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丹妮：历史上的杀女婴现象何以被“中国化” 蔡丹妮：历史上的杀女婴现象何以被“中国化”

蔡:为什么历史上的杀婴现象是“中国化”的？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它们。

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示，他不能放过杀婴的民俗。按照他的理解，“岳和E的田里小人只养了两男一女。这之后他们就杀了他们，特别是养女人，所以他们是民间少女和鳏夫。”至于杀婴的过程，他记录道:“我出生的时候，被冷水泡过，我爸妈都受不了。我经常把后背合上，用手压在盆里。它死了很久了。”对此，他说自己“因为酸味吃不下”。

苏轼的信成为《生与死之间:19世纪中国杀害女婴》的起点。这本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作者米歇尔·金现在是教堂山北卡罗莱纳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她的博士论文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19世纪末中国的杀婴现象。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记载，这些文字是本书的重点:中国历史上杀婴观念的变化，而不是杀婴行为本身。

这本书虽然正视了历史上杀害女婴的严重问题，但并不打算表达悲伤和谴责。这种强调背后有两个考虑。第一，从研究资料来看，有相当多的杀婴案例被详细记录下来，并被历史所涉及。而男性写的保存下来的二手证据相当丰富，主要是揭示了杀婴的态度和观念。其次，对观念变迁的研究，有助于避免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迫害女性的老话，提出可能存在但被忽视的历史变迁。与第二个考虑相关的是对杀婴问题的研究不尽人意:一方面，共同问题的出发点往往导致对儒家性别秩序的攻击；另一方面，虽然人口研究提供的数据和结论表明杀婴在控制家庭规模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缺乏具体语境的情况下，难免给人一种扭曲的印象，认为中国古代父母心肠硬，对子女的生死置之不理。事实上，通过与欧洲的情况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存在父母不想要自己的骨肉的社会问题。

所以这本书提出了另一个思考方向:溺女是什么时候，怎么变得这么中国化的？作者认为，杀害女婴的行为在19世纪末被贴上了中国的标签，当时这种做法从一个地方、道德和慈善问题变成了一个跨文化、政治和科学的全球问题。正是西方人对杀婴的描述塑造了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印象。20世纪初，就连中国人也认为杀婴是一个明显的中国问题，所以改革者提出要根除杀婴的弊端，以提高中国人口的构成和数量。通过与西方的文化接触，人们逐渐意识到女婴对一个国家的意义。

做封面

这本书的主体分为五章，讲述了与女婴命运相关的不同群体的故事。第一章《决定孩子的命运:妇女与分娩》，重点讲述了参与杀婴的妇女，包括产妇、助产士和婆婆。作者着重分析了一个早年溺死并出生的女儿的经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分析下的杀婴不是事后要谴责或怜悯的行为，而是事后要做出的决定。母亲往往在复杂困难的情况下结束自己女儿的生命。在他们眼里，生男孩意味着以后有可能过上安逸的生活，在家里赢得尊重；而且生孩子的女儿以后可能和自己一样痛苦。此外，杀死女婴的决定可能不是产妇的个人想法，分娩时在场的其他妇女，如助产士、婆婆和邻居阿姨，可能在其中发挥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在民间想象中，杀婴引起的报应虽然令人恐惧，但如果不是生母的本意，而是迫于婆婆等长辈的压力，生母仍会被视为奉孝而不被追究。

插图来自《生与死之间:19世纪中国的杀婴现象》

第二章《变俗:士人与道德规范》，重点考察晚清男士人反对杀婴的表现。作为这一章的主角，无锡农村教师于之出现了。通过对于之生平和著述的论述，作者试图解释学者们对民间溺杀女婴现象的典型反应。于之生于太平天国，战争对江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因此，在贫困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社会背景下杀害女婴并不罕见。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于之创作了劝人行善的戏剧，发表了公开演讲，并为“托儿所”和“育儿俱乐部”等制定了细则。这些努力取得了成效，给他带来了“好人”的美誉。但讨论不止于此。作者指出，反对杀婴只是于之关心的众多问题之一。他热衷于树立道德榜样和从事公益事业，这可能也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事实上，于之在科举生涯中并没有成功，加入地方公共事务成为另一种获得认可的方式；而且他没有儿子，这可能会让他担心孝顺。他参与的好书等书中宣传的“以德报怨”的观念，可能影响了他劝善戒恶的预期，好书里奇迹般生下儿子的故事，可能支撑着他乐观地面对现状。虽然于之的案例不足以涵盖一切，但它有助于理解同时期学者对杀婴的关注。

第三章和第四章考察了英文和法文出版物如何使杀害女婴成为中文，并将这一概念推向世界。第三章《看死尸:专家与证据》对19世纪所谓的西方汉学“专家”及其描述提出了诸多质疑，问题的焦点在于他们的证据大多是缺乏说服力的二手材料，因此无法证明杀婴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特殊现象。这些“专家”的代表是皇家亚洲学会的早期成员及其在上海的华北分会的成员。然后，作者考察了在中国旅行的西方观察者对婴儿尸体或骨骼的叙述，认为这些观察不能简单粗暴地视为父母杀害子女的证据。从作者引用的关于当时婴儿丧葬习俗的作品来看，实际情况可能与西方观察家的想象不同。然后，作者分析了一些提高杀婴比例的数据，追溯这些数据的来源表明，这些统计数据是不可靠的，甚至来自毫无根据的文化偏见。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这一章对柏利德的《杀婴与中国圣婴俱乐部》一书的论述。这本书在西方世界有广泛的影响。作者发现，被派往上海徐家汇的法国耶稣会士，在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将于之的名著和插图收录在前面的文学理论中，并将这些内容与他收集的有关杀婴的中文资料分类放入自己的书中。视觉呈现似乎符合欧洲读者的口味，满足了他们对外国的想象，所以这些图片被剥离了语境，在其他书中单独转载。我们可以看到，原本以劝善戒恶为目的而创作的图文，不再仅仅是用来提醒中国读者杀婴的风险和报应要谨慎，而是用来谴责中国文化习俗的弊端，同时被挪用作为满足西方读者好奇心的素材。

第四章《拯救灵魂:传教士与救赎》，考察了法国圣婴会如何将中国的杀婴问题传播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天主教会的孩子中。厄尔尼诺(El Nino)成立于1843年，旨在支持海外传教士为异教徒儿童洗礼以拯救他们的灵魂。在天主教的西方孩子眼里，这是一项非常神圣的事业，所以很多孩子慷慨解囊，定期捐款来推进这项事业。然而，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全球扩张，中国对弃婴或死婴的印象也加深了。顺带一提，作为这一章的引子，故事发生在1872年的加拿大法语城市魁北克市，当地大约有3000名儿童怀着极大的兴趣参加了厄尔尼诺组织的讲座。我想起一部纪录片《魁北克的中国人》，里面采访的一位当地老先生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传教士都会去他们的学校告诉孩子们，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需要帮助。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相信帮助更多的中国孩子证明了他是一个更好的天主教徒。不难想象，这种从小接受到的信息会继续影响国外很多普通人去想象中国人对待婴儿的方式。本章的阅读可以结合沈艾娣2008年发表的论文，很多分析都呼应了沈石的观点，说明厄尔尼诺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儿童的。这一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作者使用了更广泛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以前没有讨论过，有的是作者个人收藏，相当珍贵。

插图来自《生与死之间:19世纪中国的杀婴现象》

第五章“溺杀女婴的重建:新兴国家”，探讨20世纪初中国社会溺杀女婴现象所引发的涟漪。一方面，大多数中国人怀疑天主教传教士还有一个意图是照顾中国儿童，不是像他们声称的那样照顾和拯救他们，而是攫取他们的身体器官来开发秘方。这种怀疑继续发酵，终于在1870年，发生了一起可怕的天津事件，当地暴民残忍杀害天主教修女。在对这件事的分析中，本书介绍了民间书籍和通俗故事中惩罚杀婴女的恐怖情节，推测暴行的实施可能受到那些情节的启发。如果杀婴应得报应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那么当人们怀疑传教士杀害当地儿童时，他们就有可能采取他们所知道的惩罚来对付他们眼中的罪人。虽然这种猜测很难证明，但却很尴尬，因为那些好书和通俗故事，可能导致天主教传教士和尼姑抱着“拯救”对方的心态来到中国，但后来却在异国他乡惨遭蹂躏。另一方面，一些生活在对外条约开放港口的中国人逐渐吸收了西方关于科学和妇女权益的理论，并在报纸和其他媒体上加以改编，以满足中国读者的需求，介绍节育和优生优育知识。这些努力见证了饥饿的女婴是如何被纳入建设民族国家的话语中的。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作者纠正了将改造杀婴的功劳完全归于西方人的偏见，更加关注女性的个体感受。在她看来，要了解弃婴女婴的社会问题，不能停留在性别比等人口学统计上，而要分析具体情况下的个体选择。作者深厚的人文关怀和严谨流畅的写作风格增强了这本书的可读性。这本书出版后，在英国学术界引起了很多讨论，包括《美国历史评论》、《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亚洲研究杂志》、《南女:中国的男性、女性和性别》、《中国评论国际》、《符号:文化与社会中的女性杂志》、《儿童和青年史杂志》等许多杂志都发表了书评。评论家们在肯定这本书的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分析中的一些不足。其中细节的讨论主要来自熟悉本书数据背景的研究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一下，就不赘述了。

相比于书评人追溯资料，或许普通读者会对这本书提出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当中国的杀婴问题在很多汉、日、英研究中被触及或从不同角度研究时，这样一本英文书能带给我们什么新的启示？答案是开放的，所以笔者在这里只分享一些拙见。正如作者在开篇所强调的，这本书分析的是杀婴的概念而不是实践，对概念的解剖显然不是否认实践的存在和严重性。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类似于高的《缠足》。缠足类似杀婴，常被西方人批评为中国文化的反例，自19世纪末以来成为民族主义话语的对象。如果说反对杀婴的诉求让人看到了孩子与民族的关系，那么反对缠足的诉求让人看到了女性与民族的关系。但《缠足》并没有遵循男性精英主导的启蒙话语框架，而是区分了两种历史:“微观历史”与私人和个人，“巨量历史”与开放和自然。前者往往被后者包围而沉默，所以主流话语接受反对缠足的声音，过滤缠足女性的个人情感。其实《三寸金莲》表现的是儒家秩序下的性别认同。女性缠足就像男性科举一样，提供了社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同时，小脚和精致的鞋子也是特权阶层的象征。综上所述，缠足只是女性通过改造自己的身体来达到目的的一种形式，这种声音是因为民族危机感而迷失在男性知识分子构建的话语框架中的。

正如金的重点不是讨论杀婴现象在中国是否普遍一样，高的重点也不是讨论缠足是女性不幸的羁绊还是传统文化落后的象征。他们关注的是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知识和思想是如何通过层层生成和积累的，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其实这种反思在北美学术界开始的比较早，也有很多经典的研究。与这篇文章相关的是《危险的快感》，是何晓为了讨论20世纪上海的卖淫问题而写的。和杀婴、缠足一样，卖淫也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研究课题，由于作者独特的出发点，这本书令人印象深刻。他发现，当时妓女的记录往往是不同口径的，有时被描绘成玩弄男性的蛇蝎美人，有时成为值得同情的无辜受害者，而这些不同的呈现又与医疗、法律、行政等更为复杂的公共问题交织在一起。因此，她指出男性知识分子通过作品中对妓女的讨论来表达他们对快乐、危险、性别和民族国家的关注，澄清这一点将有助于进一步区分女性的个人声音和这些话语，就像她在她的书中所揭示的那样。英国文化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在分析为什么“知识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时提到，其中一个动机来自于迎接挑战——全球历史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讨论非西方文化知识成就的需要。上述几部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回应了这一挑战，并提醒我们在解读文学时，应该对文本的表达持批判态度，对文本所涉及的人和事感同身受。

注释和参考资料

王者，田美雪。2014.生与死之间:新世纪中国的杀婴现象。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至于开篇引用，既然作者手头没有原引用版本，那就参考另一个版本吧。《苏轼:与朱鄂州的一本书》，《苏东坡全集》第五卷，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2474页。

关于于之的讨论，见迈尔青《太平天国英文书》第二章。迈耶-方，托比。2013.遗留问题:如何处理19世纪中国的内战。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哈里森，亨利埃塔。2008."“小钱买一便士”:法国神圣童年协会在中国，1843-1951年. "美国历史评论113: 72-92。中文版见蔡译:《请捐一分钱给中国孩子》:法国天主教中国圣婴会，《全球历史评论》，2017年第12卷，第176-201页。

柯，多萝西。2005.《灰姑娘的姐妹》:缠足的修订史。加州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中文版见苗韦偃译:缠足:金莲崇拜的演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她的帽子，盖尔。1997.《危险的快乐:二十世纪上海的卖淫和现代性》。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中文版见韩民忠、盛宁译:《危险的快感:20世纪上海的妓女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伯克，彼得。2016.什么是知识史？英国剑桥；马萨诸塞州马尔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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