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官鬻爵”的行为竟然是合法的？古代的捐纳制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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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制度，俗称买官衔，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腐败，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制度比中国的科举制度要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很多人不会相信。从战国到清代，捐赠制度一直是政府财政的辅助手段，一度占清代家庭收入的70%。但到了清末，朝廷逐渐变得依赖捐赠，这也破坏了它的信用。

捐赠制度的起源

公元前242年，秦国发生了一场蝗灾，大量农作物没有收割。为了应对这场巨大的灾难，秦朝实行了“以付出一定的粮食来换取荣誉”的政策，这意味着你将获得一个称号。但从一开始，这些官职是在不扰乱正常官僚体制的情况下授予的，也就是说，捐赠制度起初只是一种“荣耀祖先”的手段，并不构成对官僚体制的改变。

而且秦朝授予的这些官衔比较少，秦朝的官衔总共有20个等级，其中最低的8级是专门为那些同时拥有财力和道德抱负的平民设立的。所以，捐出官职作为交换，只是一种社会荣誉或社会地位。

西汉时期，这些封号甚至可以在商品市场上自由兑换。比如东汉皇帝刘虹，曾经明码标价出售官职，曹操的父亲曹嵩买下了秋微的一个职位，但这个职位也是个伪职位。到了北魏，捐八千石粮就可以获得侯爵爵位，没有实权。

在安史之乱的时候，你可以得到“明静”的身份，也就是知识分子的称号。在宋代，这些捐赠者可以获得一些没有实权的官职，甚至一些没有实权的官职也需要经过严格的选拔，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捐赠获得这些头衔。

捐赠的选拔过程叫做:公民选举。这个选拔过程包括需要调查背景、面试和答辩等。明清时期，选拔过程中主观评分降低，明末甚至改为抽签。

所以，自秦朝以来，捐赠制度就是国家通过采取这些虚假的立场，与人民交换利益。虽然明清时期制度有所调整，规则更加复杂，但总体过程与宋朝相似，捐赠带来的利益也在增加。

明代的捐赠制度

明朝朱元璋时期废除了捐赠制度。但“土木保变”后，为了扩充军备，明朝财政赤字十分严重。要知道武备是最贵的钱，朱元璋时期税率以死为限，所以重新开放了捐赠制度，然后越开越广。

1453年，为了缓解饥荒，朝廷下令向灾区捐赠800石粮食的人可以成为进贡学生，也就是说，他们有资格在国子监学习，这样的学生也被称为进贡学生。由于明朝财政收入一直很低，又是一个依靠农业税的朝代，捐赠几乎成了重要的财政收入。明代，捐赠的范围也在扩大。在郑德时期，即使不是儒生的人也可以通过捐赠获得儒生身份。这种捐赠叫做个案监督。而且龚升先生和郭建先生的文凭都有当高官的资格，相当于官方储备，与先秦时期有本质区别。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通过捐款获得官职？明朝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要通过少儿考-县考-官考-大专考-乡考-会考-宫考。如果你出生在竞争激烈的江南地区，往往需要20多年。

明代著名学者文徵明曾做过统计。当时苏州府有1500名学生，也就是考生，三年内只有3.3%的人成功走上仕途，符合我们公务员的录取比例。

正如梁启超所说:“聚百童，杀十余人为活工，救千人为活工，拔百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干举人，拔百人为进士；数百士后，招数十人入翰林。”科举录取比例差距巨大，导致捐赠制度长盛不衰。

许多学生如果想成为龚升，往往要等很多年。当时，向龚升推广学生的过程被称为“获得贡品”，这意味着它需要许多年才能出来。捐赠可以让这些考生跳过从童生到龚升的漫长过程，直接晋升到龚升，这是一条捷径，所以在明朝很受欢迎。

捐赠，不全是为了考试，已经成为科举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社会流动的工具。对于作为社会流动主体的人来说，捐赠本质上和科举是一样的。如果你有更多的经济实力，可以通过捐款成为知府、知府或者更高级别的官员。这样就可以让一部分富人，尤其是富裕的工商业户，有资格参与政治活动，从而扩大统治基础。

捐赠的多种用途

除了处理军需救灾之外，捐赠或入仕还涉及民事选举资格、取消或减轻处罚、晋升和晋升等社会问题。捐赠作为一种社会流动工具，不仅可以促进人才的向上流动，也是对可预见的向下流动的预防措施。当向下流动发生时，捐赠可以用来减少或避免向下流动造成的损失。

人们的捐赠从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已经成为社会互动的产物。清代的捐赠，既可以捐贡生、监生，也可以捐官职，还可以捐高帽、小枝等虚拟封号、印章。他们可以捐诸如下面的官员，下面的官员，下面的武陟参加游击战之类的晋升。他们也可以捐款降级，留任，离职，原头衔，原资本，原羽毛捐款维持或防止降级。可以捐赠分配省、晋升、备案等工作，也可以捐赠弥补原有空缺，支付免试费用，实际给予保障，实际离职，介绍，投稿，检查回避等。名字很多。

捐款可以马上捐赠使用，预约已经先掼；选后可以捐款推广，推广的步伐会加快；当官后可以捐考等。，并且可以提前防止下降；如果因为某种原因被处分离职，可以捐款，拓宽康复之路。明清时期，有许多官员利用了这一功能。

捐赠和科举一样，是社会流动的重要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科举。捐赠作为社会流动的工具，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长期有效，其作为社会流动工具的作用仅限于获得生育资格。一旦获得这个资格，科举作为社会流动工具的作用就基本结束了。然而，如果社会流动延伸到人的一生，捐赠作为社会流动的工具，具有终身效力。

防衰防流的能力和科举一样，科举除了“廉价会员制”之外，对社会所有成员开放。但捐赠的庶民性质远比科举宽泛，出生完全靠科举获得。一定的学术能力和经济实力的结合是科举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捐赠制度下，只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就可以通过捐赠来获得自己的出生，一时无法筹集到资金的也可以通过借贷的方式进行捐赠。

科举作为社会流动的工具，有着严格的使用条件。我有必要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指定的考试，但不是为了捐赠。不管是照顾自己还是照顾别人，不管是死人还是刚出生的婴儿，不管是在老家还是异国他乡，作为社会流动的工具，它都可以满足社会各成员的不同需求，即普通人可以通过出身和官僚获得民事选举的资格，官僚可以利用它尽快提升或阻止地位。

将捐赠与科举制度相结合，进而比较捐赠制度与科举制度的特点，从而形象地再现明清时期捐赠制度与科举制度在中国的作用，是这一制度的又一重要创新。

捐了划算吗

到了清朝，还可以找银行代理人捐钱。他们精通各种衙门的章程，但也要交代理费。清朝时，浙江省的票号主要集中在陕西，集中在北京的龙符寺和东寺牌坊附近。其中浙江的代理商口碑最好，因为从中央到地方，江浙官员最多。

这些捐赠贡品的同学还得等着吏部有空空缺。清朝一个月放一次官，因丁忧虑、疾病等原因离职的，需要人补缺。但这些职位首先考虑的是那些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名望的学者或举人，捐赠的进贡学生安排在较低的位置。

清末有很多空白牌。比如光绪20年到32年一共发了43万空白牌，也就是说这时候捐的多了，一张牌的价格是1000多两，比起乾隆时期的3200两已经大大贬值了。当时清朝四品官员的年薪是105两银子，这意味着需要十几年才能恢复原状。如果是合法收入，那肯定是赔本生意。

如果捐官是为了盈利，他一定要寻求租金来收回成本，同时尽可能的寻求推广，因为官越大，回报率越高。也就是说，捐赠制度本身就是腐败诱导的。

康熙时期，为了筹集平定三藩的军费，朝廷开辟了捐赠，史称“毛毅案捐赠”。这时候只限于国子监的一些职位，主要负责国家祭祀等职务，并没有太大的实权。而且乾隆时期，国家财政盈余之后，这个口子又被封了。

咸丰年间，为了解决太平天国的问题，清朝推出了旨在筹集报账的专项捐赠工程。北京郎官以下和地方官道台以下的六个官职都是公开的。这个项目共涉及21个职位，一直持续到光绪五年。

这些捐赠项目就像是一剂强心针。在清廷濒临灭亡的时候，他们提供财政支持，让其勉强过关，既挽救了清廷的统治，又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康熙朝毛毅共捐银200多万，捐官500多名，有效地充实了国库。雍正九年，捐银达420万，占户行收入的42%；乾隆年间捐银566万，占户行的39%；嘉庆九年，捐银1083.2万，占户行78%。可见，捐赠逐渐成为清朝不可或缺的财政资源。

同时，捐赠也为社会提供了另一个上升的渠道。在清朝，只有四个渠道，即影印、科举、捐赠和推广。晋升一般需要是省政府下面的助理，这些省政府官员的晋升获得了上升的机会。清代涌现出许多以捐钱发迹的名臣，如雍正时期的李维、田文景、张广思，晚清外交家张茵，以惩治贪官污吏而闻名的岑春煊等。

这些捐官摆脱了学者的僵化思维，在处理实际政务时更加灵活，间接丰富了清朝的人才结构。他们更愿意接受新知识、新思想，推动了晚清的现代化转型。

从政治清明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糟糕的制度，因为它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但从社会阶层流动和人才结构的改善来看，也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可以给一些有能力但不擅长考试的人施展才华的机会，从而实现整个社会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从帮助金融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混合体系。因为各种捐赠本质上都是收费，收费可以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但也造成“收费依赖”。法院满足于以较低的成本收取快钱，而不是寻求建立一个合适的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