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论证手法为例 以论证手法为例 且看苏轼引经据典中的「 ”气宗”与「 ”剑宗”

以论辩手法为例，看看以下苏轼语录中齐宗、简宗的文字材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整理。让我们一起快速地看一看它们！

苏轼一家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个奇特而显眼的存在。他们父子三人几近占了唐宋八大家的半壁江山。其中尤以苏轼的名气最大，苏轼的名气大可能是因为「 ”大江东去”，也可能是因为「 ”月有阴晴圆缺”。苏轼的词就像是李白的诗，就是能让人随口来上几句。但是苏轼能位于唐宋八大家之列，靠的却是散文。 苏轼的散文像是南方的海，肆意张扬。学人吴伟业对苏轼文章的评价是：「 ”苏其如海乎！”但用苏轼自己的话来说则是：「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在苏轼的眼中，他的文章不是恣意张扬的海，而是万斛泉源。泉水虽无大海的肆意张扬，却有着山石的曲折，可以随物而赋形。如果说苏轼的文章是泉源，那是他的思想与观点必定是泉水，而山石之曲折的层次感，则是来自多方面，而这其中论证手法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一点。苏轼的才情似海，其文章的论证手法也是如江水滔滔、不胜枚举。鉴于笔者的能力有限，本文试分析苏轼文章中的论证手法——引经据典论。 金庸小说中华山派的武功，有着剑宗，也有着气宗。苏轼的引经据典的论证手法就像是华山派的剑法，有引用史事，也有着引用经典之分。 气宗：引用史事，切实精当 苏轼和许许多多的古代文人一样，对夏商周三代之治有着遥想和缅怀。苏轼在引用史事的时候也往往爱从三代之事入手。 苏轼引用史事来论证的时候，是可以看出他胸中学问的深厚，就像是武林高手一样，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他的引证详细明了，典故的来龙去脉也是叙述清晰。用曾国藩的话来说：「 ”东坡之文，其长处在征引史事，切实精当。” 苏轼有一篇文章叫做《张仪欺楚商于地》： 张仪欺楚王以商于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与儿戏无异，天下无不疾张子之诈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岂足道哉！而张又非楚之臣，为秦谋耳，何足深过？若后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举安，四夷毕服，礼乐兴而刑罚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无丝毫之获，岂特无获，所丧已不胜言矣。则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张仪之事楚。 因读《晁错论》，书此。 张仪影视形象 苏轼引用史事往往是来借古喻今，用史事来论证宋朝之事。在宋代许许多多的地主士大夫阶级的眼中，王安石变法是有悖宋朝祖制的大逆之举，伤害了士大夫，也伤害了国本。而苏轼文章的「 ”欺其君者”便是暗指王安石为首的变法一派。可能是政治立场的不同，也可能是文人相轻的毛病，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是持反对意见，他以历史上的张仪来喻王安石，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夸夸其谈、其言行都是伤害朝廷与庶民。在这我们不去论述苏轼与王安石的孰是孰非，单从艺术手法而言，苏轼的以史论今是非常恰当与合理的存在。 公元1069年的十二月，这一年在《宋史》中，也被称之为熙宁二年。为了阻止朝廷低价强行购买浙灯，保护灯民的利益，苏轼写下了《谏买浙灯状》： 昔唐太宗遣使往凉州讽李大亮献其名鹰，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诏曰：「 ”有臣若此，朕复何忧。”明皇遣使江南采，汴州刺史倪若水论之，为反其使。又令益州织半臂背子、琵琶扞拨、镂牙合子等，苏许公不奉诏。李德裕在浙西，诏造银子妆具二十事，织绫二千匹，德裕上疏极论，亦为罢之。使陛下内之台谏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须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不奉诏。陛下聪明睿圣，追迹尧舜，而群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窃尝深咎之。臣忝备府寮，亲见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诛，则臣又有非职之言大于此者，忍不为陛下尽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谨录奏闻，伏候敕下。 以唐论宋，是苏轼兄弟常常做的一件事。苏轼在《谏买浙灯状》一文中，搬出了唐代两位君王的典故，论及典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以劝谏宋神宗从俭远奢、从善如流。这一次劝谏，应该是苏轼在神宗年间做的最顺遂的事之一。 宋神宗赵顼是一位有野心，也有抱负的君王。他的心中也有着一个关于「 ”唐宗宋祖”的明君梦。他的励精图治、他的勤政为民，他爱天下，也爱惜自己的名声。我想这也是苏轼论证的策略，也是他劝谏成功的原因之一。 剑宗：引用经典，却不受经典的约束 我在前面提过，苏轼的引经据典就像是金庸小说中华山派的气宗与剑宗，虽然都是华山派的武功，但是总有着区别。 比起气宗式的引用史事，剑宗式的引用经典，则更多了一份灵动与分量。用茅坤先生的话来说，苏轼是个「 ”能按经传事情化腐为新”的论证高手。 公元1057年，这一年在宋代的历史上被称之为嘉佑二年。这一年的苏轼春风得意，进士及第。他在科举考试时，写了一篇叫做《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策论。在这一篇策论之中，苏轼大胆引用了的「 ”三杀之三宥之”的典故。 「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为何会说苏轼大胆地引用了典故，其缘由是这个典故是苏轼「 ”想当然尔”杜撰而来。苏轼的引用经典的一大特色，用典却不受经典之约束，就像是令狐冲跟风清扬学剑，除了学得古今独步的「 ”独孤九剑”之外，更领悟到了「 ”以无招胜有招”这剑学中的精义。 无招胜有招 再看苏轼的一篇《拟进士对御试策》，这是一篇奏折，也是一篇文章。对于皇帝的劝谏，往往是一件具有风险的事情，很多古代文人的论证艺术往往在奏折中凸显高度。 苏轼觉得百姓的空间太小，希望当权者可以让出更多的利益给百姓。对于古代权贵而言，祖宗之法与孔夫子的话是最具有分量和说服力。纵观古今之变法，往往假托孔子之名，许多士大夫不便直抒胸臆的话，也是靠孔子的嘴来说。苏轼劝神宗让利与民，他便是抬出了孔子，孔子曰：「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话是引用经典，也是对皇帝劝谏论证的一记「 ”杀招”，我们看不出它的杀气，但是它却能让宋神宗采纳苏轼让利于民的建议。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宋神宗是一位有野心的君王，他和很多文人一样，注重自己的名声。他渴望有建树，渴望在青史中留下自己贤明的名声。而苏轼也正是利用了君王的心理，用自己的用典论证来刺穿他的心理防线。 最后的一些话： 苏轼的文章似海也好，像是万斛泉水也好，引经据典在他的文章论证是一招鲜明的艺术手法。欧阳修在《举苏轼应制科状》中就称赞过苏轼「 ”学问通博”。博览群书的厚重感，让苏轼的胸中藏着无尽的学识，那种感觉仿佛是从金庸小说中走出的武林高手，内力深厚。在文章论证时，他的引经据典，一招一式都随意而发，比起弟弟苏辙，他的论证手法多了一分灵活，也多了一分浪漫。博大精通、内涵深厚的学识功底，让他在引经据典的时候，既有「 ”气宗”的浑厚，又有「 ”剑宗”的灵动洒脱之象。 不过读到苏轼一部分文章的时候，容易让人想起钱钟书先生。钱钟书先生的文章引经据典起来，仿佛是大河之水天上来，有一种一发不可收拾的感觉。可能是人的学问一多，便想得也多，想得一多，有时候难免有些用力过猛的地方。文章整体也难免会出现冗长、不枝不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