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滇缅印 不为人知的谍战：滇西对日情报战

情报战以秘密和残酷著称。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中，作者真实还原了中国远征军与日军的情报战对抗。虽然真正的情报战没有影视作品中的那么高，但悲惨的往事依然以脱离时间的力量令人叹为观止。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撤退到怒江东岸后，重庆军委军事指挥部对日军在滇西的敌情作出错误判断，认为日军沿滇缅公路追击只是临时快速部队一，最多2000或3000人，单独深入不会长久。于是，5月13日，第11军奉命反攻腾冲、龙陵，试图夺回滇西失地。11军22日渡河后战斗了5天，遭到日军猛烈反击，毫无进展。28日，71军88师264团在松山至龙陵公路上击毙日军113联队第2旅团长，并从其地图袋中缴获日军56师作战计划和地图。才知道五十六师全在滇西，有腾北、腾冲、龙陵、拉蒙、芒市、农心六个驻防区。文件迅速上报后，蒋介石下令31日停止进攻，撤回主力坚守东海岸，留下少量兵力与西岸游击队作战。就这样，滇缅公路上的战争演变成了怒江对岸的对抗。

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的后代方志金在他的著作《中国远征军——缅印血战纪实》中说:中国远征军与日军第56师隔江对峙的两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宋希濂率领第11集团军进行防御，并作出一定贡献；第二阶段是陈诚任职期间，主要接受美军装备和训练，其他不做；第三阶段，魏上台后，已接近反攻，只能积极加强战前准备。三个阶段的领导人各奔东西，但有两个共同的疏漏:一是看着松山日军进行工事建设，没有进行干扰活动；第二，对日军在松山采取的防御措施没有进行充分的侦察。反攻准备阶段，宋希濂于1942年在大理成立“滇西战时干部训练团”，一年后在昆明成立“云南军委干部训练团”，均开设谍报班，选拔当地青年，培养一些情报骨干。后来组成了一个电报队，派去敌后收集情报。但由于滇西群众长期以来对国民党驻滇部队的不良行为印象不好，对远征军缺乏了解和信任，处于反对状态，工作难以开展。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往往取决于一些偶然因素。值得一提的是以下几点:

1943年，远征军司令员直属特务团少校一行在腾冲以北江居街工作时，得到一名自称是教师的中年男子的积极协助，提供了一份详细记载腾冲失陷以来详情的工作簿，包括日军的编号、兵力、装备、地点、城内城外工事的密集程度等。这是从腾冲获得的重要信息，提供者是爱国知识分子，不留姓名。此外，时任腾冲县政府民政局长、国民党腾冲县委书记李家虎在进攻前20天向宝山区行署提交了《腾冲敌情报告》，详细反映了日军在腾冲的军政形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龙陵县镇安街，一位从事滇缅公路养护的爱国青年于再海，主动加入了71军情报队，并发展了几个朋友组建了情报队。后来与日军合作成立了镇安区办事处，负责报道远征军情报组的活动，收集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1943年端午前一天深夜，根据于再海发来的重要情报，远征军87师259团2营6连杜、涂游击队在镇安街东北雷家寨附近伏击了一辆日军汽车，打死7名日军士兵，缴获机枪、步枪和部分弹药、证件，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震动。1943年11月18日，由于汉奸张五九和汉奸张穗春的告密，余再海、张德州、赵、、张晓贵被日本龙陵行政班和宪兵队困住。他们在没有取得口供的情况下被拷打后，依据缴获的一封密函被杀害，头被砍下加盐，挂在镇安小学门口的照壁上向公众展示。与此同时，他们秘密杀害了八名亲属。这件事在当地影响很大，远征军利用当地人搜集情报越来越困难。

71军军长钟彬在战后对龙陵战役的总结中说，当时搞情报很难:“驻扎在保山的71军，龙腾和腊戍的情报需要人民的帮助，要报偿不算成功。虽然这两年来，我已经熟悉了敌人的装备、工事、阵地和兵力，以及敌人的动态，但我也感受到了经营这样的资金的痛苦。特别是间谍工作本身，由于知识水平低，技术不成熟，被敌人利用而不自知。”钟彬在这里讲述了“国民军”从事情报工作的最大特点和困难:难以筹集资金，因为它必须用重金赎回；同时也必然会被“双间谍”利用。他举了一个例子:据战后调查，在龙陵附近的刘晓萌乡，远征军从集团军到师一级情报单位设了5个电台，但远征军没想到的是，日军还在那里秘密成立了一个情报组，受那个乡的常宝保护，简直就是敌我情报交换！这个常宝既有优点，又自由地成为了“双重间谍”。钟彬感叹道:“所以，反对我们远征军的行动和国军的内容是相当熟悉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方成总结了远征军情报工作不利的原因，认为“敌军是我同胞对生活没有依靠，缺乏爱国思想，不愿意做却不得不做的，应该训练，给予优待，有组织有计划地收集我军情报。我军虽然重视情报，但是待遇低，沟通困难，确实很难做到。”

自己国土上的情报主要靠重金赎身的政策，经常被“两面派人物”欺骗，抱怨“待遇”和“沟通联系”的客观条件，这些必须共产党和八路军知道。不知道什么感觉！日军在华北搞“治安战”。为什么军事力量远弱于国民党的共产党能够打破“牢笼政策”，在日军众多的“扫荡”中生存发展，广泛发动群众，重视情报工作，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你要出钱，共产党出不起大价钱。他们有自己的方式。不言而喻，即使在敌占区，即日军所谓的“治安区”，到处都有八路军的情报网；“两面政权”的使用，是我得到的，是敌人得到的。1944年，《时代》杂志派往美国的中国记者白修德访问延安后，对八路军的情报工作作了评论，他说:“他们的通讯网络是初级的，依靠从沦陷区切断的电线或从日本占领的城市走私来的零件组装成的无线电报机。然而他们的情报工作却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准确地掌握了日军各师的战斗顺序；敌人的通讯网络；占地面积发射频率等。他们的情报工作可以到达各级日军都会协助的自习室，蒋介石的将领可以根据他们的能力、出身、劣迹和合作态度来分类。”日本防卫厅战史处编的《华北治安战》一书感叹:“CCP掌握农民群众的方法极其高明，已经在华北各地实行。这一点是日本力所不及的。”

滇西沦陷后的两年里，在民国元老李根源、当时的云贵督军、爱国士绅、腾冲“伪县令”张文德的号召和组织下，也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在收粮、遣夫、筑路等方面为反攻作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性质仍属于民间精英领导的官方救国路线，无法与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强化敌后政权的成就相提并论。谈国民党一边倒的抗战，不注意发动群众，反映在军事上。这个细节可以注释。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军事指挥官知道的最少的地方，就是他要付出最大代价的地方。无论是、宋希濂还是魏，滇西之战中他们最放不下的战场一定是他们在战争时熟悉的嵩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