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年”的高考 | 科举的理想与现实 「 ”那些年”的高考 | 科举的理想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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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的创制源于隋朝皇权制衡贵族权力的需要，由此使得中国逐步由贵族政治向文官政治转型。在科举制度延续的一千三百余年间，它无疑曾对政治和社会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而另一方面，科举导致国家将教育的责任转嫁给民间，影响了中国教育的进步。当西方的新式科学于清朝传入之时，民间教育的模式已无力应付这一变局，最终科举只能和旧制度一样寿终正寝。 对付贵族和军队的武器 科举，说到底是一个政治制度，而非教育制度。一方面，科举诞生是皇帝用来对付贵族政治的武器，实现了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另一方面，科举能实现抑武崇文，减少军队对政治的影响进而促进和平。 早期中国地方上的贵族根深蒂固，形成了贵族联合政权的地方政府，就连帝王权力也难以做出让步。于是从隋文帝开始实行科举考试，给及第者授予秀才、明经、进士等头衔，再根据需要任用官吏。事实证明科举受到了全国的推崇，哪怕是贵族要想出人头地，也必须走科举之门。这明显是贵族派的败北。 中国历代王朝基本坚持文官治国政策的方针。军队存在的目的是保卫国家，但它绝不能成为国家和国民的统治者。英国的谚语有这么一句话：「 ”军队是最好的仆从，但当他们成为主人以后，便是最坏的主人。”科举及第是进士的荣誉，这份荣誉不仅是天子给予的，更是被知识分子阶级的舆论所承认。正是这种强大的舆论背景，让进士们在成为政治家后能有效抑制军部势力。 天子成为最大的义父 科举本是天子选拔人才为己所用，但这个过程中往往容易节外生枝。 在以前，师徒关系本指教授与被教授学业之人的关系，但自科举流行开始，尊考官为师变成了主流。一方面，学生向授业之师如期缴纳学费，通过金钱达到了两不相欠，但这种关系何其冰冷。与之相反的是，考官是朝廷任命的官员，与考生之间是自由关系，特别是考官是在见识了考生的才能、学问后才从众人之中将他选出，考生会感受到一种知遇之恩，更易于建立起私人关系，甚至发展成义父和义子的关系，发誓相互帮助，一同渡过官场的惊涛骇浪。当政治不再从大局的得失出发，而是被这种集团的私人情感所左右，也就变成了所谓的朋党之争。 皇帝十分厌恶这种事情。于是自宋朝起，贡举后面又添了一个考试，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殿试。由天子担任考官，他施恩于中试者，将他们全部当作自己的弟子，自己则成了最大的义父，从而谋求官僚的大团结。 穷人难以承担之重 虽然说科举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开放考试，但从实际应考方面来讲，不见得众人都能行使平等的权利，因为这里面存在一个经济问题。 科举是长时间连续考试的累积，竞争非常激烈。而为了不断学习，就需要拥有相应的经济后盾，穷人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这种富余的。另外，虽然考试不征收考试费，但其附带开销是很大的，除了往返的旅费和住宿费以外，给考官的谢礼、负责人的小费以及宴会费和交际费都必不可少，而这些开销是许多贫穷之人难以承担的。科举作为政府选拔官员的一种方式，尽管其过程是公平的，然而在一开始就是以富人阶级为对象的。科举向所有人敞开大门不过是夸大其词的说法。 将教育责任转嫁给民间 政府一向对学校设施漠不关心，哪怕这些设施是为了繁荣教育。有了科举，政府只办考试，而把实际教育任务交给了民间。尽管在北宋时期，宰相王安石认识到要培养更优秀的人才，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开展教育活动。于是他着手在京城建立了国立大学，希望最终能够废除科举，只从太学的毕业生中选拔官吏。然而到了南宋，太学的规模一直在缩小。明清时期，这些学校已徒有其名，并不进行实际的教育活动，反而被纳入了科举制度之中。 虽然专门制定了学校制度，但学校制度并没有超过科举制度并完全取而代之。归根究底，这都是经济上的问题。教育本身就是耗费金钱的事业，而政府往往不太希望给教育这种不能立竿见影的事业投入资金。当欧洲新文明的波涛奔涌而来，民间教育的模式已无力应付这一变局，科举只能和旧制度一样寿终正寝。 书 籍 简 介 本书对中国的科举制度的起源和作用做了考察，详细介绍了科考中的县试、院试、岁试、科试、乡试、会试、殿试、武举科和制科等各级考试。最后，作者从科举制的理想与现实、落榜者的痛苦与反抗、科举制的终结、科举制的功绩等方面，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评价。 作 者 简 介 宫崎市定，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第二代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曾荣获日本学士院奖和法兰西学院颁发的儒莲奖。宫崎市定对中国史的很多领域，包括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权力关系、政府组织等方面均有独到研究。他一生着作颇丰，代表作有《中国史》《科举》《九品官人法研究》《亚洲史概说》等。他的生前着述全部结集为《宫崎市定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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