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如何创造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历史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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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5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从一开始就信奉两种观点:一是在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第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革命期间和革命后一直被地主和贵族用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形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性规律”。长期以来，我觉得这两种观点之间有一种无法解释的矛盾:“真正的动力”和“历史发展的周期性规律”之间的矛盾。既然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就不应该形成“历史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既然出现了“历史发展的周期性规律”，就不能说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三十年。“文革”后，我开始意识到思想对塑造历史的巨大作用。当我在研究“长江下游城市现代化”问题时，我发现了思想在城市现代化中的作用。当年，两江总督张之洞任命苏南通故里的陆润庠、张謇两位高材生，分别兴办近代工业。对于这部作品，陆润庠和张健有不同的想法。陆润庠决心当官，但无意建立现代工业。他不得不在苏州处理，缓刑期满后立即回到北京做官。苏州还是一个“公居”养老的好地方。张謇认识到建立现代工业的重要意义，一生致力于南通的现代化建设。南通成为当时中国的模范县。
20世纪30年代，常州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大成纱厂，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20世纪30年代，国内棉纺织业面临全面萧条。在地理条件远不如无锡、南通的常州，大成纺织印染公司已成为明星，创造奇迹，带动常州城市发展。1930年，刘国钧集资50万元，把大伦布厂拆了，改组为大成，当年盈利约10万元。从1930年到1937年，7年共支出100万元用于股东分红和员工分红；大成拥有设备，包括锭子从1万增加到9万，布匹机从260增加到3000，漂染设备从零增加到5000件。大成之所以成绩斐然，关键在于管理者思想的能动作用。总经理刘国钧认为，一个工厂要发展，只能生产比别人更多的商品、更好的商品和更便宜的商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关键是要有人才。他当上总经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花大价钱聘请人才。他毅然聘请知名专家主持公共工程，年薪五千元。当时5000元相当于于大成注册资本50万元的1%；相当于当时60个技术工人的工资。
这个历史事实不禁引起我思考思想的作用。90年代参加《中国思想家传记系列》的复习工作，解读了很多专家的著作，思想认识又有所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概念:思想合力共建历史。这解决了困扰我三十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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