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自古是一家——明代的陕西和甘肃 竟然真的同属一家

陕西和甘肃自古以来就是一家人——明代的陕西和甘肃，但真的是一家人。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

明代陕西地处西北边陲，由于明代西北边境内缩而成为边疆重地。辖土大致范围包括今陕西和宁夏两省、甘肃省大部、青海省东部，以及内蒙古西南一些地方。 占地面积十分广阔，正如嘉靖《陕西通志》所述："陕西南割楚蜀，东连豫冀，西界番戎，北抵沙漠，幅员万里，诚中分天下之大域也。然内列八府，外控三边，各有封守"。 相对于元朝陕甘两行中书省分治的局面，明代在西北地区做的一个最显着的政区调整就是陕、甘二地合治。 明代的甘肃不设省一级建制，其部分地区行政事务归陕西省布政使司管辖，陕西布政使司辖8府，21州，95县，其中位于今甘肃境内的有庆阳府、平凉府、巩昌府、临洮府、秦州。明代的布政司仅属于行政建制，而对应的军事事务则归都指挥使司，明代陕西布政司使辖境的军事事务归陕西都指挥使司和位于甘州的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管理。 西移至甘州的陕西行都指挥使司，除了管理河西走廊地区的屯田事务，劝督耕种，还有一个重要职能便是军事防御功能，由于其地北邻蒙古，南靠诸藩，可谓"四面受警"，故明廷设立卫所于此地，修筑各种军事防御工程，寨、营、堡、墩星罗棋布，边墙东起庄浪卫，西达嘉峪关，组成一个体系严密的军事防御网络。此外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所辖之河西走廊区域控扼西域，处于中原与西域交通往来的咽喉，因此沟通西域，接待西域各国贡使，充当中西交往纽带的任务也归于陕西行都司。 明朝在西北地区的管理不同于内地，采取了一种集军事、行政管理为一体的管理机制，陕西四镇二十余万驻军，粮草均需本省自给，陕西省的田赋、人丁等租税也并不需要像其他省份一样上交国家。由此可见，明廷视陕西地区为一个不同于内地的特殊军事攻防区域，故而实行陕、甘合治的策略，以图在军事方面能发挥统筹指挥的作用。明政府的这种战略意图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区域政策，使得陕甘地区的地域联系，在明代得到大大增强。 明代的西安城墙 陕、甘合治，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广袤的空间联系起来，尤其是西北地区长期处于和蒙古诸族备战的状态，政令互通，统筹指挥就尤其重要。陕边四镇驻兵数十万，是为边防要区。为方便兵员调动，转输粮草，明政府十分重视陕甘地区的道路交通的建设。 明代之前，陕甘交通干线，是由长安经咸阳、邠州、长武至平凉达兰州，最终通往嘉峪关，这条道也是历史上连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主干线的一段。明政府除对这条道加以修缮维护之外，还积极向西新开拓了一条交通干线。 这条新开通的通往甘肃的交通道路就是西安府至甘州的大驿路。明代陕西省所辖地域幅员广阔，离西安府较为边缘的甘州等地如果遇到边患，则有鞭长莫及之忧，故明政府于甘州设行都指挥使司。为保持两都指挥使司政令相通，明代特辟西安府至甘州的大驿路。这条驿路共分三支，主干驿道自西安出发，经邠州、长武、平凉西北行，过兰州、凉州直达甘州。这条路不仅关系西北政治声教的传布，更是军粮西运的主要通道。 据《皇明九边考》记载，固原州"岁用军饷，原系陕西所属州县起运粮草"。这些起运于陕西的粮草，运入甘肃镇均需走这条道路。 明代长城沿边军事通道示意图 除西安府至甘州的大驿路外，长城沿线东西联系的孔道也被打通，延绥镇设立以后，沿边三十九营堡分布于边墙沿线，为沟通各营堡间的联系，在边墙内侧渐渐形成一条通道。自榆林镇向东、向西均有一条漫长的沿长城内侧而行的通道。 如上图所示：东至皇甫川堡，向西依次经孤山、神木、高家、镇城、跨榆溪河，在长城内侧经保宁、波罗堡，溯芦河而上，过怀远、威武、清平、龙州转西行，历经镇靖、靖边、宁塞、柳树涧、旧安边、砖井、定边营、盐场凡14营堡，直达宁夏花马池。这段路程大约一千余里，基本上是沿着边墙的内侧行走。史称运粮者循边墙而行，骡驮车挽，昼夜不绝。这条道也成为延绥长城之间最重要的东西交通路线。 明代陕甘间交通联系的加强也为两地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陕西边地屯兵数十万，为解决粮草供应，明政府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法，令商民运送米粮到边关各仓，然后以粮价和运费折换盐引，领引贩盐从而牟利。由于边地兵士众多，粮食经常供不应求，输粟边关可获利甚巨，因此陕西商民纷纷"争先趋中"。《明经世文编》就有记载关中地区出现"疾耕积粟，以应开中"的场面。军粮生产、筹集、输送、消费成为明代联系陕甘地区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 茶马贸易是明代西北地区的一项重要政策，《明史•食货志》称："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明政府希望通过此举笼络西北少数民族，以孤立蒙长期和明王朝对抗的蒙古族，同时也获得优良战马，提升军力。所以明廷不断完善茶马贸易的规定。洪武时期官方垄断茶的输送和贸易，设河州、洮州和西宁茶马司，属陕西布政司管辖，民间不得插手。明政府制定金牌制度，将陕西汉中府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处的茶及四川的巴茶运往诸茶马司，从而大获其利。但好景不长，利益驱使之下，私贩滋生，大批私茶运往边地，且茶价低廉。而官茶却因官员的腐败，经常以杂物充茶给予番人，这就更使得官茶无法正常出售。至成化年间，明政府放宽政策，允许商人凭证贩茶，之后"商茶"大兴，从湖南到陕南产茶之地，至甘肃、宁夏等茶马交易之地，均可见陕西商人的身影，茶叶也成为维系陕甘地区贸易往来的重要物品。 明政府为解决边军粮草及棉布需求而在陕西实行的"食盐开中"及"棉布实征"政策，以及和边地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布马交易"，都成为陕西商帮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陕西商人依靠近水楼台的优势和明政府的各项政策，迅速崛起，成为促进陕甘地域社会联系的重要力量。 甘肃的河州、洮州因有茶马司的设置，陕商贩卖茶叶要在此地进行交易，故商业兴盛，据嘉靖《河州志》记载："南关客店一十八座，四方贾居焉"，《明经世文编》称："各省军民流聚巨万"，"少数年之间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一个边关市镇的商业贸易在明政府的政策支持下，逐渐兴盛起来。 甘州还是一个重要的民族贸易市场。永乐六年，明廷在甘州等地开设不定期的"马市"，允许内地商人与西北边地的蒙古诸部在甘州进行互市贸易。甘肃有着丰富的土特产品，诸如毛皮、药材、枸杞、白麻等十分丰富；而布匹、杂货、茶叶等日用品正是甘肃所缺有的。陕西商人不仅在这里同少数民族进行着跨区域的长途贸易，同样也与当地人进行同区域的物资交流，这种互市贸易不仅促进了甘州商业的兴盛，而且也满足了汉族与其他民族经济、文化的需求和交流，使得陕甘之间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 晚清时期的甘州老照片 明代也是历史上向甘宁青地区移民最多的时期，由于陕甘地区的军事地位重要，当时内地移民入甘肃，大多是进行军屯。以洪武、永乐两朝最多，从移民来源看，主要以江淮和山西最多。 根据《明史·兵志》记载："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此其大略也。"由此可知军屯移民的不同类型，这些戍守边地的兵将多划归军户，世代为军籍。 明代也制定了完善的移民管理制度，无偿提供给移民生产生活用具，减免赋税，合理划分官民收入比例，减轻移民负担。 除军户外，以移民实边、出仕调遣以及自发性移民，包括经商、逃荒、避乱、自愿附籍等形式迁往甘宁青地区的也不在少数。众多移民除了世代为军籍，守边卫家外，也对甘宁青地区的经济开发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有明一代，陕甘地区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使得两地拥有相同的战略地位和目标，陕甘合治的政策使得甘肃等地获得和陕西相同的发展机遇。明廷基于对边防的重视，采取了各项经济手段以保障边军所需，陕甘交通和商业的联系不断增强。商人阶层的兴起对明代陕西因军籍、户籍、匠籍等制度而造成的社会阶层固化趋势是一种突破，这股新兴的力量，不仅对陕西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更使得陕甘之间的联系以经济为基础，逐渐紧密联系起来。 边地的人口在移民军屯的基础上不断增长，不仅巩固了边防，也促进了边地社会的进步，正如那一条贯穿陕甘的万里长城一样，将陕甘地区连成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