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二帝时代迁都、北伐和帝位传承制度三者的关系及其变迁 北宋初二帝时代迁都、北伐和帝位传承制度三者的关系及其变迁

北宋第二帝时期资本运动、北伐和皇帝继承制度的关系及变化边肖为大家收集并出版了以下文字资料。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它们。

简单来说，宋初，迁都洛阳、北伐辽国和帝位如何传承其实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一方面动，另外两方面也会动。 从总体看，北宋其实对国家版图是坚持了有限帝国疆域的原则，比唐王朝的大帝国僵域要小太多，基本上是主要的传统农耕地区，游牧部落地区完全没有控制到。 这并不等于说北宋君主没有北伐辽国一统天下的想法，我觉得这甚至是北宋诸帝的一个历史使命，直到徽宗时期联合金国灭了辽国。当然，随后宋自己也被金给侵吞了大半个江山。 这种一统天下的战略构想，从宋太祖就有了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专门设立了一个储存用于收复北方的财政库房。他打算是先用收买的办法，把石瑨唐让给契丹的幽云十六州买过来，如果不行，那就当作军费。 初，太祖别置封桩库，尝密谓近臣曰：「 ”石晋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会宴驾，不果。 其实，他迁都洛阳的打算，是与北伐契丹，建立如唐朝一样的大帝国的战略步骤。这是与洛阳地处天下之中的战略地位相关的。宋太祖明确说，迁都洛阳也不是目的，最终打算迁都到长安。可见，迁都长安才是他最终的目标。而迁都长安当然就是以汉唐规模来建设帝国的战略构想。 帝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陈八难，帝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谏。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曰：「 ”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帝亦弗从。晋王又从容言迁都非便，帝曰：「 ”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谏，帝曰：「 ”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 ”在德不在险”，帝不答。王出，帝顾左右曰：「 ”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宋太祖最终也是认为迁都是对的。 当然，如果以汉唐为帝国的目标，那么北伐契丹将是不可避免之事。 赵匡胤北伐躲在太原的残存的刘汉其实就是这个战略步骤。也就是说北伐和迁都是有内在联系的。 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要群臣或者说整个主流社会支持才行。 很遗憾的是，宋初，没有这个社会条件。 从辽国来说，辽国也是在励精图治的，经济发展很好，可以支援刘汉粮食。特别是在今天北京地区，其实当时是以畜牧业为主。这点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北京地区的平原并不是农业区而是畜牧区。不排除有农业，但是肯定是以畜牧业为主。当时有人想在北京地区搞农业，辽国内部反对的人说如果搞了庄稼，汉人来攻，就不利于我们反击了。这是北宋初年今天北京地区平原地带农业较少的一个证据。这是在经济形态上不利于南方收复的基本原因。据说不知道谁宣扬说宋朝要北伐辽国，当时在开封地区一下子就跑了四万家人，足见民心不自持北伐辽国的。不过这并不影响宋太祖南伐西蜀、南唐等等。 这点在宋太宗时期借消灭刘汉趁机移师幽州试图收复这座北方重镇之前，宋军的普遍心态是不支持的，不乐意的。所以最终宋太宗大败高梁河是有必然性的。 初，攻围太原累月，馈饷且尽，军士罢乏。刘继元降，人人有希赏意，而帝将遂伐辽，取幽蓟。诸将皆不愿行，然无敢言者。 毫无疑问，大臣不支持，皇帝自己是难以办到的。当宋太祖透露了将最终迁都长安的雄伟目标后，其帝位就不能再传给儿子了。因为宋太宗的「 ”在德不在险”的回答，最终不过是说宋太宗是不支持太祖建立汉唐那样的大帝国的。这样，宋太宗就自然被支持者所拥立。宋太宗是当时在太祖晚年的反对北伐的代言人而已。 到了宋太宗称帝登基，就变卦了，帝王的眼界让他自然就将回复汉唐旧业作为自己的历史任务。其实这是自然的。我国的地理关系都是有机联系的。开封不适合作全国性的首都是一目了然的无险可守，这是它的大缺点。比起来开封，关中当然是最好。其次是洛阳。而迁都关中，迁都洛阳，都意味着要恢复汉唐旧业。因此，从帝国安全角度，这当然是皇帝的第一要务，他也会考虑迁都并且北伐的。 事实证明，行不通。 高梁河惨败说明了辽国是不可战胜的，起码当时是不可战胜的。 换言之，高梁河战败最终确定了宋太宗不再北伐扩张的国防战略，最终也就形成了北宋一代有限帝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这才是之后北宋群臣拥护宋太宗传位于子，开启父子相承的传统的根本原因。 他之所以长期在高梁河战后不赏赐灭北汉的将领的军功，其实正是不再北伐的战略决心的体现。既然不再北伐，那么，奖励那些将军就没有必要了。 这种做法并不新鲜： 彬归自江南，诣合门进榜子云：「 ”奉敕差往江南句当公事回。”时人嘉其不伐。彬之行，帝许彬以使相为赏，及还，语彬曰：「 ”使相品位极矣，且徐之，更为我取太原。”因赐钱五十万。彬至家，见布钱满室，叹曰：「 ”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过多得钱耳！” 这是大将曹彬灭南唐后回来的事情。宋太祖就没有怎么赏赐。对于南征南唐来说，五十万钱几乎算不上赏赐了。曹彬的特点就是显示了不是特别的具有进取性。将帅如此，奖励又有什么意义？ 而太祖的儿子赵德昭之死就证明了军中存在着一股强烈的反对北伐的势力，曹彬其实也是成员之一。 初，武功郡王德昭从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帝所在，或有谋立王者，会知帝处，乃止。帝微闻其事，不悦。及归，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议者皆谓不可，于是德昭乘间入言，帝大怒曰：「 ”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惶恐，还宫，谓左右曰：「 ”带刀乎？”左右辞以宫中不敢带。德昭因入茶酒阁，拒户，取割果刀自刎。帝闻之，惊悔，往抱其尸大哭曰：「 ”痴儿，何至此邪！”追封魏王，谥曰懿。子五人。 是月，诏作太清楼。 之所以军中想拥立赵德昭当然是反对宋太宗的北伐政策导致的。这个细节还是在高梁河之战前的事情。赵德昭向太宗讨赏自然是要收买人心，特别是他身后的那群打算拥立他的人。而宋太宗通过久不行赏其实已经把政局稳定了。接着下诏修建太清楼就是明示。太清，不过是说无欲无为的意思，走老子的路线。自然不会再北伐了。 太平兴国五年辽乾亨二年。庚辰，九八零年 十二月，以杨业领云州观察使，知代州事。业自雁门之役，辽人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主将屯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 帝因辽师退，遂欲进攻幽州。戊寅，以刘遇充幽州西路行营壕寨兵马部署，田钦祚为都监；曹翰充幽州东路行营壕寨兵马部署，赵延溥为都监。复命宰相问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事之可否，昉等请养骁雄，广积储，宽诸期岁之间，用师未晚。帝深纳其说，即下诏南归。 另外，同月，左拾遗、直史馆张齐贤上疏反对北伐。 议者皆言宜速取幽蓟，左拾遗、直史馆张齐贤上疏曰：「 ”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戎翟，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蓄力养锐，以逸自处，如是则边鄙宁，辇运减，河北之民获休息矣。然后务农积谷以实边用，敌人之心，固亦择利避害，安肯投诸死地而为寇哉！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土，角强弱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内安本固，则远人敛衽而至。伏望审择通儒，分路采访两浙、江南、荆湖、西川、岭南、河东，凡伪命日赋敛苛重者，改而正之；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长吏闻奏，使天下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则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也！” 以左拾遗、直史馆嘉州田锡也是反对的。太平兴国六年辽乾亨三年他对宋太宗上书：「 ”今北鄙驿骚，盖以居边任者，规羊马细利为捷，矜捕斩小胜为功，起衅召戎，实由此始。伏愿申饬将帅，谨固封守，还所俘掠，许通互市，使河朔之民得务农业，不出五载，可积十年之储。”又曰：「 ”国家图燕以来，兵连未解，财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忧。愿陛下精思虑，决取舍，无使旷日持久。” 雍熙三年春，宋太宗为报高梁河之辱而伐辽，亲征幽蓟，战事迁延，久未班师。 曹彬等未还，赵普手疏谏曰：「 ”伏自大发骁雄，往平幽蓟，百万家之生聚，飞挽是供，数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兹所谓以明珠而弹雀，为鼷鼠而发机，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况旬朔之间，便涉秋序，内地先困，边廷早凉。彼则弓劲马肥，我则人疲师老，恐当此际，或误指呼。愿颁明诏，速议抽军。臣又思陛下非次兴兵，必因偏听，小人倾侧，但解欺君，事成则获利于身，不成则贻忧于国。昨来议取幽蓟，未审孰为主谋？虚说诳言，总应彰露，愿推其人，置之刑典，庶昭圣听，以厌群情。臣欲露肺肝，先寒毛发，投荒弃市，甘俟显诛。”赵普这是反对北伐的最为明确的意见。 虽然从雍熙四年辽统和五年 帝将大发兵攻辽，遣使往河南、北诸州募丁壮为义军。京东转运使下邑李维清曰：「 ”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争之。宰相李昉等相率上奏曰：「 ”近者分遣使传出外料兵，自河南四十余郡，凡八丁取一，以充戎行。臣等颇闻舆议，皆言河南百姓不同被边之民，素习农桑，罔知战斗；遽兹括集，或虑人情动摇，因而逃避为盗，更须翦除。矧当土膏之兴，更妨农作之务。望严敕续遣使臣，所至之处，若人情不安，难于点募，即须少缓，密奏取裁。”于是开封尹陈王元僖亦上疏言：「 ”精择锐旅，分戍边城，来则御之，去则勿逐。有备无患，古之道也。所集乡兵，虽众何用？况河南人户，非能便习武艺，不可尽置戎行。河北缘边诸州，颇有闲习驰射者，或可选置军中，令本处守押城池，而河南诸州一切停罢。”帝然其言。诏询安边策，殿中侍御史赵孚奏议，大略谓宜内修战备，外许欢盟，帝嘉纳之。 杨继业的事情看，宋太宗还是想北伐，心里痒痒的，可是最终不能抵抗朝臣的反对。到了雍熙四年，北伐派还在蠢蠢欲动，可是依然被反对派给阻止了。这里的意思就是汉族或者说农耕地区的地主阶级要发展生产，反对发动军事行动。当然这说明朝廷内部或者社会内部整体关系是和谐的，没有大的矛盾。对外扩张根本没有社会动力。 可笑的是，这与我们的评书杨家将完全相反。 田锡上书稍后，赵普就被宋太宗召回京城再次担任宰相了。 太子太保赵普奉朝请累年，卢多逊益毁之，郁郁不得志。普子承宗，娶燕国长公主女。承宗适知潭州，受诏归阙成婚礼未踰月，多逊白遣归任，普由是愤怒。会如京使大名柴禹锡等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帝召问普，普言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复密奏：「 ”臣开国旧臣，为权幸所沮。”因备言昭宪顾命及先朝自愬之事。帝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并发金匮得誓书，遂大感悟，即留承宗京师，召普谓曰：「 ”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为司徒兼侍中。 帝之始即位也，命廷美尹开封，德昭、德恭并称皇子，外议皆谓帝将以次传位。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继夭，廷美始不自安。它日，帝尝以传国意访之普，普曰：「 ”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普复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则普之为也。 宋太宗的感悟就是赵普是反对北伐的一派的。当初宋太祖将他撵走，其实是因为和自己的政见不合。现在帮助宋太宗建立父子相传的帝位传承制度正是汉族地主和汉文化传统的需要。而当初，赵普实际上应该是反对宋太宗继位的。换言之，反对北伐和父子相承的帝位传承制度是一体的。按道理这该和宋太宗是一派的。可是他的矛盾又在于反对兄弟相传，这就又与宋太宗自身的利害关系发生矛盾，或者说与宋太宗身后的利益集团发生矛盾。所以，太宗也难以保他。外迁任职，对于赵普来说可能更是好事情。 赵普在太祖晚年是左右为难的。 宋太宗时期，多逊因涉连秦王赵廷美结党营私案，被捕入狱。初判死刑，诛斩九族。这说明卢多逊是个坚持兄终弟及的派系。这自然与汉族文化传统所不容。传位给弟弟，这在当时是与北伐和恢复汉唐旧业为一体的，等于推翻了太宗时期确定的国策，在太宗完全掌控天下后他还这么作，那么失败就在所难免了。父子相传的传位制度就是稳定，这与对外发动扩张战争是不一致的。 其实赵普的贪财，和与枢密使李崇矩结为儿女亲家，不过是在说赵普已经没有对外扩张的意志了，他们开始做起发财的太平时节的日子来了，也就是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了。而宋太祖是要北伐的，这就与太祖的政治理念不同了。另外，这种儿女亲家的事情其实已经隐含了父子相承的意思，就是重视下一代的利益。可是太祖身边还有个虎视眈眈的弟弟呢。 最终停止北伐的国策是在端共二年经过了一番大讨论定了下来。此后，不再见有大的北伐行动。 而太平兴国七年，赵普再度为相，开始打击赵廷美，太平兴国八年，宋太宗让儿子后来的真宗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太平兴国八年，授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韩王，改名元休。端拱元年，封襄王，改元侃。换言之，赵普再度为相其实是反对北伐的派别的胜利。赵廷美的所谓嚣张不过是他的对外扩张的战略在个人性格上的反应而已。打击赵廷美是宋帝国重大的政治斗争，是帝国的国策的选择和竞争的结果。 他端拱元年改名，封襄王，这就是襄赞的意思。准备接班了。而端共二年就最终结束了是不是北伐的大讨论。这等于为宋真宗接班铺平了帝国国策的道路。当不再北伐，不再以汉唐旧业为帝国目标的时候，宋太宗才可以安然地让儿子真宗接班，完成汉文明的父子相承的帝王家的制度。到此，北宋的帝国国防战略，国家建设目标，帝位传承制度最终确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