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桐城派 安徽历史—安庆历史—桐城派简介
清波大师“天下文章在桐城呼唤！”这是世人对清代乾隆时期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又名桐城派、桐城派，以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奎、姚鼐而得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它因作家数量多、地域广、流传时间长而在中国文学史上罕见。
桐城派文学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来自桐城的方以智、钱承志、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反映了桐城派文学的一些特点，可以说是桐城派文学的先驱。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鲍方，并通过刘大奎、姚鼐发展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誉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本名高玲、王茜，出生于桐城一个士大夫家庭。早在少年时期，就有“以八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32岁时获得江南乡村考第一名，39岁进入中学，恰逢母亲生病，未能参加宫廷考试。这位44岁的老人因与家乡始祖戴名世文字狱案有牵连而入狱，在被大学生李光地等人解救后被特赦出狱。方苞继承了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唐宋派”的古文传统，提出了“义与法”的主张。“义”指文章的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组织、修辞等。他认为“义”与“法”是一体互补的，即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方苞还主张文章的语言要“雅”，剔除杂质，营造清真、典雅、朴素的风格。他认为学习古文要以《左传》《史记》为典范，要学习《左传》《史记》的精髓，必须从唐宋八大家散文作家入手。方苞虽然推崇古文，但也反对“求古求职经”和形式上模仿古文的倾向。这些命题具有实用性，便于人们掌握正确的古文写作方法。它们是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的“正义与法”理论为桐城派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有刘大奎、沈童、沈等一大批弟子，其中刘大奎成就最高，是桐城派文学的中坚力量。
刘大奎是桐城人，字刚，字耕南，号海丰。他勤奋阅读，擅长写作。我年轻的时候在北京读书，在鲍方门做礼拜。方苞读到他的文章时大吃一惊，认为自己不如他:“如果你是一个花蕾，你可以数出来！刘胜，一个城市的儿子，是一个国家的学者。”可见方苞对刘大奎是多么看重。刘大奎晚年致力于教学工作。曾任皖南彝县谕，后主持歙县政治学院。他在枞阳老家渐渐老去，一生写了很多作品。刘大奎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集中体现在对古文的艺术探讨上。在肯定文章的思想性放在首位的同时，他认为文章的艺术性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并指出文本“具有一定的美而非一定的规律”，因此必须注重艺术的体现，刘大奎提出“气”、“音节”、“句子”是文章的构成要素的理论。“气”是指语言的气势，“神”是气的本质，是最本质、最独特的风格，是作者性格的艺术体现。他认为文章的“气”虽然很难看到，但可以在音节中看到，而“音节不准，但字准”。从文章的文字和篇章出发，可以观察文章的空气，看到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和挫折，这无疑是对中国诗歌韵律理论中的理论及其在散文领域应用的总结。刘大奎认为，古汉语“义律”的奥秘应该从大家熟悉的古汉语阅读中引入:“积词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一起读，看音节；唱啊唱，我骄傲。”这是桐城古代作家学习和写作的秘诀，也是后人传承桐城语法的必经之路。
刘大奎弟子众多，其中姚鼐最为出色。姚鼐名姬川，名孟谷，房名Xi宝轩。弟子称他为保先生，清代桐城人。姚鼐年轻时非常好学，拜刘大奎为师学习古文。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官至刑部郎中。曾在山东、湖南乡试中担任副主考，在四库全书馆任修印官三十八年。《四库全书》完成后，他辞官回乡，投身教育，精读。他先后在扬州、安庆、歙县、南京等地的书院讲学，弟子遍布南方各省，扬名天下。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鼻祖，姚鼐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说，提出了“义、孝、言、章”相统一的思想，使桐城派的文学理论有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和完备的理论。他的另一大贡献是提出了独创的阴阳刚柔论，这是中国古代散文美学理论和文体特征的重要命题。姚鼐认为阴阳变化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用阴阳刚柔的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起源和散文的风格特征，无疑是一个创举。除了教学，姚鼐还选编了《古汉语字篆》一书，作为弟子学习古文的范本。
继姚鼐之后，直到本世纪初，卓立先后出现了梅曾亮、关同、方、、曾国藩、、、薛福成、，以及林纾、姚永朴、姚永盖等文坛大家。桐城派的文章大多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成为一代人的正宗文学。具体来说，论文观点清晰，逻辑性强，语句简洁，见解深刻；游记文章的写作中有许多生动的笔，可以把握特点并加以渲染，使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充满生机，都可以表达对世界的感叹；传记的文字生动，情感见诸文字；编年史，叙述中肯，流畅清晰。平易近人、清新易读是它的整体风格特征。其中，方苞的《狱中杂记》、左钟毅的《大众故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是最受欢迎的散文。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白话文学应运而生，给桐城派以致命的打击。但林纾仍在鼓吹“尊孔读经”，逆时代潮流而动，反对新道德、新文学，被斥为“桐城谬论”，自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对象，桐城派古文运动自此结束。但是，兴起于200多年前的桐城派，不能归为反动派而一概否定，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这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巨大的散文流派，应该得到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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