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 | 1965年6月26日 档案 | 1965年6月26日 毛泽东怒批卫生部 催生中国“赤脚医生”

档案|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愤然批判卫生部，诞生了中国的“赤脚医生”。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的。让我们快速看看！

54年前的今天，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与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地区”，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农村地区长期缺乏医疗和药品的问题，保护人民的健康。这就是“六二六”指令。这项指令对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长期缺乏医疗保健极为不满。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终于在1965年让他愤怒了。也许就连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愤怒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缺乏医疗保健的状况。

农民很难去看医生，毛泽东很生气

在旧中国的农村地区，缺乏医疗保健。农民病不起，就站起来。他们可以在小病中存活。他们得了重病，不得不等待死亡。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采取了多种具体措施加以解决。但当时国内受过正规培训的医生非常少，政府很难一夜之间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中药需要的仪器少，灵活方便，而且中药不贵，农民负担得起。因此，发展中医有利于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1958年，他指示:“中医是一座伟大的宝库，应该探索、整理和提高”。但是培养一大批中医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这些学过的中医也大多留在城市医院工作，所以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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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中央政府开始探索另一种解决方案——从城市派遣医生组成医疗队去农村治疗农民。毛泽东多次指示城市医院组织医疗队去农村治疗农民。众多医学专家纷纷响应，著名胸外科专家黄家思、儿科专家周、妇科专家林等纷纷加入，并派医生下乡。到1965年上半年，已经组织了2800名医科学生到全国各城市的农村去参观。

但由于医疗队数量有限，每次下乡只能去两三个乡镇，医疗队下乡只能轻装上阵。不可能带稍微大一点的医疗设备，把专科全部配齐，从而达不到为农民有效治病的目的。另外，医疗队长期下乡，各级医院要打乱日常工作安排人员，农村要花心思给医疗队安排住宿。所以很多地方组织长期没有坚持组织医疗队下乡，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依然存在。

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

毛泽东内心积压的愤怒终于在1965年6月26日爆发了。这一天，根据中央办公厅的安排，毛泽东听取了卫生部长钱新忠的汇报。钱信忠在做了卫生部工作的总体汇报后，谈到了医疗人员的分布和医疗经费在全国的使用比例:全国卫生技术人员140多万人，90%的高级医疗人员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费用只有25%用于农村，75%用于城市。毛泽东听到这些数字时很生气。他一脸严肃地站起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为全国15%的人口提供工作，而这15%主要是老人，广大农民没有医疗，没有药，没有药。卫生部不是人民卫生部。应该改成市卫生部或者市卫生部，或者市卫生部！”"我们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在农村培养一大批买得起的医生，他们就为农民服务。”

毛泽东生气后，卫生部立即研究并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因为毛泽东在这次愤怒中的指示是在6月26日，卫生部称毛泽东在这一天的指示为“626指示”。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再次召见卫生部部长钱新忠等人，讨论培训农村专职卫生人员的问题。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改善农民的医疗条件上，并提出了培养农村专职卫生工作者的总体思路。毛泽东说:“你读的书越多，你就越愚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但中国有五亿多农民。”毛泽东接着说:“医学教育需要改革，根本不需要读那么多书...高中毕业生读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这样的医生即使放在农村，即使技术不是很好，也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好，可以在农村养大。”

当毛泽东发出“626”指令时，他没有提到“赤脚医生”这个词。但是他的一个指示就是要有一大批乡村医生，他们要有能力给农村的农民看病。毛泽东还规定了培养这类医生的两个条件:第一，高中毕业生，第二，学医三年。这些只是毛泽东当时的一个基本想法，并没有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一个完整清晰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医疗卫生普及工作在全国迅速开展。

赤脚医生的诞生

上海对农村受教育少的年轻人的医学培训起步较早。“赤脚医生”一词最早出现在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原来这个公社在1965年夏天开始举办快速医学培训班，为期4个月，学习一般医学知识和常见病的简易治疗方法。学生完成学业后，将回到公社当卫生员。

第一批学生中，有一个是江镇公社大沟大队的王桂珍。因为王桂珍在班上努力学习，他很快掌握了医学知识。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江镇公社当卫生员，是该公社首批卫生员之一。当时第一批江镇公社有28个卫生员。从学校毕业后，王桂珍与众不同。他没有留在医院和其他农民那里治病，而是拿起他的药箱，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甚至去地里为农民治病。农业忙的时候她也参加农业劳动。

起初，农民不相信王桂珍能治愈疾病，但越来越多的病人被王桂珍治愈。人们开始宣传她，越来越多的人在找她看病。她开始在农民中享有声誉。

数据过滤=“过滤”电影《春苗》的原型，赤脚医生王桂珍

与王桂珍的事迹有关的，还有另一个人——黄玉祥。黄玉祥1953年毕业于苏州医学院。20世纪60年代初，他和妻子张爱萍被分配到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工作，直接治疗农民。毛泽东“626指示”发布后，成为包括王桂珍在内的首批农村医疗急救培训生的老师。同时，他经常去农村为农民治病，赢得了农民的青睐。

王桂珍和黄玉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由于水稻品种繁多，当地农民通常赤脚在稻田里劳动，所以当地农民有一个简单的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回事。当地农民看到王桂珍为农民看病后经常参加一些劳动，就称她为“赤脚医生”。其实“赤脚医生”就是不脱离劳动而行医。正如黄玉祥所说，“赤脚医生”是农民自己喊的。

然而，王桂珍和黄玉祥的事迹在当时只是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肯定和宣传，宣传的重点是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至于“赤脚医生”这个词，还没有成为宣传的焦点。王、黄的事迹没有在全国宣传，全国人民自然也不知道。

1968年，川沙县、上海市卫生部门宣传王桂珍、黄玉祥事迹近三年。上海派记者到江镇、川沙县调查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消息灵通人士和敏感的记者认识到，王和黄的做法是符合几年前的指示和他所主张的方式。于是他们把采访结果写成了调查报告，并首次用当地农民给王、黄起的“赤脚医生”的名字，最后定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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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夏，颇具影响力的上海《文汇报》在一个重要位置上发表了这份调查报告。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北京宣传部的注意。调查报告转载于当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文章已在三大报刊发表，自然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这篇文章，第一次把半医生半农民的农村卫生工作者称为“赤脚医生”，令人耳目一新。

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仔细阅读了9月1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他在《人民日报》上写道:“赤脚医生很好。”当时，毛泽东的指示是“最高指示”。因此，毛泽东的指示很快发布，并立即转化为各级党政部门的行动。从此，“赤脚医生”成了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

更重要的是，按照这个思路，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建立了人民医院，在公社一级建立了卫生所，在大队一级建立了诊所，形成了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在大队一级诊所工作的医务人员是“赤脚医生”，是“半农半医”。当时也是知青下乡的高潮。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学生，因为文化水平高于当地农民青年，自然成为“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培训的对象。他们完成学业后，大多成为“赤脚医生”。这种情况促使中国在短时间内形成了“赤脚医生”团队，农村的医疗状况发生了迅速变化。

活跃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半农半医”群体确实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农民头疼脑热，不用去公社或县城治疗，一般临产时受的伤都能及时治疗。而且农民到大队卫生所或公社卫生院看病，医药费主要来自公社和大队的积累资金。除了扣一小部分工人，会员基本不花什么钱，有的地方连5毛钱的挂号费都不收。这怎么能不受到广大农民的真诚支持和欢迎呢？

数据过滤=“过滤”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随着“赤脚医生”的形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在当时建立起来。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湖北省一个叫秦相官的赤脚医生发明的。这种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措施是:农民每年支付1元钱的合作医疗费用，村里平均每人从集体公益金中提取50美分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了一些常年需要吃药的老慢性病，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毛钱的挂号费，不需要钱吃药。

数据过滤=“过滤”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秦祥观

1966年8月10日，这家位于鄂西长阳土家族山寨的诊所挂牌。与此同时，在秦祥官的带领下，诊所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出发去收集有效的土方来治疗农民。他们的做法后来总结为“三个地球”，即地方医学、地方医学、地方药学。他们还自己种植、收集和制作中草药来治疗当地农民。这种做法后来被总结为“四自”，即自种、自收、自控、自用。同时，他们主动调查农民患病情况，力求做到:早治病，早预防无病，“钱不多，治疗方便；小病不离队，大病不离社。”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推广了秦相冠的事迹和杜家村大队的合作医疗制度。中央非常重视这次经历。1968年11月30日，中央有关部门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看完报告后，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多次称赞合作医疗制度，并立即在报告上写下四个字:“这一项完成了。”毛泽东的指示是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肯定。

从此，在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下，赤脚医生在大队一级建立起来，合作医疗制度在大队一级建立起来，成为当时中国的新生事物，成为中国亿万农民最大的福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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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的实践者

赤脚医生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他们在农村生活和工作，为农民治病，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号召的实践者。

那时候的“赤脚医生”还是农民，住在农村，挣工作分，农民能负担。

他们是村民，与当地农民有着血肉联系；连知青都是“赤脚医生”，他也是村民，农民可以用。他们手里没有好的医疗器械，只带着一个医药箱，里面装着简单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农民生病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没有病人的时候，就在地里干活。“放下药箱，走到地上，背回去复诊”是“赤脚医生”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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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赤脚医生”也有“二宝”:银针和草药。“治病靠银针，药在山中寻”是当时农民用来形容“赤脚医生”工作的顺口溜。“赤脚医生”的两大宝贝治疗常见病效果显著，而且花费不多，因此受到农民的欢迎。“赤脚医生”成了农民健康的守护神。

当时中国农村还普遍贫困，赤脚医生能得到的药品非常有限。他们手里拿的是一般的止痛消炎针剂，氯化汞，碘，阿司匹林等等。为了增加治疗农民的药物，减轻他们的医疗负担，他们经常上山收集中草药。除此之外，“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和保健任务。当年国家组织的各种防疫保健，对占人口90%的农民进行的，都是“赤脚医生”做的。时至今日，“家家户户都留下脚印，药箱闻起来像泥土”依然是那个时代的农民对“赤脚医生”最温暖的记忆。

赤脚医生的世界影响力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赤脚医生”的事迹也传到了国外，在国外影响很大。1969年，以黄宇翔为主写的《赤脚医生训练教材》出版。1970年，上海中医学院和浙江中医学院编制的《赤脚医生手册》由上海出版革命集团出版。

这两本书重点治疗农民常见病，思路清晰，简单实用。它们不仅成为赤脚医生必备的教材，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赤脚医生手册》，不仅全国的《赤脚医生》都有手册，正规医院的医生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也有手册供他们参考。很多普通人也买阅读来增加一些医学知识，对比一下来了解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状况；病人也通过它了解一些治疗方法。甚至有人说《赤脚医生手册》是当年发行量仅次于《毛主席语录》的书，有道理。《赤脚医生手册》出版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翻译成50多种语言，并在世界各地发行。时至今日，《赤脚医生手册》的英文版仍然可以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书店里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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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斯坦福大学的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赤脚医生在中国农村》，向外国介绍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赤脚医生”利用当地材料，炮制农村常见病药物，用小银针治疗重疾的情况。这部电影在许多国家上映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正是这部电影将中国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4年，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举行。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王桂珍参加了会议并做了15分钟的发言。在参加大会的过程中，她亲身感受到了人们对中国赤脚医生的关心和热爱。

1976年9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地区初级卫生保健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黄玉祥、秦香观参加了会议。会上，秦相观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初级卫生工作》的报告，并回答了与会各国卫生部长和主要媒体记者的提问。秦祥观的报告和回答打动了所有与会者，他们称赞中国创造了地球上的奇迹。

从此，“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成为世界上具有天使含义的术语。到现在为止，外国人，不管政治观点和肤色如何，只要听到“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都会竖起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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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的实施，农业经营单位缩小到家庭规模。工作点没有办法支付，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都很难生存。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停止使用“赤脚医生”的名称，巩固乡村医生的发展》。“赤脚医生”不复存在，与之共存的合作医疗制度也解体了。

至此，“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成为历史名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1965年毛泽东的愤怒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缺乏医疗保健的状况，这仍然是那个时代数亿农民的温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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