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思想家龚自珍滥赌败家沦为笑谈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滥赌败家沦为笑谈 这跟朝廷禁赌不力有莫大关系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乱赌丧家，与朝廷禁赌不力有很大关系。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它们。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以《已亥杂诗》闻名于世。论才情，像他这样的名士早该「 ”学而优则仕”了。然而造化弄人，尽管龚自珍致力仕途，可一辈子也就是个从七品京官，而且是个闲职。位卑职低，谈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道光九年，38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在殿试对策中，他仿效王安石「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龚自珍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了改革主张，阅卷考官均为他的才情所折服。 龚自珍像 然而，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 ”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 ”不倒翁”，他以「 ”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而所谓「 ”楷法不中程”，也就是龚自珍的楷书写得不好，不是当时科举考试流行的「 ”馆阁体”。以字取人，这与买椟还珠有何不同呢？庸官害人，这让龚自珍的内心十分郁闷和痛苦——不得志！个性遂变得豪放不羁。他嗜冶游，平居无事时，非访伎即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以示鄙夷之意，人称「 ”龚疯子”。 麻将牌 仕途无望则钟情声色犬马，这是一些文人的通病，也是他们麻痹自己的解脱之道。龚自珍也不例外。因为声名显赫，经常作为嘉宾参加一些聚会，他随波逐流，逐渐养成了滥赌的习惯。小赌修身养性，大赌则倾家荡产。龚自珍作为一介小京官，俸禄不高，虽有父亲时常接济，但也经常入不敷出，哪里还有赌博的闲钱呢？然而龚自珍就好这一口，他喜欢摇摊，在他房间的蚊帐顶部满画一二三四等数字，有空就躺在床上，观察那些数字，研究数字变化的规律。就像现在彩票流行，一些彩迷便购得开彩机，每天在家里研究那些彩票号码一样。龚自珍经常自夸善赌，但是一上赌场，他常常是惨败而归。 扬州瘦西湖 有一天，扬州某盐商家大开宴会，名士巨贾都到了。酒足饭饱，大家便在屋后花圃中作樗蒲戏，这其实是一种赌博游戏，有点像现在的掷骰子定输赢。龚自珍囊中羞涩，只得避开大家的高声喧哗，假意在池塘边赏花。有王生后来，仰慕龚自珍的声名，见他在一边「 ”扶花弄月”，就赞许他品行高洁。谁知，龚自珍却说，通过计算，自己今天一定会赢钱。可惜兜里没有本钱上阵，落得英雄无用武之地。要是有人借他本钱，一定能够满载而归。王生本是富商，又是龚自珍的粉丝，于是慷慨解囊赠之，一起入局参赌。龚自珍每局都参加，结果却连连败北，三五局下来，已经输得精光。龚自珍非常尴尬，只得悻悻而去。 澳门赌场 按龚自珍的才情，就算是个小京官，生活也可以过得很滋润。因为一个名人，想要挣钱相对还是比较容易。但是，龚自珍不善理财，又滥赌好色，生平所得金钱不少，都随手花掉了，家里几乎没有积蓄。最严重的时候，居然穷得揭不开锅，连妻儿老小也跟着受苦，一时沦为同僚中的笑谈。赌博赌博，家产越赌越薄，清朝认为民间的陋俗奠过于赌博，故清朝在全国公布禁赌令。有些地方还开展宣传禁赌，四川广元，出现了刻有禁赌内容的碑文。碑石一再强调赌博有伤风化，误事害人，劝告人们千万不要因贪小利而失大节，一定要唾弃赌博。 清朝重视禁赌，在立国之初就规定，凡用财物赌博的都杖刑八十，赌金充公。雍正时规定，开赌场并从中渔利者，初犯判入狱三年并杖责一百；再犯则杖责一百并流放三千里之外。为赌博提供场地者，初犯判入狱二年并杖责八十，再犯则入狱三年并杖责一百。对旗人更加严厉，凡是开赌场并抽头得利者，都被判监侯斩。雍正时严禁售卖赌具，违者重罚，凡售卖和制造赌具及赌博者，处以责杖、流放、发配、充军等刑罚。官员赌博，一经查实，立即罢免，永不录用。 旗人舞 与历朝统治者一样，清朝也把禁赌的重点放在各级官吏身上。早在崇德年间，清太宗就告诫旗人：赌博是耗财之源、盗贼之本，你们以后一定要严禁赌以财物。清朝的统治者认为，官吏既然身为大臣，如果再去赌博，怎么还能管人呢，只有自己不赌才可能去禁赌。由此得出了「 ”治民先整官”的结论。《大清律》规定，官僚赌博，比常人罪加一等。嘉庆十八年，为解决大清宗室的生计，把当时七十户闲散宗室从北京迁到盛京，并安置了他们的生活。可有一名叫盛云的宗室，长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以嫁女儿为借口，请假回北京，开赌场并抽头得利，被官兵查抄时，还手执铁器，伙同众赌徒拒捕并打伤官兵，结果被交至宗人府监禁三年，「 ”开印后”还要重打四十大板。 八旗子弟 清朝还执行禁赌长官负责制。凡县属职官犯赌，便惩罚知县；府属职官犯赌，责惩知府，以此类推。包庇赌犯者，长官要降三级。属官犯赌罪而失察者．同一个城市的长官降一级调用，如对于不在同一城市的长官罚俸一年。对于禁赌不力的官员，要给予经济、行政上的惩罚，对于那些治下百姓犯赌而不知者，罚俸三月，知而不究者，罚俸一年。反之，奖励禁赌认真的官员，如果破获捉拿了制造赌具的案犯，督抚等官记功两次，知府官加一级，知县也官加二级。禁卒、官员查获赌博所获银钱都奖励给查获之人。因此，清朝一些大吏、将军，禁赌十分卖力。 康熙年间，江苏巡抚、理学名臣汤斌，发布文告禁赌。他说，像马吊纸牌之类的赌博，耽误时间，妨碍工作，流氓无赖引诱纨挎子弟，动辄输赢千万，日夜高声呼喊，奸淫盗窃也乘虚而入。又说，赌博是败家的原因，也是成贼的本源，因此要严惩。相传汤斌上任后，犯赌者一律枷锁示众，他还在横塘建成了逍遥楼，此楼中赌具很全，犯赌者要被关进去，七日不给吃饭。进入此楼，与送死无异，所以没有一个敢以身试法的。他的禁赌颇见成效。乾隆时陈宏巡抚吴地，指出三吴赌风逐渐兴盛，富绅大赌是其祸根。又因赌博败家并诱发其它犯罪行为，因此，对于犯赌的，必须从严治罪。又如，湘军将领江忠源一直严厉禁赌。李成当官后，官府所到之处绝没有赌具，署里面也没人敢以身试法。 清朝官员 同时，清朝政府还对揭发之人予以鼓励，在参赌人员中，凡率先自首的，可以免罪，将输的钱发还并获得所缴赌金的一半。清朝实行禁赌连坐法，一人赌博，如果邻居知而不举，即被判杖一百，如果邻居还从中得利被判杖一百入狱三年。由于措施严厉，禁赌很具成效，康熙时「 ”田畴益治，井里晏眠”。雍正时赌具的制造者和赌徒都另谋职业，家室也安定下来。但清政府禁赌成就是暂时的。由于清朝禁赌法律条文十分繁杂，难以[执行，且禁赌政策经常变动而且趋向宽弛，致使清末赌博风再盛。 清朝除明令禁赌以外，还靠家庭、宗族的影响与势力来戒赌。不少宗族制定的族规严惩赌博者。湖北省枣阳市江口村村民的祖先王氏，在村口树立「 ”不赌碑”一块以告试子孙不要赌博，碑文记载王氏之族规和王氏发家之艰难过程，规定赌博者，轻则打屁股罚跪，重者要被逐出家门，此风至今犹存，此村男女老少绝不参赌。 祠堂 以赌博多弊教育子孙后代者，在皇帝之中非清朝初期的康熙、雍正、乾隆莫属。康熙在其「 ”家训”中，对赌博弊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 人活在世上，有政事要以政事为主；有家计要以家计为主；有买卖要以买卖为重；有田耕要以耕田为重；读书人要以读书为重；即使没有事可做的，也应该有一项专长来安身立命，可是偏有好赌的人不顾身家性命，借赌博之名，实际行为与强盗无异，贪图别人钱财而落入陷阱，以后又为了扳回本钱，而越陷越深，终于倾家荡产。一入赌场则朋友反目，为钱伤了和气，好赌者往往名利两失。 康熙如此谆谆教诲，目的就在于让子弟引以为戒。康熙真可谓用心良苦。 康熙帝 与此同时，父母对于违反家法庭训规定了具体处罚措施。 一是叱责。如清朝张延玉《澄怀园语》记载其家祖训曰：「 ”先公曾经在印章上刻道：赌博乃万恶之道，凡是参与赌博的，就不是我族子孙。”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严厉的叱责，包括了更厉害的开除赌博者族籍、家籍的惩罚。这种惩戒，不仅为大户人家使用，一些寒门之家也采用这种做法。因为在封建社会里，人们一旦被宗族、家庭叱责，开除家籍，就等于从当地被驱走，只得流浪他乡，而要安身异处，想生存下去实在十分困难。因此，这是一种相当严厉的家法。 二是实行一些简单的皮肉惩罚。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善化的李恒斋，名文熠，十分厌恶赌博，他说：「 ”大凡倾家荡产之辈，多是因为赌博。”家人有犯赌的，必遭到重罚，亲友中有的以赌博来娱乐的，听到李恒斋到了，就赶快藏起来。江西临州的孔氏也在他的家法中说到如果子孙赌博被父母、族长发现，必重责。 禁赌 纵观整个封建时代和近代，除了某些农民起义短时间所占的部分区域外，从战国至清朝，统治阶级尽管采取了一些禁赌措施，也有一些成效，但赌博总是屡禁不止，时严时松。这首先是因为封建统治者，不论是天子还是官吏，喜欢赌博都不在少数，上行下效，禁赌也就很难真正实施。其次，是官官相护，相互包庇；勾结黑势力，大搞赌博。还有一个原因，是政府公开征收赌税赌利。1902年，广东巡抚丁振铎为了筹措庚子赔款，居然成立了「 ”闱姓赌博充承公司”，滥征赌税。赌博被官方默许，还谈什么禁赌！最后，在法律上特例太多，如赌武艺、赌饮食均不作为赌博，不予以处罚。事实上，有些赌博如射鸽等也可以在「 ”武艺”的掩护下进行，饮食可以转化为钱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