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都城 晚清时期的北京房价是什么样的

我还不知道:晚清房价的读者们，以下小系列会给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然后往下看~

元明清的都城都在北京，那么清朝的时候北京的房价会不会很高？其实古代人不用担心房子，因为他们的房子比较大，几代人可能都住在一个地方，不会轻易搬家。但有些官员的住宅往往是改建的，但一般都是一套房子，面积有限。当然，如果想买新房，可能会比较麻烦，因为土地不能用来盖房子，但是租房子可能会比较方便。

自古以来，北京就很难占据很大的位置。虽然历朝历代都不容易，但不同时期的疼痛指数是不一样的。北京最大的资源是权力，大家都是围绕着权力转的。清末的北京，还是那个北京，还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大城市。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动，租房一直是人们的主要选择。

清末北京人口并没有逐年增加。据有关统计，1882年，北京人口达到最高峰，有108万人。但是在清廷灭亡的前夕，也就是1911年，北京的人口降到了76.7万。这个数字基本等于乾隆末年的74万人。

虽然人口波动，但北京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作为帝国的首都，当时的租金是多少？我们来看看浙江绍兴人李慈明的租房经历。据《月满堂日记》记载，1871年，李慈明两次进京为官。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和两个老乡开始找房子。从第一个月就找到了May，一直租房搬家。我们来整理一下他们住的地方。一、前门磨厂酒店，四人间，月租9000条；二是胡同南半部的山会亭，月租6300条；第三，菜市口的铁门胡同大概有十五条，月租3.6万文，押金1万文。

很多人对“文”没有概念，那就转换一下吧。2500文左右等于一两银子，当时一两银子基本等于2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12.5文=1元人民币。菜市口铁门胡同李慈明十五间房，月租14.4.2银，约2880元，每间约192元。今天看这个价格，好像很便宜，其实不是。

算房租水平，还要看当时的收入水平。当时李慈明年收入168.56两，月收入14两。这个收入是不是付不起房租？当然不是。三个人合租，租十五个房间。如果三个人均摊房租，每人只要4.82，相当于人民币960元。不要觉得这个价格低，因为普通人租不起。那时候普通人每个月能赚五六两银子。李慈明的月租几乎等于一个普通人的月收入。同样，在今天的北京菜市口，最小的一套住房已经相当于普通人的月收入。

李慈明是个铺张浪费的类型。当时他的官职也是候补郎中，属于中低层官员。他出生时是一个没有任何官方收入的捐赠者。收入主要来源于养廉价银和印银。甚至这两种收入都很不稳定。比如养廉价银，年收入低至8.28元，高至43.27元。印结银小到一年180两，大到一年386两。不过李慈明从小家庭条件优越，在北京也不算差。

1874年，租下原闽浙总督纪文昌故居。“有二十多栋房子，一个玄关，一个花园，花木广植。”。这套房子的年租金是72两。那一年，李慈明还买了两个妃子，其中一个花了180两银子。

看看曾国藩的租房经历。道光十八年，27岁的曾国藩被选为翰林庶吉士。结果他开始在北京租房子住了十三年。据《曾国藩日记》记载，曾国藩最先租房的地方是菜市口附近。南横街千佛庵有四个房间。月租4000，年租33.47。此时1银约为1434，约等于300元人民币。曾国藩年租一万元。这时候曾国藩年薪才129.95，房租基本占1/3。

几年后，曾国藩的妻儿，包括弟弟，都跟着他到了北京。曾国藩又租了一套房子，租在罗马式街棉花胡同。月租8000，年租66.95。家里的房租够曾国藩用的，曾国藩当时年薪不足一百五十两银子。

这个地方的房子没住多久。我的朋友王济宪来看我，说房子的风水不好，让他那个月赶紧搬走。曾国藩坐立不安，开始四处找房子。

曾国藩在北京工作13年，搬过8次家。从菜市口南横街，到郭子巷南端的夹家胡同，罗马式街的面六条，到前门的罗珀胡同和年儿胡同。房租不断上涨。有的地方反复住，搬回来的时候发现房租已经涨了一两倍。

最麻烦的一次是在1840年，当时我搬了五次家。租房要花很多钱，搬家装修也很贵。据统计，1821年曾国藩搬了三次家，这一年房租加上搬家和装修的费用一共花了97.87两银子。其中，仅在8月份，制绳胡同就租了18间房，预付定金1500文，月租10000文，搬家1500文，雇人打扫3000文，骑师工资6000文，泥水匠铺花山2500文，油匠1500文。与普通人不同，北京官员租房一定要注意。作为朝廷命官，作风不能含糊，必须符合官尊严。

在《北京商业合同集》一书中，有一个1905年的租金折扣，即租赁合同。根据合同规定，东安门外一套房的月租是50两，但在正式入住之前，你要缴纳各种“扫地费、房费、茶钱”，共计150两。

1844年，曾国藩升任翰林院讲师。这个时候家里比较宽裕，开销也越来越大。“中文的使用方法有很多种，20个人吃饭”。曾国藩全家又搬家了，在内城前门年儿胡同租了28套房子。月租3万，年租251.04。平均月收入21两银子，是普通人收入的六七倍。这个时候租金收入已经超过了他的工资收入。如果你今天在北京前门地区租一套20人的房子，月租也是普通人月收入的几倍。

曾国藩一生都没有在北京买房。虽然他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公务员，达到了一流的侯勇和武英殿大学的高度，但他总是在北京租房子住。第一，租房比买房划算。因为北京官员流动性更大，随时可能被调到全国各地，所以买房比租房好。另外，曾国藩作为一个官员比较清廉，京城又是一个开销巨大的官员，所以经常借钱度日。即使太平天国镇压成功后，曾国藩仍被催债。

李慈铭和曾国藩都是北京官员，虽然不是普通人，但通过他们的租房经历，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晚清北京的租房市场。不是所有京官都能像李慈明、曾国藩那样住在高层大院里。很多京官一般都很穷，比普通人还要差。比如被杀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迪。

从1888年到1898年，刘光迪在北京做了10年的官员。他也是捐助者，在北京做了很久的候补大师，就是排队上任。这时，刘光迪一家在北京西南门外租了几间茅草屋。《刘光弟集》载，“大王恨京师，南西门外有废圃，几间茅屋，烂树篱，辛苦。两三个朋友来访，就卖白酒，煮芋头和小麦。当时刘光迪年收入只有50两银子。这个收入水平，在当时的北京，基本属于中低收入群体。

由此可见，北京的房租自古以来一直比较贵。政府应该做的是让人们拥有住房。普通人应该做的是提高收入，而不是给房东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