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很多朝臣都争相自杀这是怎么回事呢
文明探索家当一个大臣犯了错误，他应该服从法律的判决还是道德上的谴责？汉朝和汉武帝时期，很多朝臣争相自杀。
公元前173年，梁的老师贾谊给文帝写了《治安策》，其中一条提到大臣是皇帝身边的人，即使有罪，也不应该像平民一样受辱。部长犯罪了怎么办？贾谊建议，如果是轻罪，大臣要主动穿丧服，拿刀接受处置；如果是大罪，听到判决就应该自杀。这就是所谓的“以诚待人，以礼待人，所以有死无耻”。文帝听从了贾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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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文帝的叔叔赵波犯了死罪，文帝派官员陪他喝酒，劝他自杀，赵波拒绝了；文皇帝派他的大臣们穿着丧服，到他家哭着吊死。赵波自杀了。这种风气流传下来，逐渐成为不成文的规定，其权威性不亚于法律规定。
到汉武帝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大臣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杀，无论是重罪还是轻罪。甚至其他级别较低的官员都是“自杀上瘾者”。汉武帝巡视各地，两个郡守因待客不周仓促自杀。苏武的哥哥和弟弟都是武帝的侍从。有一次哥哥帮忙走路，不小心把车轴弄坏了，被官员弹劾失礼。他立即拔剑自杀；小弟因奉皇上之命未捉到逃犯，服毒而亡。至于犯了死罪而自杀的，或者被皇帝赐死的，更是不计其数。
西汉末年，汉哀帝丞相王甲屡次大闹，逐渐成为艾帝的眼中钉。后来艾帝终于在王甲身上发现了恶意的胡茬，叫他去廷尉受审。
信差到了丞相府，看到一个熟悉的画面:丞相府的成员都在流泪，忙着在那里调毒！药调了，王甲不肯喝。成员们面面相觑。主簿劝道:“我不会面对法官的控诉。这是一代又一代人遵循的传统。你应该割伤自己！”送信的人板着脸在大宅门口等着，像个“丧钟”。主簿又被下毒，王甲将药杯掷于地上，怒曰:“丞相有幸位列三公。如果有一个消极的国家，他应该在街上被杀。他为什么要服毒自杀？”说完，王甲穿戴整齐，在异样的目光中出了门，跟着使者去见廷尉，被捆绑起来，投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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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帝得知王甲还活着见到廷尉，先是惊讶，继而暴怒。丧帝前，又命另一丞相去廷尉府。信差一到，对方就自杀了。没想到王嘉干这次打破规则了。但这个规矩毕竟是不成文的，艾帝没有办法带走王甲，所以他咬牙切齿，在空之前派出了一批法官阵容，只好给王甲定罪。王甲一直拒不认罪，法官也因为证据不足不敢判决。王甲被关了20多天，直到绝食吐血而死。
虽然严格来说，王甲是自杀的，但王甲敢于面对法官的态度，比其他自杀的官员更像一个真正的战士。这一例外也使得贾谊倡导的“以诚待人，以礼待人”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完美”。
其实作为一个优秀的政论家，贾谊提出这个倡议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
贾谊写作前两年，周波入狱。周波打败了国家，统治了朱鲁，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他因为几个谗言而被捕入狱，受到狱吏的侮辱，不得不行贿保护自己。出狱后，他感叹道:“我曾经指挥过一百万军队。我怎么知道狱卒的荣誉！”另外，当时的文帝还没有废除肉刑，大臣们除了被囚禁之外，还经常被施以刺额、割鼻、剁脚等酷刑。因此，贾坚持儒家“不惩医”的宗旨来讽刺文帝，以此来纠正狱吏的严刑峻法和行政管理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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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好的起点可能不会产生好的结果。在死刑的执行上，贾谊明显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大臣们都犯了罪，是该佩剑认罪还是当场自杀，其实很难把握；即使是完全不犯罪的人，也会被道德感绑架，选择自杀。幸好小何生得早，不然连他都是在生到死，刘邦关在那里关押廷尉的。
显然，贾谊看清了当时监狱的弊端，就是执法者缺乏约束，连最底层的狱吏都敢辱骂你的官员。但是，贾谊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完善法律和监狱管理上。他反而想靠道德约束而不是法律判决，让涉嫌犯罪的大臣不直接面对执法者，而是自己定罪而死。这样，大臣的面子和君主的面子都保住了，但法律的价值何在？公平正义在哪里？
古今中外，无论什么样的法律，都讲究先定罪后量刑。如果省略定罪环节，涉及到面对执法人员，犯罪嫌疑人会直接自杀、饮鸩止渴，岂不是很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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