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时期货币和税收政策为什么逼迫卢杞只能向商人硬借钱 唐德宗时期货币和税收政策为什么逼迫卢杞只能向商人硬借钱

为什么唐德宗的货币和税收政策迫使齐鲁向商人借钱？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整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紧接上期《唐相卢杞上台为什么会遇到极端困难的财政状况？》或者《从经济上切断唐帝国长安命脉的三个南方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打仗需要钱，那么大战在即，唐德宗兜里有多少钱？或者说卢杞政府有多少钱呢？ 据资治通鉴记载了一条信息，即到建中元年底，长安的唐王朝还有多少家底。 天下税户三百八万五千七十六，籍后七十六万八千余人，税钱一千八十九万八千余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斛 这应该是实行了两税法后第一年的成绩。 当时的需求可能是多少呢？战事起来，钱就没谱了，所以只能估计。当时的杜佑有个数据 度支使杜佑计诸道用军月费一百余万贯，京师帑廪不支数月；且得五百万贯，可支半岁，则用兵济矣。 这个估计的数据应该是到了建中二年的春天，起码是战事已起，而卢杞开始当权之后。 《新唐书奸臣卢杞传》给了一个更为有感觉的数据： 是时兵屯河南、北，挐不解，财用日急。于是度支条军所仰给，月费缗百余万，而藏钱才支三月。 .贯和缗都是穿钱绳，旧时钱千文称一贯或一缗。上年底的税钱是一千八十九万八千余缗，如果除以500万，那么可不是就三个月的事情吗？皇帝几乎得饿肚子了。 从资治通鉴给的记录看是当时马上在正常的两税之外又增加了一个针对商人的十一税。这当然就等于给商人增加负担了。 奇怪的是，此外没有过多记载当时朝廷是怎么筹措军费的。 如果看看《旧唐书》的卢杞的传，就完全不同了。 杞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赞亦无计可施，乃与其党太常博士韦都宾等谋行括率，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冀得五百万贯。上许之，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敕即下，京兆少尹韦祯督责颇峻，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搒箠，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都计富户田宅奴婢等估，才及八十八万贯。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长安为之罢市，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杞初虽慰谕，后无以遏，即疾驱而归。计僦质与借商，才二百万贯。德宗知下民流怨，诏皆罢之，然宿师在野，日须供馈。 首先，这个搜集民财为了军费是个过程，不是一天的事情。而当时，之所以这么鸡飞狗跳，是因为据《资治通鉴》记载，在这年的六月份，以魏博节度使为核心的北方几个藩镇正式起兵了。所以，此时如果拿不出军费来，那可就是要要了老命的事情！谁不急？钱，这种东西，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的时候真没有。而且我们唐代的宰相还是比较淳朴的，没有想到用乱发货币的方法，比如用劣质的铜钱等等。这点在古代也是常用的。当然，军争在即，估计也来不急了。毕竟，造钱也得些时候。不过总的看，次此战事期间，李唐没有在钱上动手脚，也是件怪事。其实背后还是有原因的。 唐朝初年，唐王朝正式使用的钱是开元通宝，效果非常好，直接使用到了安史之乱之后。安史之乱，李唐一方面丢掉大量土地喝人口，一方面要增加军费对付安史之乱，自然对钱的需求量就大了。这样，在钱的方面动脑经也就自然了。于是，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共计三年。）七月御史中丞奏请铸行「 ”乾元重宝”，以乾元重宝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这就是理所当然的货币贬值。安史之乱的时间是从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底开始到唐代宗初年。所以，乾元重宝就是为了筹措军费的变质手段。据当代实物考证，乾元重宝钱径2.7厘米，重5.97克，钱文隶书，顺读，书法精妙，有光背及背下俯月、朱雀、穿上或穿下祥云或星文的。 但是这种以一顶十的钱，很快就不够用了。说明贬值还不够狠。 于是李唐政府于乾元二年铸行乾元重宝重轮钱，钱背面外廓双层，故叫 「 ”重轮钱”，以一当开元通宝五十文。这次狠了。通胀率比上年的那个高百分之五百！如果比起开元通宝来，那就是贬值了五十倍！重轮钱钱径3.5厘米，钱文隶书，顺读。这两种「 ”重宝”在发行中不断减值， 乾元重宝重轮钱流通至第二年，改为一当三十，又有所调整。开元通宝小平钱与当十钱皆以一当十，后再改与乾元重宝重轮大钱都以一当三，直至一当一行使。实在够乱。另一方面，在货币不断减值的情况下，物价却不断抬高，一斗米涨至七千文，以至于饿死的人相枕于道。这就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几乎不被人提起的代价！老百姓担负了巨大的负担和损失！到肃宗死后代宗继位时，便下令停铸大钱，独行开元通宝小钱。这种小钱现在可见的是直径1.7厘米,穿径0.7厘米,重1.6克。该钱黄铜质平背,锈蚀较重铸工不精。早期开元钱轮廓深峻，面文精美。"元"字第二笔左挑。钱背初铸无纹饰，稍后有月纹。钱径2.4厘米，重3.6克。估计是作为正式的开元通宝的辅币而流通的。不过战乱之后也贬值了，抵原先的开元通宝大钱十个。代宗停铸的钱肯定是乾元重宝了。 之所以停铸，一方面是安史之乱快要结束，一方面肯定是是在不得人心，对百姓盘剥太严重了。本来安史之乱刚开始的时候，李唐百姓的日子还不是那么艰难，可是军兴以来就将之前的经济基础几乎完全破坏掉了。 唐代宗大历年间似曾铸有「 ”大历元宝”钱，史书未有明文记载，但传世有实物。此钱径2.3厘米，钱文隶书旋读，为小平钱，背无文。这就与开元通宝的差距不大了。直径看差0.1个厘米。当然，代宗时期，对藩镇是多有姑息。对老百姓也是务在收取民心，所以不敢通过货币盘剥太重。 转眼到了我们说的德宗建中年间，史书曾有铸钱记载，但也未记载是什么钱。此外传世有「 ”建中通宝”钱，钱径2.1厘米，重1.8-2克，钱文隶书，旋读，光背无文。这两种钱铸造较粗糙，在新疆等地发现较多，而内地倒较少见，在1992年新疆库车附近曾出土过大量的建中开元及乾元钱等。这些钱铜质具有新疆当地所产之铜的特点，并非中原所产的铜，故应是唐时所设安西都护府时驻扎在此的守军自铸的钱币。所以这些钱却与朝廷没有关系。 德宗时恢复通货紧缩政策，减少钱监，停止铸钱，市场中通货经常不足，因而物价无力，钱币的购买力颇高，此后各帝王莫不谨守此法，不敢踰越，直至唐武宗继位，毁佛铸钱。反过来说，在唐德宗被藩镇打得东奔西跑的时候，也没有敢砸佛像造钱！ 当然，这也是个盘剥的办法，物价低不是因为真正的功应充足，而是货币少造成的。这在政策上其实是走到了反面了。肃宗时期的货币贬值，是用劣币+贬值的方法从老百姓手中搜刮，做法比较明显，德宗时期币值高，依然可以从老百姓手中搜刮而且，老百姓还没有的说。当然，德宗的这种做法是对有钱非常有力的。只要你有钱，那么你几乎是等于用美元去苏联刚解体的俄罗斯花钱了。十美元都是大富豪。那么谁有钱呢？除了权贵之外，当然首先是商人了。所以，德宗的通货紧缩的政策是对商人极其有利的，特别是对于高利贷！！！当然只要你有钱，就可以放高利贷！ 反过来再看杨炎的两税法，专以要钱为主要的交税手段。其实更加加重了货币的购买力，更加有利于有钱的阶级了。富豪，大商人，当然要包括大量的在京城的西域胡商，都是杨炎两税法的既得利益者。 这样，如果我们将帝国的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结合起来，那么其实就容易得到这样的结论，当时的长安城里的财富相当一部分控制在商人手中。权贵阶层是不能碰的，那么，如果在长安内迅速筹措军费只能向商人下手了。此外没有其他办法。这其实就是为什么朝廷要和长安的商人借钱的原因，而且按照杜佑的算法也就是一个月的军费500万。 结果是政府强行去借，与抢无异，甚至还逼死了人，一是要钱太急了，当然这是军情逼的另外则是手段太恶劣，这是急需用钱的结果，带着木笼囚车大夹板，谁不借钱，立刻抓起来。如果觉得你有钱不借，那就更得用酷刑手段了。实在没钱的，或者是就是死也不愿拿出来的，就只能以死对抗了。可是就是这样，也才得到了88万贯，这还差得远！ 长安不亏是帝都，还藏着不少钱。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存钱的地方。存钱或者是东西的地方设有僦柜，即柜坊中所设的保管柜。唐时商业繁荣，城中富商巨贾，为了财物的安全和避免搬运麻烦，常将钱物储存柜坊。存户需用时，可出帖或用信物向柜坊支领，并付一定的费用。这种非用叫僦柜纳质钱，是唐宋时，政府对都市中收费代客保管金银财物的柜坊所征收的赋税。政府对柜坊征税。这就是金融业真正的鼻祖业务——代替客人存金银，这点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西方的银行就是在这种机构上发展而来的。朝廷向金融机构借的数量比率是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长安为之罢市。可见，这是对唐代的金融巨头下手了！反过来说这些唐代的金融巨头们分明是不爱大唐啊！没有积极的将钱拿出来支持朝廷平叛战争啊！朝廷对这些巨商大贾下手也实在是情理之中！万没想到，唐代的金融巨头们能力非常强大，影响力及其巨大，居然号召罢市！而且带领百姓当街拦住卢杞的轿子告状——告京兆尹的状。卢杞只能作罢，回去跟唐德宗商量，就是都算上，连借的钱，带从这个金融巨头手中硬借的，也不过200万缗，还是差得远。半个月都支撑不到！民怨沸腾，只能作罢。可是军费还是没有着落，而仗，其实早就开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