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人为什么会将“重农抑商”奉为基本国策？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有商业。在中国古代，自古就有商业。到商朝的时候，有些人已经专门从事商品交换，所以他们后来称这些商人。先秦时期，商人在社会上受到尊重，商业也受到政府的重视。西周时期的李周有市场制度的官方记录。但是，在这个市场中，价格不是在交易中自然形成的，而是由政府规定的。

《左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晋国派使者去见郑，郑看中了一个珍贵的玉环，想过来。丞相之子对这位使者说:郑政府和商人之间是有规矩的，商人不能背叛君主，政府不能占商人的便宜。

你看，即便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时候，君主对商人的政策依然是:只要你忠于我，我就不干涉你的事！

秦汉以后，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儒家思想是不是在打压商业？

你一定听过一些解释。例如，农业是古代社会的基础，商业威胁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解释是从物质层面来说的，但是约束商业更多的是一个概念的问题，是一种指导思想。打压生意的念头从何而来？在过去，儒家总是带着这个锅。因为儒家重义轻利，商人总想赚钱，所以以儒家治国的历朝统治者要重农抑商。

其实儒家这是不对的，儒家其实是尊重商人的。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是子贡，一个著名的商人，但子贡经常问孔子要知识。有一次，子贡问老师:“穷则守尊严，富则不骄。你觉得我的观点怎么样？”孔子回答:是的。但比这更好的，应该是“穷而乐，富而谦恭”。儒家认为，贫富与道德无关，而是不同人的生活。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作为一个人，无论贫富，最重要的是有道德。穷人只需要开心，自得其乐。至于富人，财富越多，责任越大。他们必须“富有而有礼貌”，对建立世界礼貌秩序负有更大的责任。

既然儒家不排斥商人，那么抑商思想从何而来？

答案是法家。战国后期，世界各地的商人都很强大，他们可以干涉诸侯国的政治。比如大商人吕不韦，经过一番经营，帮助秦始皇的父亲登上了秦国的王位，等到他的儿子当上了国君，成了秦国的宰相。商人可以控制政局，这将威胁君主的利益。处处想着绝对君主利益的法家，肯定会把商人当成头号敌人。商鞅提出征收重税，他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是遏制商人的影响。法家宗师韩非更敌视商人，说社会上有五个危害国家安全的蛀虫，其中一个就是商人。

儒家不歧视商人，法家真的很提防商人。儒家的经济政策和道家的类似，自然无为，轻佻赋，关注民生，善待百姓，允许小农经济自发发展。但法家的商业政策可以说是八个字:国家主导，与民争利。在法家看来，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一切权力都必须集中在国家。

因此，在中国古代王朝学会利用国家政策干预和调节市场之前，“重农抑商”被视为一项基本国策。

"国王的统治，对末日的崇拜，对山谷的耕种."——《三国·魏徵·司马之传》

意思是君主治国，要提倡农业，约束商业，保证农业生产，注意谷牧。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始于战国时期。“重农抑商”政策是李悝和商鞅分别在魏晋时期提出的。通过这样的政策，两国大大增强了国家的动员力。此后，大多数实施改革的国家都采取了类似的政策。这种以农业为基础限制工商业的政策是秦汉时期继承下来的，是中国封建王朝直到明清时期的基本国策。

“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是两回事，要分开看。

“重农”有以下原因:

古代农耕社会和农业生产状况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农民为了生存，必须依附于土地，缺乏流动性，这是最容易收税的对象。农民没有文化，理想是“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能热炕头”，不容易给统治者添麻烦。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手中没有资源，是最好的管理对象。

所以对于统治者来说，国家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全世界都有小农。社会水平越高，管理越方便。

对于统治者来说，“商人”属于他们最讨厌的那种人，原因如下:

商人有操纵价格，威胁国家安全的能力。比如在古代，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如果商人在战时囤积，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危机。商人在流动，很容易逃税。商人为了做生意，经常常年奔波，很容易隐藏财产，比农民更容易逃税。商人高高在上，威胁国家安全。商人积累财富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地方“豪强”，也就是有钱有势的地主。更有甚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以当地人为附庸，威胁政府对当地的有效统治。

因此，古代统治者都颁布了严格的抑商政策，包括使用暴力手段打击当地商人。在这方面，汉武帝刘彻和明太祖朱元璋在历史上都很有名。对于统治者来说，越是奉承社会，管理起来就越简单。

中国古代王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原因

至于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政策，后世的评价大多是从鼓励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的，但这种解释有很大的局限性。

单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似乎鼓励创业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从社会分工和交换的角度来看，“重农抑商”的政策确实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当然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基于此，改革开放后，许多学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批判了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崇本抑末”的政策，认为正是“重农抑商”的政策阻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

其实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理解中国两千多年来“重农抑商”的政策是片面的。战国时期，李悝和商鞅提出“重农抑商”的政策，实际上是为了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加国家的税收，以利战争。但到了汉代，“重农抑商”、“崇本抑末”实际上成了汉政府镇压地头蛇、缓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政策。

根据《史记》司马迁的记述，商人不准穿丝、绢、丝、锦、兵器、骑马、骑马，政治上不准当官、入贱民行列。政府在经济上对商人重新征税，并“征税以使他们难堪”。比如人口税翻倍，商人就要被征收两次。

对于“抑商”，有人从政治角度解释，说是为了防止商人坐进大学后在政治上威胁帝国政府；有人从经济学角度解释，说商人活跃在流通领域，不能够像农业那样提供物质产品，对经济发展是有害的。这些解释可能有些道理，但它们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汉代以后，国家实行“重农抑商”、“崇资抑末”，主要是为了防止豪强吞并土地，缓解贫富差距，防止社会两极分化。

因为在一个农耕和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社会里，商人获取财富的速度和程度必然会远远超过耕种土地的农民，而这种农民和商人获取财富速度的巨大差异会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最终动摇国家的统治。古今中外也不例外。

在古代农耕社会，大量的农民是社会的基础

在古代农耕社会，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对于古人来说，投资土地的风险最低，所以富人聚集财富后，通常会购买大量土地。农民失去土地后会沦为难民，贫富悬殊会引发社会矛盾，更严重的是会爆发农民起义。

正是因为商人是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商人中最容易致富的阶层，所以排在四个人的最后；正是因为商人拥有的财产远远超过农民，国家才要在政策上约束商人；正是因为农民最容易陷入贫困，国家才应该扶持农业。

所以，抑商的意义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命题，更是平衡社会发展、减缓社会分化的国策。从维护社会基本平等的角度来看，“重农抑商”其实就是“扶贫抑富”，因为农业穷，商业富，所以国家要重农抑商。

《韩曙时报货殖》有一段话说得很透彻:今天，法律不如商人，商人有钱；尊重农民，农民已经穷了；所以俗贵，主贱；官员谦逊，法律受到尊重。

国家为什么要限制和压低商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因为商人已经很有钱了；为什么要提高农民的地位？因为农民已经很穷了。正是因为世俗社会只尊重富商，所以朝廷才要刻意打压富商；正是因为官员看不起农民，国家才要用法律制度来保护农民的地位。

用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来平衡贫富之间的社会地位，用政治来平衡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差距，这才是“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最根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