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如何成为鼎盛时代 唐太宗实行藏富于民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明确的官署固然重要，但更根本的是要确立什么样的国策，为国家和社会未来打下什么样的基础。唐太宗即位后不久，君主和臣民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唐太宗回忆说:我跟魏徵说，乱了之后不容易统治。魏徵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认为混乱之后更容易治理国家。就像危机一样，每个人都想活下去。如果他们害怕混乱，他们期待稳定。如果他们想要治理，他们将很容易设置。魏徵说的是“饥者易食，渴者易饮”的真理。他还提出了著名的治国原则，即“你跑皇帝，你就是皇帝，你跑国王，你就是国王”。也就是说，统治者对待人民，人民也会对待君主，这是对应的。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如果我们贯彻以德治国的国策，一定会成为一个文明高尚的伟大国家。

在座的大臣们都认为魏徵说的是一个学者的话，按照他的看法，国家将会陷入混乱。但唐太宗听之任之，推之于众，确立了“以德治国”的基本国策，孜孜不倦。其实唐太宗心里并不踏实。他一直觉得，如果他是一个治理国家的好人，要成为一个文明国家需要一百年。所以他做了长期的思想准备。然而，结果出乎他的意料。短短几年，唐朝实现了统治世界。贞观七年，唐太宗在回顾决定国家走向的大辩论时说:“贞观之初，大家意见不一，不可能称帝称王，但魏徵劝我。从它的话来说，不过几年，它赢得了中国的和平，在远方服役。”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谦虚的唐太宗把这一切归功于魏徵，说多亏了“好工人”魏徵，他把自己的“石头”雕成了一块美丽的玉。推善推人，才是真君子。唐太宗的这种表现本身就是绥远德治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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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灭亡后，存货足够唐朝使用五六十年

“以德治国”是政治家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怎样才能真正付诸实践而不是粉饰太平？唐太宗为后人树立了好榜样。

唐朝是怎么做到的？魏徵曾向唐太宗简要阐述过治国的核心问题:“你叫什么名字？敬天下为王，敬国护国，爱民，重税，重官。”这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达。政务千头万绪，最根本的是爱民护民。怎么做？两个字:轻税。

无论是把财富集中在国家还是“藏富于民”，唐朝都是吸取了过去的教训。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前途的朝代。短短30多年，结束了几百年的分裂局面，人口翻了一倍多，从成立时的不到400万增加到900万。北修长城，挖九曲大运河从江南到洛阳，再到幽州，绵延数千里，把中原、河北、江南紧紧连在一起，再通到都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对外，北平是突厥，南是绥白岳，西是吐谷浑，东是高句丽。隋朝的所作所为，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是必要的。既然如此，大议会隋朝为什么会覆灭？这绝不是杨迪皇帝狩猎流行造成的。

在中国古代，税收基本上是人头税，官员勤于统计户口，本质上是为了增加税收。另一方面，普通人会想尽办法逃避正式户籍。所以古代的户口数量从来就不准确，户口的增减反映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税收纠纷。隋朝在短时间内实现户籍翻倍，不是人口再生产的结果，而是朝廷严格税收政策的产物。隋朝为了增税，还实行小户制，要求子女成年后结婚分居，政府可以增加新的户税。但是孩子分开了，父母就很难安度晚年，这是违背传统道德的。唐太宗曾让臣下检查隋朝留下的仓库。经过隋末唐初的动乱和战乱，这份清册还能供唐朝使用五六十年。也就是说，隋朝38年征收的税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近百年，税率高得惊人。国家建设的大型项目是好是坏，这不仅要看对国家有没有好处，还要看老百姓能不能承受。如果他们超过这个限度，与人民争夺利润，他们将是好的或坏的。唐太宗总结隋朝覆灭的惨痛教训，指出:“谁治理国家，就要把精力集中在别人身上，而不是集中在自己的仓库上。古人云:‘人少，统治者和脚是哪一个。’但是让仓库做好迎接凶年的准备，又何必省吃俭用！继承人如果贤惠，可以保护自己的世界；如果腐败，它会积累更多的仓库，这将有利于它的奢侈和危险的基础。“多么深刻！

鉴于此，唐太宗反其道而行之，登基时只剩下400万户左右。按照一个五口之家的最低标准，流失人口近3000万。唐太宗难道不知道隋末的动乱中有一大半的百姓是不能死伤的吗？如果像隋文帝那样派官员到农村挨家挨户搜查，他们都会被发现。但是唐太宗没有这样做，他认可了这个愚蠢的说法，这是“很少糊涂”的。而且他还在法律上限制了孩子的分居，规定孩子分开了父母就要受到惩罚。这不利于税收的增加。说白了就是太宗放水养鱼。什么“以德治国”、“为民储财”，都是国家要盈利的东西，不是叫出来的，是用真金白银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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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懂得“仁”，怎么灭亡？

除了让人民休息之外，国家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来大幅允许征税吗？对，就是通过富民建设一个可信的社会。古人早就说“仓颉知礼，知荣辱足温饱”。国家要建立和培育文明的文明社会，有礼有耻，不鼓励自私的物欲。

诚信是立国之本，人民离不开信仰，尤其是国家。诚信的建立必须由国家主导和规范。如果国家失信于民，法律不公，那么再优秀的人也会被改造成桀骜不驯的人。孟子曰:“汝若以吾为兄弟姐妹，则吾以汝为中心；你若视我如粪土，那我视你如仇人。”善待下属和人，才是建立诚信关系的途径。

众所周知，唐太宗的一大长处就是善于与人相处。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然而，问题出现了。唐太宗爱才，下属多从敌对阵营叛逃，难免会鱼龙混杂。所以向唐太宗建议，把异己从官员行列中清除。这一次唐太宗大惑不解。持不同政见者是谁？马上过来献计献策，让唐太宗组织一批人装疯卖傻，分别与大臣们接触，引诱他们上钩，可以暴露他们的真面目。当人们谈论它时，唐太宗的脸变得越来越紧。最后他断然拒绝:我不能这样！这样做当然可以曝光异己，但同时也让我违背了对世界的承诺。以后大家都会怀疑我阴谋，没人会说实话。国家如何实现大治理？国君出轨，却希望下属正直。不就是因为源浊水清吗？所以唐太宗郑重宣布:“我要大信天下，不要以诈教俗。”

统治者不相信，往往是因为掌权了，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不诚实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傲慢。唐太宗看了项羽的故事，叹道:“项羽若入咸阳，秦斗天下，知行仁术，谁能夺其政权？”所以，他活该自己死。

国家的权威不是通过高压和恐吓来建立的，而是通过法律和制度的公平和严格来建立的。当统治者遇到社会问题甚至危机时，他们想不出用严厉的惩罚来震慑他们以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有一个不好的传统，就是所谓的“乱世重典”。所谓重典，就是超越法律规定加重刑罚，甚至成为暴力的局面，但风波过后，又是旧病复发，不仅丧失了法律的公信力，也让民众看到了统治者的无能。唐朝提出了“法简可禁，刑轻必罚”的原则。惩罚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人，而是为了禁止恶和违法。所以，处罚不用重，应该是“不遵守就不烦，不苛责，不漏大罪就不奸，这样就简单难犯，可以宽以待人，可以克制”。树立国家威望，不能靠严刑峻法，要靠平时不懈努力，依法办事，遵纪守法，这是国家最基本的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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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河为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一个国家要想促进社会繁荣，就不应该由工商官员来经营，而应该大力弘扬文化教育，倡导道德文明，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制度和法律环境。特别是在文化建设方面，这不是任何个人或团体可以承担的工作，必须由国家从整体高度来推动。事实上，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不是看经济指标，而是看文化是否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