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兼备的名人 德才兼备的苏轼为何仕途那样不顺

德才兼备不一定人情世故，德才兼备不一定官运恒通，德才兼备不一定就没有对头与敌人。德才兼备不一定皇上喜欢你！这样的人一定要皇上支持喜欢你，如果皇上不支持你，会把自己置于八面树敌四面围攻之地，也只有皇上才能给他解围，但皇上救他吗？

谢谢邀请，

关于这个问题，德才兼备的苏轼为何仕途那样不顺？一一性格决定命运。性格耿直命多娘。

苏东坡苦难尴尬的命运无疑是归咎于他的性格的耿直，苏东坡性格豪放，锋芒毕露，豪放不羁，王安石新党改派打击他，说他是旧党。旧党保守派当权也打击他，说他是新党。苏东坡看透了自己:一肚子不合时宜i。却又改不掉自己倔强的脾气，敢于说出新党改革派改革中存不正确的东西，又严励批评保守派不思改革，不思进取的保守思想。故新旧两派都打击他，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话实说。

这就是苏封的性格，耿直，不逢迎拍须，在权贵官场中，不愿意曲意逢迎，溜须拍马。不八面玲珑，敢与直言，故新旧两党都不喜欢他，反而处处打击他。

由于苏轼诗词字画，好词好诗好画好字好文章，还是得到当时很受人的感动。

苏轼的性格及其一生，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

在中国的封建官场中，充满了阴谋和鲜血，如果历史全让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无耻之徒占去了，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延续下来。

苏轼一生性格耿直纯白，无心计，由于苏封的文人气质由此使他在仕途上经历坎坷，几遭杀身之祸。正是由于苏轼不通权术，苏轼才成为任何权术家无法比拟的千古名人。

历史的公正，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和评价。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像苏轼这样的人，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中大少了苏轼艰难和光辉的人生经历成为后人说不尽的评说。

苏轼一四川眉州人宋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6年出生，他的父亲苏洵仔细观察孩子的五观，见孩子天庭饱满，鼻如悬胆，特别是一双眼睛，明亮透沏，如同两泓山泉一样。清澈见底。于是苏轼的父亲苏洵对天人说：这孩子性格豪放：锋茫毕露，不通机变，日久必遭人口舌之祸，一生恐怕有许多磨艰了"。

这或许是后人附会吧，但，苏洵是说过这样话来预见孩子的一生。

这就是北宋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一苏轼。

从很多文章里可以看出，苏轼不是一个死板腐儒的学究，对世态人情有深刻的哲理。是深有心得的。

苏轼进入官埸后，他不是不懂∴为官之道∴。而是把官场看得大透，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微妙的心理苏轼都看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一点，这就是苏轼耿直的性格决定了他决不同他们同流合污，只是为民着想，为正义着想，而不愿意屈就。

在全国的进士会考中，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里，可以看到苏轼的为国为民，爱国爱民之心。言词铿锵，文气充沛，不拘古法，活用典故。苏轼在口试复试中，以情秋对义》获第一名，全国第一名。

欧阳修特别感慨，特别赞赏他。当时欧阳修文满天下，天下士子进退之权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而欧阳修却这样说一一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十谈起我。欧阳修这么一句话，苏轼之名迅速倾刻传遍全国。

《出人头地》这句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这里再说说两党，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苏轼和他们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爱，交往很深，关系很好，于欧阳修也能推瓜置腹，无话不谈。在两党势力之间，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这就是苏轼，真实的文化巨人苏轼。

德才兼备的苏轼仕途为何不顺，可以这样说，性格决定了命远，他的耿直的性格，豪放不羁，锋茫毕露，因为这一性格，一贬再贬，同时他因为拥有这一性格，他才能胸怀坦荡之怀，任天而动，写就出中国文化的一页辉煌。

丑年农历十二2时35分

政治漩涡中的人物不能避免

哲宗朝，无论是元佑时期，还是哲宗亲政后，最活跃的似乎都是朝中的大臣们。由于变法与反变法矛盾的延续以及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使得当时支持变法的大臣与反对变法的大臣都无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成为其中的主角，也就演出一幕幕令人叹息的悲剧。

　　在高太后垂帘的8年中，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旧党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寻新党章惇、蔡确的传闻轶事，任意加以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车盖亭诗案。

　　蔡确，字持正，泉州晋江人。神宗变法时，王安石见蔡确颇有些才能，便推荐他做三班院主簿。但蔡确长于见风使舵和阴谋诡计，当他见到神宗有疏远王安石之意时，竟不顾知遇之恩，上书参劾王安石。蔡确为了谋取高官，制造了多起冤狱。他自知制诰升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均靠制造冤狱夺别人官位后得到。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而蔡确却自以为本事了得。神宗病危时，蔡确与邢恕欲立神宗同母弟雍王颢和曹王頵不成，反过来诬陷高太后和王珪有废哲宗之意，自谓有策立功。

　　高太后垂帘后，新党势力被排挤，蔡确也被贬出朝廷。元佑元年，蔡确罢相，出知陈州。次年，蔡确再贬安州。在安州游车盖亭时，蔡确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诗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希望他推荐自己，但被蔡确拒绝了，由此怨恨不已。终于，吴处厚等来了报复的机会，他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中“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诗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

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上奏反对。吴处厚曲解诗意，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而旧党梁焘、朱光庭和刘安世等人立即加以发挥，肆意攻击，并以“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功，真社稷臣”的言论相弹劾，高太后怒不可遏，将蔡确贬到新州。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当时，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这是当时岭南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蔡确被贬时，范纯仁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他还请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旧以沉默相抗议。哲宗亲政后便把大批元佑大臣贬至岭南，印证了范纯仁当日的忧虑。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旧党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一次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佑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司马光的同僚及追随者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给新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但是，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哲宗的成长，不仅旧党成员，连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来、新党复起的政治气氛。元佑八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时，她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实际上是已经预感到哲宗准备起用一批新人，要他们提前准备，尽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后来事实证明，哲宗亲政后，凡是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免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于报复。

　　哲宗亲政后，召回章惇、蔡卞、黄履和张商英等人。章惇等人曾是神宗变法时的重要人物，但在经历了元佑时期旧党的残酷倾轧后，他们的政治性格在党同伐异过程中遭到严重扭曲。当他们复出时，他们与亲政的哲宗一样，都有着强烈的报复心理，而章惇就是其中代表人物。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他博学善文，考进士时，其名次在侄子章衡之下，深以为耻，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居然再次参考。一次，章惇与苏轼外出游玩，走到一个深潭边，见潭下临万仞绝壁，有根木头横在上面。章惇请苏轼到绝壁上去题字，苏轼见绝壁下深不见底，当即摇头，连说不敢。章惇却从容地吊下绳索攀着树下去，在壁上大书：“苏轼章惇来。”上来后竟然是面不改色，神采依旧。苏轼拍拍他的肩膀说：“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听罢，哈哈大笑。

　　熙宁初，章惇得王安石赏识，被委以要职。后来，高太后和司马光废除新法，章惇与他们的冲突就越来越激烈，甚至还与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前争论，言辞极为尖锐。高太后大怒，刘挚、朱光庭和王岩叟等人趁机上奏指责章惇，章惇被贬出朝廷。

　　章惇返回朝廷后，不忘刘挚和王岩叟等人对新党的攻击，变本加厉地对他们进行报复。绍圣元年，章惇在哲宗的支持下，将旧党的主要人物吕大防、刘挚、苏轼、梁焘等人贬到岭南。章惇还利用哲宗不满当年刘安世和范祖禹谏宫中寻找乳母一事，将两人也贬到岭南。绍圣四年，章惇等人频频上奏，哲宗又开始对元佑大臣进行新一轮的打击。已故的司马光和吕公着等人均被追贬和削夺恩封，哲宗甚至还要掘两人坟墓，由于大臣以“发人之墓，非盛德事”相谏才作罢，但两人后代都被牵连遭贬。仍在世的元佑大臣，均被贬出朝廷，后来几乎都相继到了岭南。

　　哲宗像章惇对旧党还采取了一个极严厉的措施，即编类元佑臣僚章疏，也就是把元丰八年四月以后所有攻击新党和新法的章、疏都予以排比分类，再给上章、疏的人依次定罪，此活动一直到哲宗去世时仍在进行。此外，章惇在贬逐元佑党人时，还以被贬者的姓名来定贬所。

苏轼贬儋州，是因为苏轼字子瞻，“瞻”类似“儋”。刘挚贬新州，因为“新”字音近似刘挚字莘老之“莘”。

黄庭坚贬宜州，因为“宜”字似其字鲁直之“直”字。而刘安世贬逐时，有人说刘安世曾算过命，说他命极好，章惇就在昭州上一指，说：“刘某命好，让他去昭州试试。”竟将人的生死视为儿戏，不幸为苏轼所言中。

新党对旧党的报复性打击与哲宗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哲宗不满司马光的“以母改子”，不满元佑旧臣早年对他的冷落，更不满高太后对他的种种压抑，因此，对旧党的仇恨心理不亚于元佑时被打击的新党。绍圣初，逢郊祀大礼，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通常连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请示哲宗，可否赦免贬谪的旧党官员，哲宗回答得极为干脆，说决不可以。

绍圣四年，有人建议让谪居岭南的刘挚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气”，哲宗却说：“刘挚等安可徙！”连在岭南附近做些调动也不允许。而对于王岩叟，哲宗指责他当初贬蔡确时，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自己，用心极险恶，也就更加痛恨他。哲宗的这些言行相当于宣判了旧党人政治上的死刑，至少在哲宗统治时期，他们永无翻身之日。

　　事实上，在哲宗初年，新党和旧党在变法的态度上都有所转变。如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表露出对神宗变法初期他的一些偏激言行的反思和自责，认为新法是有一定效果的。新党中章惇等人也曾指出新法中有许多弊端需要改正。两派都看到了新法的利和弊，假如执政者能调和两派矛盾，消弭冲突，因势利导，北宋的政治或许会有转机。但很不幸的是，高太后的垂帘和司马光的上台使得党争激烈化，导致了绍圣后哲宗和新党的反扑，甚至连哲宗的孟皇后也不能幸免，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苏轼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情商极高，还是关系攻略的高手。然而，为什么却仕途坎坷？

因为这是常态。人人都有追求成功的权利，却不是人人都有必然成功的运气。而后者才是常态。

运气是这个宇宙的通行证。

你就是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穷且益坚，也没用。一句时运不济，抵得过智商二百五加情商三百六。

甚至，即便后视之明的我们穿越到苏轼当时的位置，也未必能功德圆满。

让老天都要妒忌的文学才华

苏轼的父亲苏洵，早年科举不中，随后彻底放弃。回到家中、烧掉文章，玩起了自学。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苏洵并没有采取笨鸟不飞孵鸟飞的套路，而是放任自流。但是，身教胜于言传。两个儿子跟着老爹苏洵一起读书了，但都不是为了科举，而是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

公元1055年，四川来了一个新任长官，益州知府张方平。这家伙一眼就看出苏洵父子绝非凡人，足以引领北宋文坛。于是，写了举荐信，让苏洵父子三人进京拜见文坛泰斗欧阳修。

公元1056年，苏洵父子三人来到开封，见到了欧阳修。对于苏洵，欧阳修认为他就是当世荀子，文章天下无敌。对于苏轼，欧阳修则是莫名的恐慌，认为自己就该走下文坛泰斗的宝座，给这个年轻人让路。

厉不厉害？初入京城，苏洵名满京城、苏轼逼得泰斗让位。但科举才是真正的职业赛道。是骡子是马，你得在这个赛道上跑一跑。然而，三苏并不没有专攻科举。科举是应试教育，而这三个人却一直在搞素质教育。

但，就是在公元1057年的科举赛道上，苏轼和苏辙两兄弟一起金榜题名。而苏轼的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堪称高考满分作文。本来是第一名的成色，但欧阳修过于自信，认为这篇文章在风格和水准上，应该出自曾巩之手。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关键还是欧阳修的弟子。所以，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为了避嫌，就没有将这篇文章点为头名，而是让其屈居第二。

苏轼的天资有多牛？唐宋八大家，他一出手就干掉三个。文坛泰斗欧阳修，准备让位；欧阳修的弟子曾巩，靠边儿站。甚至，连自己的老爹也要自愧不如。苏洵27岁开始苦读，却两次科举不中。而苏轼呢？20岁初闯科举，竟在职业赛道上跑出了满分作文。

你可以说这是侥幸。但是，随后就不能说是侥幸了。

母亲病逝，苏轼回家守丧。三年后，即公元1060年，三苏再次入京。苏轼又参加了一场更高规格的考试，即“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在这次考试中，苏轼的一篇《御试制科策》，获得了第三等。

这个考试的第一等和第二等都是虚设的，谁也考不上。而北宋开国以来，只有一个叫吴育的人考过第三次等。所以，考到第三等的苏轼，已经破了纪录。连续两场顶级规格的考试，苏轼都是满分加破纪录的水准。你只能说这是能力了。

只论科举应试，从古至今，苏轼能把全部翘楚们虐成渣渣。他不为应试而学，却应试无敌。但这里面有问题。两篇破纪录的策论，就文章本身而论，是真心好；但就思想内容而论，却没法恭维。比之贾谊的《治安策》，差了好几个量级。

令贾谊自愧不如的情商认知

古今才子第一，当属贾谊贾太傅。因为《治安策》是无敌的。而贾谊虽然才华横溢，却命途多舛，最后抑郁而终。所以，举凡文人怀才不遇，总会拿贾谊来说事，通过慨叹贾谊来伤春悲秋。

那么，苏轼也是这么看贾谊吗？

苏轼完全不这么看。他写过一篇《贾谊论》，认为贾谊命途多舛完全是因为自己，简单说就是情商太低。

皇帝喜欢贾谊，老臣讨厌贾谊。但皇帝汉文帝是明君，你不能说皇帝害了贾谊；灌婴等老臣是沛丰功勋，你也不能说这伙人有多恶劣。

身处这种局面，贾谊该怎么做？

指望汉文帝消灭老臣，然后重用贾谊，推行贾谊主义，这根本不可能。汉文帝能当皇帝，完全是老臣们拥立的结果。所以，贾谊打不过老臣们的功勋集团。苏轼认为，既然打不过，那就应该加入。而且，加入老臣们的功勋集团，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因为老臣们既不是小人也不是奸臣。

贾谊要做的就是忍。你一个洛阳青年，弱冠之年便初入京城且位列朝堂，又有什么资格不能忍呢？只要忍得够久，忍到老臣认可，忍到君臣接纳，贾谊的盖世才华自然会有输出的可能。

苏轼给贾谊的人生算法就是：

所取，是位居宰辅；所就，是大汉强盛。而这个所取和所就，已经太大了。所以，完全不是贾谊这么一个外省青年能做到的。这就要有所待和所任，所待是老臣认可，所忍是自己要沉住气。等他个十年、二十年，贾谊必然所取必得、所就必成。

把这些冠冕堂皇的大词，全都去掉。苏轼对贾谊的批评，实际就三个字：情商低。

但是，苏轼的情商呢？苏轼说贾谊没有做到，他做到了吗？

他还真做到了。苏轼的情商极高，甚至堪称关系攻略的高手。

苏轼当时所处的格局，与贾谊一般无二。宋仁宗宽厚温和，汉文帝孝顺慈爱。关键是老臣，苏轼和贾谊同样面对的问题是：年少才俊如何与老臣相处。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少年得志。

但苏轼的牌，明显要比贾谊的牌更好。因为沛丰功勋要忠心有忠心、要能力有能力，唯独没有文化，自然看不起文化人。而仁宗朝的北宋老臣，却对苏轼满怀期待，认为这就是未来的国之宰辅。

有智商、有情商，那苏轼的具体实践怎么样呢？也就是苏轼的关系攻略怎么样？

古之君子也做不到的关系攻略

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谁更擅长关系攻略？

肯定是小人。操作上无下限、性情上无羁绊、主义上无桎梏，小人的唯一追求就是往上爬。而为了往上爬，那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在关系攻略上，小人是职业选手，只要能赢就走极端；君子是业余选手，期望风花雪月就能赢。

至于原因，这是立场和身份所决定的。君子在原初逻辑上是生出来的贵族二代，即君之子。所以，君子的教条都是当了君子之后的操作说明。而小人在原初逻辑上就是打出来的寒门子弟，即人之子。所以，小人的教条都是要当君子的晋级手册。礼崩乐坏之后，君子和小人，才在一条赛道上竞争。操作说明肯定打不过晋级手册，因为大家首先要比的就是谁能晋级。

那苏轼呢？苏轼的操作，既不失君子之风，又有小人的极致。这个外省青年，在开封这个权力场，一出手就打出了一个羡煞天下人的开局。

苏轼的外在表现，既积极主动又谦卑恭敬，关键是特别重视待人接物，从来没有君子的清高。这一点，从他的《上梅直讲书》中就能发现。考取进士之后，苏轼给当时的阅卷老师梅尧臣写了一封感谢信。而这封感谢信，即便拿到现在，都值得职场人士认真学习。因为马屁拍得高明，而且全都拍到了点子上。随便拿出一句，都能让梅尧臣内心激荡。

我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但这之前，您的手下不曾举荐我，您的亲朋也不曾为我请托，自我求学十余年间，只听先生大名却未曾见过，但是先生您为什么选中了我的文章呢？因为“一朝为知己”。

苏轼这么说话，梅尧臣能不开心吗？新晋青年把身段放得要多低有多低，而把自己捧得要多高有多高。

关键是位不过五品，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执事您就是当世孔子，我这个后生晚辈的最大追求就是想向您请教啊。

一封感谢信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关系攻略的核心是人脉构建。那苏轼是怎么构建自己的人脉呢？一般的手段是：有事儿您说话，期望无限付出来证明自己有用，期望自己有用来增厚人脉。而真正的高明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请别人帮忙。

而苏轼恰恰就是这么操作的。他请当朝大佬司马光给自己的母亲写墓志铭。写个墓志铭，对司马光来说就是举手之劳；而在苏轼则是牵涉到孝道的大事情。这个操作以后，司马光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栽培苏轼这个后晋青年。

关系攻略有一条禁忌，那就是不要给人介绍对象。因为你很可能把两个人都给得罪了。但给人介绍对象，也有好处。就是你对这个人心有期许之，表达出了足够的爱慕或攀附之意。而在古代，婚姻就是家族间的联盟。而苏轼呢？苏轼则直接向司马光提亲，准备把自己的表侄女嫁给司马光的儿子。

司马光下野之后，到洛阳闭门着书。但苏轼并没有忘记经营他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时不时地就来一封书信。不管你是在朝还是在野，但我对你的敬仰之情从来矢志不渝。

如果仅是司马光一个人，那也就算了。苏轼后来陷入乌台诗案，新党各种罗织罪名，试图通过苏轼这个交际“名媛”把旧党一网打尽。从这个案件中，你就能知道苏轼的朋友圈有多少人了。先后牵连进来的有39人，从司马光这个旧党领袖到王诜这个当朝驸马，全是给苏轼的朋友圈点赞的。

在古代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苏轼竟能把人脉经营的这么广。而且，这些人全要跟着苏轼一起吃官司。所以，苏轼的人脉不仅广而且深。这只有关系攻略的高手，才能做到。

堪称完人、堪称完美开局的苏轼，为什么命途多舛呢？

苏轼具备了获得成功的全部资本：皇帝宋仁宗把他当成国之栋梁，大宋老臣们把他当成了明日之星，甚至文坛泰斗欧阳修也准备让位。

关键是连皇帝他妈也喜欢苏轼。

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宋英宗的母亲曹太后，死活不同意治罪，非要放了苏轼。

苏轼被新党压制好多年。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主政后，对苏轼实施了火箭提拔，成了苏轼的保护伞。

苏轼继续被新党打压。宋哲宗的母亲向太后主政后，硬是把苏轼从海南岛给调回开封，准备让苏轼当宰相。

你看苏轼这个人缘，不仅征服了皇帝，而且三任皇帝的老妈全都成了自己的贵人。

但是，运气是这个宇宙的通行证。

因为苏轼智商高、情商高，还是关系攻略的高手，所以取得了当世才子的美名、朝中栋梁的赞誉。但这个“因为所以”就周延了吗？苏轼能够拒绝运气吗？

假使苏轼晚一点儿参加科举，主考官从欧阳修换成王安石，苏轼别说满分作文，就是能不能当进士都两说。因为王安石死活看不上三苏的文风。关键是王安石这家伙是个实干派，你是不是文采斐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写了啥。

甚至，别说王安石，就是换成一个刻板些的主考官，都不允许苏轼在科举赛道上扯淡玩。

为什么苏轼在扯淡？

《刑赏忠厚之至论》里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个典故是苏轼自己编的。在高考作文里，你敢编典故？冲这一条，给你一个不及格，绝不算冤枉你。因为苏轼你这就是在扯淡着卖弄文采。

而《御试制科策》里的观点，则堪称逆天神操作了。怎么解决西夏的问题？苏轼的对策，竟然是让陕西独立，再造一个秦战国，然后让这个秦战国去对付西夏人。之前编典故，现在则是分裂国家。连老臣司马光都看不下去了，认为应该录苏轼的弟弟苏辙为第三等。

然而，有其兄竟必有其弟了。苏辙在考卷里玩起了愤青，不仅抨击时弊，而且连皇帝也不放过。两相权衡，还是苏轼的扯淡，靠谱一点儿。

所以，苏轼能成名，到底该感谢谁？他要感谢自己生在了一个好时代。换到明清，苏轼都不是落第的问题。

在乌台诗案中，新党就是要往大里政，具体是给苏轼冠一个大不敬的罪。这属于不赦重罪，要诛族的。

但北宋的司法制度足够复杂，各种条框制约，能把不择手段的小人关在笼子里。新党把持了御史台，但御史台只能问口供，定罪的却是大理寺和审刑院。这两个衙门不配合，苏轼的罪就定不下来。而太皇太后、英宗的老妈曹太后，又在背后使劲了。于是，这个大不敬就没法定。随后，曹太后去世了，要天下大赦。死了的曹太后又帮了苏轼一把，苏轼该被赦免，可以啥事没有了。但是，宋神宗不答应了。忤逆皇帝、对抗新法，这就不能忍。于是，皇帝法外立法了：

大理寺和审刑院的意见是赦免。赶上大赦，苏轼就该没事，牵连的苏轼朋友圈也该一道赦免。这个皇帝同意，认可了。但神宗皇帝专门来了一条“特责”，这就是法外立法：你苏轼给我滚到黄州当团练副使，然后就在那地方呆着。这算是变相囚禁。

立盖世之名，苏轼也要靠运气；而位列朝堂，苏轼还要靠运气。关键是没被整死，苏轼就更要靠运气了。但运气不能总光顾苏轼。有些事，完全不是人力所能为之的。

1057年科举中第，但苏轼的母亲随即去世，于是苏轼和苏辙都要回家守丧，耽误了三年时间。而1066年，苏轼的父亲苏辙又去世了，于是苏轼还要回去守丧，又耽误了三年时间。你是年少成名了，但两个三年，却给耽误了。

等苏轼再次回到朝堂，朝堂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把苏轼当成国之栋梁的宋仁宗，驾崩了；把苏轼当成未来之星的老臣们，歇菜了。此时主导朝堂的是锐意改革的宋神宗和不近人情的王安石。此时，任凭再怎么关系攻略，苏轼也没法玩了。因为苏轼与王安石是立场之争。

事实判断可以讲道理，价值判断只能搞妥协，而立场之争则连妥协都没法搞。苏轼的立场就是重人情，治理国家要关注人之常情，变法可以有但不能犯众怒。而王安石却不近人情，治理国家就该学商鞅，变法就是：我们制定法律、我们统治，然后你们服从。

你这就没法玩。

而且，王安石从来就瞧不上三苏，而三苏也瞧不上王安石。

苏轼的老爹苏洵，曾写过一篇《辨奸论》。怎么辩奸呢？就是看谁不近人情。而王安石恰恰不近人情。按照苏洵的方法论，王安石这种人早该歇菜了。但王安石并没有，反倒当了宰相。

公元1060年的时候，苏轼的弟弟苏辙也通过了“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考试，于是在1061年被授予商州军事推官。然后呢？然后，当时的王安石却拒绝签发任命书，气的苏辙辞职回家了。

这就是家恨了。

有王安石在，苏轼这种人别想有好日子过，所以只能被各种贬官。苏轼当然不满，于是管不住嘴了，各种写诗发朋友圈，诋毁新法。新党正发愁找不到借口收拾旧党，而苏轼恰恰提供了借口。于是，发动了乌台诗案，把苏轼当成了打击旧党的突破口。

新党的变法，把大宋变得一塌糊涂。宋神宗也意识到了问题，于是准备把苏轼调回朝廷。但这得一步一步的来，先把苏轼从黄州迁到汝州，即今天的河南的临汝。宋朝的用人逻辑是离首都开封越近，就表示越要得到重用。这算是宋朝特有的卡位纸牌屋。然而，就在这个关节点上，宋神宗死了。

宋哲宗继位后，司马光赴京奔丧，随即成为朝中宰辅。这对苏轼不是好事吗？大家同属旧党，而且苏轼对司马光的关系攻略从来也没停过。但问题是：宋神宗在位，司马光就回不来，因为宋神宗不会把新法彻底否定。宋神宗不否定自己，所以未来走向就是折中。因此，回来的就只能是苏轼，苏轼自然有望拜为宰辅。但宋神宗却在这个关键点死了。

之后，司马光成了另外一个“拗相公”。新法支持的全部否定，新法反对的全部肯定，大宋王朝来了一个180度的硬转折。而苏轼呢？苏轼对司马光非常不认同。王安石之所以变法，是因为要解决老问题。司马光彻底否定新法，的确消灭了新法带来的新问题，却把老问题也给恢复了。

但是，也轮不到苏轼反对了，因为司马光没多久也死了。那苏轼就可以呼风唤雨了吧？

接下来的问题更严重。有司马光在，北宋的党争只会聚焦在政策路线上，还算对事不对人；而没有司马光，北宋的党争就会陷入毫无底线的对人不对事。

再后，就是旧党中的两拨人，开始死命磕了。以程颢为代表的洛阳理学派，以苏轼为代表的四川蜀学派，开始交手了。这时候就不是新旧两党的问题，而是新党、洛党和蜀党的问题。你让皇帝怎么办？没法办。苏轼和程颢集体外放，谁也不能当宰相了。

你们旧党不仅治国无能，而且还搞内斗。王安石变法的确有问题，但朝廷的收入增加了。而旧党开倒车，则把老问题全给恢复了，国家没钱了。公元1093年，高太后死了，宋哲宗亲政。大宋王朝再一次锐意革新，于是旧党下课、新党上台。苏轼这个旧党的标签人物，肯定继续被打压。关键是保护伞高太后死了，没人罩着苏轼了。于是，苏轼一直被贬到海南岛。宋朝的逻辑是离首都越远就越不受重用，所以苏轼已经惨到天涯海角了。要复出，几乎没有可能。

等宋哲宗死后，向太后主政，苏轼又有了机会。皇帝不喜欢自己，但皇帝的老妈都喜欢自己。此时的皇帝是宋徽宗，但宋徽宗说不上话，凡事要听老太后的。公元1100年，苏轼终于离开海南岛，开始奔赴首都汴梁。这一次几乎就没什么悬念，苏学士大概率就要成为苏宰相。然而，还没半年，向太后也死了，宋徽宗亲政，改元建中靖国。这个年号的意思是：既不向左也不向右，简单说就是不能再搞党争了。

于是，新党的领袖蔡京、蔡卞兄弟就要离开朝廷，而旧党的领袖苏轼、苏辙兄弟也不能入主京城，新旧两党各让一步。但是，苏轼还有机会啊。可惜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走到常州的苏轼病逝了，享年66岁。

运气在苏轼最后的岁月里最后还是照顾了他。因为建中靖国根本就不是什么折中，随后便是新党彻底碾压旧党。如果苏轼没死，大概率还要接着挨整。因为大宋的党争已经白热化，活着的要整，死了的也不放过。苏轼是带着希望去世的，这对他来说也算善终。

论文章，苏轼是唐宋八大家；论诗歌，苏轼代表了宋诗的最高成就；论填词，苏轼开创了豪放派；论书法，苏轼自成一家；论绘画，苏轼是湖州派的主将；论学术，苏轼是蜀学的宗师领袖。苏轼之才华，冠绝古今。

但是，苏轼只有才华吗？苏轼的人格魅力和执政能力也是可圈可点的。在政治路线上，苏轼不走极端，而司马光和王安石二公却一定要玩极端。在执政能力上，苏轼在扬州主持漕运，在河北兴办弓箭社。他能看到实际的问题，却不会主义先行地去改变现实，而是适应现实再艺术地去解决问题。

有才华、有能力，关键是还有情商。“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即便流放海南岛，苏轼也有一群弟子帮着他盖房子。乌台诗案，被苏轼牵连进来北宋名流多达39人。甚至，苏轼还能化敌为友。王安石罢相之后，苏轼专门拜访了这位拗相公，二人言归于好，成为一番佳话。

纵有盖世才华、纵能洞察人心，但如果没人脉，你也走不远。苏轼没有人脉吗？苏轼这个外省青年打造了堪称史上最豪华的人脉。老一辈的宋仁宗，把苏轼看成国之栋梁。中间一辈的宋神宗，最后的岁月里也准备启用他。新一辈的宋哲宗，曾经做过苏轼的学生。关键是曹太后、高太后、向太后，这些皇帝的妈妈们，都成了苏轼的保护伞。古之名臣将相，谁又此等阵容的人脉。

而苏轼为什么没有成功败相，为什么命途多舛呢？

“往往都是事情改变人，人改变不了事情”。苏轼也是如此。身处北宋最剧烈的局面变动之中，他也只能随波逐流。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人们直接上天堂，人们直接下地狱”。

成功的，往往都是随机漫步的傻瓜，他们是最幸运的少数。不成功的，往往都是浪淘沙中的众生，他们是最平常的多数。苏轼概莫能外，我们也概莫能外。

苏轼德才兼备，却仕途不顺，不得重用。

这有他自身的原因，也有当时朝堂政局的原因。

一、政局

当时的政局分为新旧两党，朝堂上跟着王安石提倡变法的官员为新党，而以司马光为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官员称为旧党。

而苏轼，也是反对王安石变法时反对派代表人物之一。

但是，苏轼的政见却与典型的守旧派不同。苏轼在仁宗时期就提倡变法，但是却反对王安石变法，认为其变法措施太过于激烈，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批判与抵制。

因此，新旧两党都不拿苏轼当自己人。

新党得势时，他数次上书皇帝反对新党变法，旧党得势时，他又不满旧党对新党的赶尽杀绝。

朝堂之上，他不是新党，亦不是旧党。

他就是苏轼，行事皆是自认为，皆是顺心意。

二、性格

苏轼满腹不合时宜，向来不曾趋炎附势。

可朝堂之上，天真率直的他，在政治的斗争漩涡中，与王安石争，与司马光争，甚至与帝王争，与大势争！

他学不会依附某一方势力长袖善舞。

他是苏轼，他只做他认为对的事。

人们大抵都只知道苏轼前赤壁赋里的豁达胸襟，可那是假的；后赤壁赋里那个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苏轼，才是真实的苏轼。

也许苏轼并不旷达，他只是无可奈何。

对苏轼和仕途与北宋的朝堂，这是一场悲剧，国家不幸诗家幸，对于文学，这是何等的幸运。

朝堂之上的勾心斗角险恶至极，而苏东坡从政却不改他的文人秉性。从苏轼的性格来看，他接二连三被贬，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苏轼有这样一首诗

《洗儿戏作》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是苏轼对孩子的祝福，也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自嘲。

提起苏轼，我们无不惊艳于他的才华。这时候我们就要看一看苏轼亮眼的履历了，苏轼是北宋中期着名的文学家、画家和书法家。他不仅文章写得好，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还在书法、绘画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和成就。可以说除了在仕途上他毫无所得甚至极为坎坷外，在其他领域都有着极为出色的成就。到底是什么导致苏轼仕途坎坷呢？

北宋朝廷内斗

当时的北宋朝廷内斗不止，分为新党和旧党，他们为了获得最后的朝政大权和各自的利益，拉帮结派，结为朋党，互相攻击对方，推翻对方的执政主张，上演了令人胆战心惊的权利争夺战。新党和旧党来回交替，朝政方针不断更换，甚至为了削弱对方的实力，他们各自在执政期间恶意打压对方阵营的官员，其中也牵连了很多无辜的官员。比如司马光和王安石分别执政期间，他们都是在位置上公报私仇，打击了不少无辜的官员。苏轼就是被牵连的官员中的一员。

苏轼缺乏政治头脑

可能上天赋予了苏轼无与伦比的才华，因此就收去了他的政治头脑。苏轼缺少政治敏感性，他不懂官场上的套路。也因为他骄傲耿直的性格 ，他无法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还发表了很多得罪人的言论，就被别人当作出头鸟栽赃陷害。他常常在新党和旧党之间摇摆不定，当对方下台了，他又会心软觉得对方可怜，因此他不受在野派喜欢，也不受掌权派待见，两头不待见，成了孤家寡人。在他被流放期间，他的党派其实重新成了掌权派，就因为他的耿直和容易心软没有诏他回京，他的仕途就一直坎坷不顺了。

可能也正是因为苏轼的仕途坎坷，才成就了我们现在所见的苏轼。

北宋政坛上涌现过许多杰出的人物，苏轼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可是，为什么德才兼备的苏轼仕途那样不顺呢？

一、苏轼生不逢时，他守制结束回到朝廷，正是王安石开始熙宁变法的时期。苏轼对新法提出异议，被新党排挤出京城。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苏轼性格过于刚直，不够圆滑，其实纵观整个熙宁变法时期，因为对新法提出不同意见被贬谪出京的，还有王安石亦师亦友的吕公着、学生郑侠等人，岂止是苏轼一人，难道都是因为性格不够圆滑吗？主要还是王安石代表的新党没有容人之量所作的排除异己的错误做法。

等到王安石罢相以后，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掌握朝政大权的时候，旧党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政治大清洗，苏轼就事论事，认为完全废止新法并不合适，又被打入了被清洗的行列，贬谪南荒。

二、苏轼的才华在同一时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与之比肩，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文章更是被欧阳修等人称赞，他的制科考试成绩甚至可以说空前绝后，皇帝认为这可是宰相之才。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苏轼招致了很多人的嫉妒之心。

第一个就是王安石。王安石虽然在文学上也是很有造诣，但是和苏轼比起来，还是稍逊一筹。苏轼对他的新法提意见以后，他表面上没怎么样，暗地里给苏轼穿小鞋，把他弄到开封府担任繁杂琐事最多的负责案件审理核查的推官一职，结果人家苏轼游刃有余。王安石拿苏轼没辙了。后来苏轼负责开封府科举考试某一场的出题考官，他出的题目映射王安石在朝廷上搞一言堂，这下王安石开始对他打击报复，苏轼不得已自己申请到地方去任职。

第二个就是沈括。沈括和苏轼本来还算是朋友，但是他作为王安石新党成员，到杭州去看望苏轼，然后把借来的苏轼最新诗集全都画上重点，回到京城，就向皇帝打了小报告。也许沈括不够腹黑，没找出太明显的黑材料，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第三个就是炮制出乌台诗案的文字狱小集团，包括李定、舒亶、王珪等人，他们用苏轼的诗文断章取义，弄出了宋朝第一起文字狱。苏轼在狱中三个多月，备受折磨和逼供的耻辱与痛苦。

对于苏轼因为诗文招致牢狱之灾，差一点丢了性命，也有人认为完全是苏轼自己不够谨慎，纯属不作不会死的那一伙。这么说就有一点过了。所谓文字狱，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就连神宗皇帝对李定那几个整出来的所谓罪状都不以为然。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就解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则回答：“诗人之词，怎么能这么牵强附会呢？苏轼诗句说的是桧树，关我什么事儿？”

综上所述，苏轼始终不被重用仕途坎坷不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的政治环境因素，身陷新旧两党的党争之祸，这个影响，一直到苏轼故去，都没有消除。徽宗年间甚至公开查禁苏轼的诗词文章。

另一个就是人的因素。当时政坛上从朝廷重臣到奸邪小人，无一不对才华横溢的苏轼有着强烈的嫉妒心理。这一点，从王安石到李定等人都一样。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之下，苏轼就是有经天纬地之才，根本不能在仕途上有所进取，只是在贬谪的路上颠沛流离了大半生。

苏轼给爱妾王朝云写过一副对联。

上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下联：古调独弹，每逢暮雨倍思卿。在这幅对联里面包含了苏轼对自己人生的评价——不合时宜。一句不合时宜造成了苏轼一生坎坷。苏轼医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苏轼1056年进京考取进士到1079年调任湖州知州，这一时期，前期还没有王安石变法，后期苏轼未遭到新党迫害；第二时期是1079年乌台诗案到1085年苏轼任朝奉郎知登州。这一时期是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执政时期；第三时期是1086年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到1093苏轼任定州知州，宋哲宗执政。这一时期是以高太后为首的旧党执政时期；第四时期是1094年被贬宁远军节度副使到1101在常州逝世。这一时期新党再次执政。这四个时期苏轼仕途第一、第三时期仕途虽然不能说平步青云，却也可以说仕途坦荡；第二、第四两个时期就属于苏轼人生、仕途双坎坷时期。下面就分时期看苏轼仕途坎坷。

第一时期从1056年到1079年。

1056年苏轼参加科举考试，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1065年还朝判登闻鼓院。1066年苏洵去世，苏轼回乡守孝三年。1069年回京，1071年以杭州通判离京。1074年秋，密州任知州。1077年四月在徐州任知州。1079年四月调为湖州知州。从苏轼履历来看这一时期苏轼仕途虽没有大升迁，却也没有遭到迫害。苏轼第一任官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期间苏轼大力推行改革，政绩斐然。苏轼第一次回京，王安石对苏轼的改革观念很是欣赏，想要招苏轼加入新党变法。可是当时欧阳修等人均反对变法，苏轼没有答应，也没有便是反对。直到1071年新法弊端展现出现苏轼才上书反对变法。引起王安石不满，在御史官攻击下苏轼自请离京。从杭州通盘到湖州知州苏轼这八年时间官职略有升迁，政绩卓着。但是苏轼在这期间写下大量诗文，这些诗文一方面表达了苏轼渴望得到朝廷重用，另一方面表达了对新政的弊端的不满。与此同时苏轼在北宋文坛地位逐渐提升，影响力不断增大。宋朝是文人治国的典型朝代，对于言论把控非常严格。苏轼在文坛影响力增大和反对新政的思想引起新党不满。于是在苏轼湖州任上爆发了着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第二时期1079年到1085年。

1079年苏轼被诬陷下狱，在狱中度过了黑暗的百日。乌台诗案给苏轼带来了精神、身体双方面的打击，因此受牵连多达80人。最终以苏轼贬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本州安置”身份几乎相当于当地管理的罪犯。黄州这几年是苏轼人生最黑暗的时期。乌台诗案苏轼因诗获罪，于是做出了“不复作诗文”的决定。“本州安置”的身份让苏轼穷困潦倒，看见小麦丰收感慨“但令人饱我愁无”！同样也是在这一时期苏轼词、文创作取得非凡成就。赤壁赋、念奴娇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苏轼的文坛地位继续攀升。

第三时期1086年1093年。

在这几年是苏轼官场最矛盾的几年，一方面苏轼得高太后赏识，不断升迁，希望政治上能有所作为；另一方面高太后为首的旧党当政出现前所未有的政治黑暗，对于新法相关内容不做辨别全面否定，令苏轼十分痛苦无奈。苏轼在1085年一年之内连续三次升迁，却因与旧党人政见不合，苏轼在朝中处处受排挤。于是1089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随后被调往颍州、扬州。这期间是苏轼最惬意的官场生涯。虽然苏轼的官职不高，却有龙图阁学士的殊荣，代表着他朝廷肱股之臣身份。这之前有这份殊荣的有范仲淹、包拯等。在地方为官远离朝廷纷争，又能造福一方，我们常说的杭州苏堤就是苏轼这一时期修建。在文学方面这一时期的苏轼可以算得上是北宋文坛领袖，苏门四学士名满天下，苏轼自己更是曾经担任翰林学士。但是这一时期苏轼被打上元佑党人身份，造成了苏轼接下来人生悲剧。

第四时期1094年到1101在常州逝世

这一时期宋哲宗掌权，新党人当政。开始了对元佑党人的清算，苏轼在终点照顾之列。于是从1094年开始苏轼一路被贬从宁远军节度副使，到被贬至惠州，再到儋州。宋朝开国皇帝定下不杀文人的规矩，被贬儋州市当时最重的处罚。这几年苏轼一直被贬却也对岭南开发做出不少贡献。苏轼在惠州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做岭南人”宣传诗句。在儋州苏轼开发儋州，兴办教育。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而儋州当时更是留下不少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传说。这一切功绩也不能掩盖苏轼这一时期的悲惨仕途。

纵观这四个时期，苏轼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起落，全是因为变法的新旧党政。苏轼对于变法的态度始终保持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反对变法弊端，提倡适当变法。这样的政治态度导致苏轼被冠以政治投机的名头，被两党之人所不容，导致了苏轼仕途坎坷。从另一方面来看，苏轼的文学创作巅峰期正式在苏轼经历磨难之后黄州时期，生活的磨难，政治的失意让苏轼有时间进行大量游历创作。也正应了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傍。

政治是厚黑学，德才兼备干不过各种奸人

历史上德才兼备的人，仕途坎坷的人很多，苏东坡就是其中的一个。苏东坡，不光仕途不顺，不断流放，甚至坐牢，差点送了命。不过，也正是这样的经历，才给他的作品，人生阅历增加了厚重及沧桑感。

苏轼，北宋中期最着名的文坛大家、书画家，开创一代词派。他不仅文章写得好，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还在书法、绘画、诗词、佛学，美食等各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和成就。按理来说，这么一个超级天才，如果随意放在任何一个时代的话，他都会大受欢迎，应该会有最好的生活和发展前途的。可是，事与愿违，苏轼自从考上进士做官以来，经常是被各种政治势力、小人排斥，经常因各种原因被外放到当时的最偏远地区当官，晚年还外放海南的官职上，回来途中离世，让人唏嘘不已，为苏轼及那个时代而悲哀，容不下天才。为什么呢？

我想，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主要跟当北宋的朝廷内部斗争及他个人性格均有关。

当时的北宋朝廷，分为新党和旧党，两派之间各有自己的治国理念及做事原则，互相拉帮结派，结为朋党，来攻击对方，某种程度上，党争也是间接地内耗了北宋王朝的那点儿残存的国力。这种情况一直存在着，直到北宋灭亡。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当时时政治领袖司马光和王安石，他们执政期间，二人的政见不同。所以，他们打击了不少意见不同的官员，把个偌大的北宋王朝搞得更加的混乱不堪。

苏轼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尽管，他的写作能力、书法能力和绘画能力堪称一绝，可是他性格上却不是喜欢妥协的人，有着自己独立的主张，说白了就是不圆通，不圆滑，这在政治上是大忌，可能这也是苏东坡政治智商的残缺吧，或者说，他不屑迎合，导致两边都不讨好。

苏轼一生官运很坎坷，他才华横溢，喜欢讲真话，这样很不容易被当时的朝廷所容忍，更不被当时的大臣所待见，甚至有小人嫉妒他，以把他打倒为荣，谁让他名气这么大呀，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他，作为一个当官的人，又没有保护自己的手段，用现代话讲就是政治智商不足，这样他肯定是要吃亏的，而苏轼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由于，他的政治智商不高，性格孤傲。于是，苏轼就经常当了无辜的出头鸟。当然，他也会发表一些得罪人的言论，导致两边都不讨好，结果被当权派和在野派都打压，自然仕途不顺了。

不过，上天也是公平的，有利有弊。我们虽然看不到官场上春风得意的苏轼，但是，我们看到了文学圣地领域、书法领域和绘画领域的奇才苏轼！也许，正是因为他的仕途不得意，才造就了苏轼这个奇才，他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写诗歌，写文章，画画等等。而且，他不断流放，等于变相地增加人生阅历，到处浏览山川河海，品尝当地的美食，体验生命。

于是，作为北宋中期文坛领袖的苏东坡诞生了，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着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这一切，都是留给中华文明的宝贵人类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