提高了医疗水平和卫生环境，人们对抗击鼠疫更有信心。但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几千年前就存在的一些刻板印象、慢性病、人性弱点和对科学的忽视，在现代可能依然存在，甚至在关键时刻产生破坏性影响。

至于“人类在灾难中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不会吸取教训”的论断，虽然是极端的，但也给了我们一个警示，提醒我们不要一直重复历史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