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也是君权神授吗？对罗马帝国有着怎样的影响

罗马统治者有两种倾向。一是恢复以自由民为基础的传统公民士兵制度，这导致了格拉古兄弟的连续改革。失败的结果证明这个美好的愿望没有得到历史的肯定。第二，打破罗马人与非罗马人、自由人与非自由人的界限，将文官制度改为招兵制度，从而导致马里奥的军事改革和苏拉的军事独裁。最终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把希望寄托在拥有军事力量的独裁者身上，从而为罗马帝国的建立和皇权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个时候罗马的共和传统依然存在，国王暴政的阴影依然存在，所以公开称王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无视元老院，过于嚣张的凯撒被刺死。有鉴于此，凯撒的继承人屋大维虽然整合了军政大权，却拒绝采用“君主”、“独裁者”的封号，自称“元首”。“公国”本质上是一个君主政体，只是一个隐藏的君主政体。

人们对秩序的渴求使他们对王权寄予厚望，赋予王权神圣的权力。屋大维在公元前27年自称“国家元首”，之后不久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称号，意为“庄严而神圣”。他家所有的门柱都用特制的月桂树装饰，正门阳台用橡树叶装饰。虽然奥古斯都高于一切，“但是，他还是一个人，绝不是东方之神”。苏维托纽斯的记录很清楚。比如东方各省经常把庙宇献给罗马统治者以示忠诚，但屋大维不接受任何一个省份为自己修建庙宇，除非是以他和罗马的共同名义修建的；另一个例子是“当人民尽力使他成为独裁者时，他跪下，从他的肩膀上扯下托加，裸露他的胸膛，并恳求他们不要坚持这样做”；这不是因为屋大维不想当国王，不想有独裁的权力，而是因为政治家的聪明。他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无疑会重蹈凯撒的覆辙。与其说这是谦逊，不如说是狡猾。从某种程度上说，元首的政治是成功的，给罗马带来了两个世纪的和平，使罗马更加宏伟。正如奥古斯都所说，“他发现的是一座砖造的城市，但他交付的是一座大理石造的城市。他使罗马成为人类理性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安全城市。”但到了3世纪上半叶，罗马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繁荣、经济衰退和商业萧条，最严重的是政治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奴隶和平民起义不断爆发。全副武装的军事将领成为政治局势中的风云人物。戴克里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王位的。以权夺权者，视共和为不必要的外衣，开始抛弃共和，实行赤裸裸的君主制。戴克里先对内镇压高卢和非洲的起义，对外击退日耳曼人，打败萨珊波斯帝国。之后，他公开模仿波斯皇帝的行为，用豪华的宫廷仪式装饰自己。他戴着珍珠王冠，穿着金边长袍，穿着用宝石装饰的鞋子。他要求每个来访者向他鞠躬，亲吻他长袍的边缘，把自己比作上帝。正如威尔·杜兰所分析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财富并不正统。为了巩固它，为了平息人民的起义和军队的叛乱，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使用神力和威严，使他们不敢有非分之想”。

到君士坦丁在位的时候，罗马帝国的君主专制更加完善。戴克里先曾将自己比作“朱庇特之子”，迫害基督徒；君士坦丁停止了这种迫害，并试图将其作为君主制的精神支柱，从而开启了基督教80年的改革进程。313年颁布的《米兰法令》允许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公开传播。325年举行的尼西亚会议制定了所有基督徒都必须遵守的“三位一体”正统教义；392年，狄奥多西一世指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改造不仅表现在政策上，还表现在物质支持和教会组织建设上。在君士坦丁之前，虽然教会财产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实，但还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313年，米兰皇家法令首次确立了教会财产的法律地位，并作为组织的财产写入罗马法。教会不仅被赋予接受遗产的无限权力，而且神职人员也被授予免税的特权。结果，大量不信神的人争夺祭司职位，严重影响了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罗马皇帝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申，禁止将圣职授予那些拥有300多索里达的人。同时，根据罗马帝国的行政区划，教会逐渐建立了系统的组织，教会与帝国最终实现了一体化。罗马帝国实际上是基督教的天然王国。“信仰基督教的皇帝成为上帝的代理人，他们把自己的臣民带到基督面前；异端已经成为不可容忍的叛国罪，帝国内部的基督教传教活动也成为保障公共秩序的手段之一。”罗马帝国衰落的根源是奴隶制的危机，这是军队、权力和宗教无法挽救的。476年，西罗马帝国的历史走到了尽头。随着君权的衰落，西欧也陷入了长期的混乱。

民族大迁徙拉开了中世纪历史的序幕。生活在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人在匈奴西进的压力下，利用罗马帝国的弱势，纷纷迁徙定居，建立国家。这个过程始于公元375年，一直持续到公元568年伦巴第人的建立。民族大迁徙是对文明的野蛮征服，日耳曼人迁徙建国的过程也是掠夺破坏的过程。它不仅摧毁了西罗马帝国，摧毁了罗马奴隶制，也摧毁了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官僚主义，使西欧社会陷入长期的无政府状态。日耳曼人对文明的破坏程度可以从当时人们的描述中看出。

大约在416年，阿基坦的普罗斯珀喊道:“我们已经十年没有屈服于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刀剑了。人民已经灭绝了，连孩子和女孩都被他们杀死了。”“上帝的圣殿被抛入火海；所有修道院都被抢劫了。如果海洋的波浪淹没了高卢的元爷，造成的损失会比这个小。”他指出，西哥特人抢劫罗马别墅，抢劫银器、家具和牲畜，瓜分珠宝和饮酒，抢劫教堂文物，最后放火焚烧房屋。在众多野蛮人中，汪达尔人的破坏力最大，以至于“汪达尔人”成了恶性破坏的代名词。

政治动荡必然影响人的思维。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和人之城的描述，无疑是当时混乱局面的反映。他说“上帝的选民”有资格成为上帝之城的居民，地面上的城市只能是“上帝的逃兵”居住的地方，但两者都受上帝控制；地上城的君权地位是上帝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设立的，谁成为国王也是由上帝的意志控制的。奥古斯丁的论述奠定了中世纪西欧君主神权的理论基础。同时，他也相信，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区分谁是选民，谁是弃儿，但上帝会在审判结束时区分自己。这一理论充分展示了奥古斯丁作为思想家的狡猾和机智，既解释了当时社会的混乱，也给无助中的人们一种美好的向往和追求。他的理论看似合理，实则是画饼充饥；上帝似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事实上，他没有做任何具体的事情。现实生活中，他还是要靠实力树立权威。

西欧的封建帝制就是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状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权威。就像基佐描述的那样:“在一个很多男人都在竞争的时代，或者因为无知、残忍、腐败，有些人有自私的欲望，社会作为个人意志竞争的战场无法自拔，因为社会缺乏自由组合形成的广泛的共同意志。此时，人们将热切地希望有一个国王来平息世界。任何一种具有绝对主权特征之一的制度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当把给国家带来和平与稳定的计划向社会提出时，社会就会支持并热情地支持它，就像逃亡者去教堂寻求庇护一样。”恩格斯还说:“在这个普遍的混乱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皇权代表混乱中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