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是如何崛起的？哪些生意挑起了晋商的发展之路？

大家好，我是边肖。今天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晋商是如何崛起的。欢迎关注。

在之前的“暗流”节目中，我们介绍了明清时期最早崛起的晋商，其次是晋商。陕西和山西都有“秦晋之善”的传统，在商业领域也有类似的现象。当这两个企业集团在国内市场上与其他企业集团竞争时，它们往往会形成商业联盟。很多城市都有“杉杉会馆”，这是两个商业集团紧密合作的见证。明朝中叶以前，晋商是秦商的弟弟。明朝中叶以后，两者地位大致相当；到了清朝，晋商开始赶超老大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晋商的崛起。

盐贸易:秦晋商人以不同的方式达成相同的目标

晋商和秦商以一模一样的模式赚到了第一桶金，都获得了明朝运粮卖盐的专卖权，在食盐贸易上发了大财。两个业务群的成功模式可以概括为天气、区位、和谐。明朝建国初期，为了防止蒙古残余势力在元朝卷土重来，朝廷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绵延数千里的北方防线上设立了九大军事重镇，派驻边防军80万人，战马30多万匹，形成了中国北方巨大的军事消费区。明初，国家物资向北方的流动为长途贸易创造了一个大出口。地理位置意味着山西和陕西比其他商业帮派更靠近九大军镇，而且都是在各大军镇附近采取大规模商业开荒的模式，在军粮运输成本上占据绝对优势。与人和谐意味着山西地少人多，也是蒙古草原与中原贸易的连接枢纽。自古以来就是商人大量涌现的地方，与北方草原贸易的传统极其深厚。

我们都听说晋商有西进的传统，始于明朝第三年。为了解决军马短缺的问题，朝廷允许山西、陕西等北方边疆省份从事盐马贸易，并在边境以盐换马。所以晋商从打虎口和张家口蜂拥入关，西边打虎口，所以叫溪口，去溪口就是出去打虎口，进入草原。张家口在东面，所以叫东出口。晋商驱赶骆驼，携带食盐进入蒙古草原进行食盐贸易，将商业网络扩展到鄂尔多斯草原腹地。晋商集中在包头以东的前区，陕西商人集中在包头以西的后区，从而形成了晋商通关后倾向于在东北发展的贸易格局。

然而，晋商食盐贸易的好日子在明朝中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的财政支出越来越大，但收入却停滞不前。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开始大规模过度引进食盐，即批准食盐贸易。结果，批准的总量远远超过了盐田的产盐量。商人们为自己的军粮买单，相当于为朝廷支付了一大笔军费。结果，他们得到的批准去了盐场，但他们得不到盐。商人不得不等待。有的商人在盐场等了两代，十年也回不了老家。大量中小商人破产。朝廷与盐粮挂钩的军粮供应体系濒临崩溃。朝廷被迫改革，运粮求盐批，改以银买批。朝廷在当地为边防城镇购买粮食，增加了财政收入。结果晋陕商人放弃了边疆的商业荒地。

这是市场经济的问题。食盐贸易的巨额利润补充边境地区的粮食生产是有利可图的。不过既然能用钱买盐，那荒地的赔本生意就没人做了。所以盐法改革后，边疆粮价暴涨，军费严重不足导致边防军供给严重恶化。

由于在边疆屯田比直接在淮北买盐审批更划算，晋商、秦商大规模南下淮盐贸易中心扬州。以扬州为基地的晋商开始将其商业网络扩展到长江以南。在南方，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那就是南茶北运，清朝的建立为晋商开展茶叶贸易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万里茶业:晋商的崛起

我们刚才提到晋商离开西出口后向东北迁移，明末开始与满清贵族做生意。晋商既有政治头脑，又有商业头脑。他们充分利用与努尔哈赤家族密切接触的机会，不仅在贸易上获利丰厚，还积累了满清贵族对晋商的政治信任。晋商甚至为满族风俗提供了大量信息，为清朝进入中原做出了巨大贡献。清朝建立后，皇帝亲自招募八个晋商入京，成为内蒙古有贸易特权的皇商。康熙利用帝国每次远征西北，晋商跟随掌管军需的军队，为平定边境叛乱做出了巨大贡献。朝廷对晋商特别亲切。因为晋商获得了很大的政治优势，所以在商贸上可谓一帆风顺。

相对而言，陕西商人已经走上了逐渐被边缘化的道路。老秦人把自己当成中国正统文化的继承者，在扬州高举反清大旗，与清军战斗到死，后果不言而喻。陕西商人在扬州的势力被彻底摧毁，被迫向西南战略转移。他们以四川自贡为商业基地，大规模投资自贡井盐开发，占井盐总资本的70-80%。陕西商人开始以井盐贸易为核心向贵州、云南扩张。直到乾隆年间，陕西商人在自贡建立“西秦会馆”，也在牌匾上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反清意愿，“秦崇礼有唐、宋、元、明，他心中只有韩，徽或为帝，才配当大臣”。在西秦会馆的大街上，进入陕西商家开的茶室，客人只要喊一声“反清与明天”，茶就可以免费喝了。

但在商业上，秦商和晋商虽然在政治倾向上有各自的选择，但在商业上还是互相照顾，相处融洽。

在晋商获得的贸易特权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清政府授予晋商在中俄边境城市察合台从事茶叶贸易的垄断权。查克图位于贝加尔湖以南，靠近今天的外蒙古边境。1727年中俄签订《茶经条约》后，晋商立即开始利用南方建立的商业网络，修建中俄茶叶贸易道路。

山西不产茶。清朝以前，晋商很少涉足茶叶贸易。然而，中俄茶叶贸易的垄断权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好行业。俄罗斯远东地区地处高纬度地区，日常饮食中蔬菜水果匮乏，肉类是居民的主要食物。因为茶可以补充维生素等营养，所以俄罗斯人对中国茶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俄罗斯人，无论贫富老少，都爱砖茶。他们必须在午饭后喝茶，一天喝五次茶。

为了满足俄罗斯茶叶市场的独特需求，晋商走遍了中国南方的茶叶产区，仔细寻找能够满足俄罗斯人口口味的茶叶。最后晋商针对的是江西的甘茶和福建的武夷山茶。他们在江西上饶河口镇建立了一个茶叶贸易中心，这里是新疆河和千山河的交汇处。他们可以在附近买到江西各地的名茶。同时，从福建武夷山购买的茶叶可以通过崇安县分水关由燕山河运往河口镇。当时河口镇沿河有十几个码头，停靠船只数千艘。商船经常要等三天才能找到泊位。可以说晋商的存在直接促成了河口镇的崛起。

两省茶叶从河口镇出发，沿新疆河进入鄱阳湖，经长江到汉口，转汉水到襄樊，然后到达河南南阳社店镇，弃舟过黄河上岸，从河南清华镇进入山西晋城地区，再到达晋商加工分包的大本营平遥、祁县、太谷。因为蒙古人和俄罗斯人的口味很不一样，各地对茶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茶需要在这里分流。然后茶商北上，经过太原、新县，出雁门关，在黄花梁分两路，一路到呼和浩特，一路到河北张家口，再转向西北的乌兰巴托，最后到了边贸小镇察克图。这条几乎横跨全中国的茶路，给晋商带来了125%的商业利润。自茶图开市以来，晋商每年出口茶叶约4万箱，价值200多万白银，然后逐年快速增长。1852年，19世纪中叶，晋商出口茶叶17万箱，价值数千万白银，一度占俄罗斯对华贸易总额的60%。晋商垄断中俄茶叶贸易近150年，总利润上亿白银，成为晋商最重要的贸易支柱。

就像我们之前关于汉口的节目里说的，俄罗斯商人在汉口投入巨资兴建大型茶砖厂，因为中俄茶叶贸易相当惊人，山西商人赚了大部分利润，所以俄罗斯商人必然会争夺。

万里茶道属于超长途贸易。每年运输百万白银极其不方便，不安全，资金压力长达一年。晋商迫切需要一次重大的金融创新来解决资本运营问题。

太谷:晋商的金融中心

为什么银行的商业模式最早出现在山西？这是因为山西早在票号诞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套中国最先进的金融体系。

清代晋商与蒙古人进行货物贸易，后来又与俄罗斯人进行货物贸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茶叶出口远远超过从俄罗斯进口，俄罗斯将大量白银从波罗的海贸易转向中俄贸易。双方达成协议，但运输白银需要时间。商家为了结算方便，约定了账期，一般一年总结一次账。

当然，晋商需要大规模的贸易融资来管理每年数百万白银的中俄茶叶贸易。例如，一个山西商人从太谷县借钱，由镖局护送到福建购买茶叶，然后运到茶楼卖给俄罗斯商人。茶叶卖了之后，镖局要把钱运回太谷还贷。押运人不能来回运送钱，押运人的钱作为清算的最后标志被运走。所以晋商的贷款期限是以押运机构的运输时间为准，称为“标准期限”。当整个茶叶贸易告罄时，押运机构运输白银需要一年时间，所以这笔贷款的标准期限是一年。但是，更多的晋商无法经营中俄茶叶贸易的全过程。他们就像接力赛，分阶段输送。这样一来，镖局运银的周期就大大缩短了。这些短期贷款的标准期限一般分为春、夏、秋、冬四种，每种期限为三个月。

那么标准期内的贷款利率是怎么形成的呢？

晋商的金融中心位于山西省太谷县。无论是从事茶叶贸易、盐业贸易还是粮食贸易，晋商各界都是先把贸易利润集中在太谷，办理白银交割。然后，根据货币紧缩的情况，当地商人共同设定贷款基准利率。由此，太谷的金融市场形成了各种期限的贷款利率，称为“标准利率”。贷款期限为20天、1个月、3个月、1年的不同理财产品利率不同。比如春季3个月的开标利率为2%，春季一年的开标利率为9.6%。开标后，标准利润会在日常市场交易中波动。当太谷的基准利率发生变化时，邻近的祁县、平遥，以及西部的商贸中心呼和浩特、东部的商贸中心张家口等地的贷款利率会立即随太谷的基准利率而波动。

其实太谷县已经演化出了类似于现代货币市场的机制。参与者包括当地存贷款金融机构，如银行、银行、会计事务所、印刷厂等，以及有大量现金储备的投资者和需要融资的交易者。他们在货币市场上交易不同期限的标息贷款，这些贷款本质上相当于短期商业票据。标息的波动形成了金融产品的收益率曲线。太谷、祁县、平遥、呼和浩特、张家口的资本市场相互连接。太谷基准利率报价对各地贷款利率有立竿见影的影响。根据我们今天的声明，利率传导机制相当敏感。

仔细研究明清十大商帮，发现在上海开埠之前，山西是唯一一个有货币市场的地区，而且这个市场流动性很强，利率高度市场化。事实上，银行的商业模式必须依靠高度发达的货币市场，银行间资金借贷是银行走向全国的前提。

应该说，银行最早诞生在山西并不是偶然的。在下一期，我们将重点关注山西票号这一重大金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